图为中国农民工。（Getty Images）
承接之前几个星期的讨论，本周想讲一个涉及两位年轻人的真实故事。
十多年前，曾经有一段期间帮助两位在北京民工区的少年人，每月为他们提供少量资助，让他们可以向民工学校支付部份学费，让他们可以有书读。当时他们都是随着来自偏远农村的父母留在北京民工区生活的儿童，在北京四环之外长大，其中一人更是在北京出生，但就没有北京的居民身份。
虽然当时只是孩子，他们都盼望有机会读书，也相信多读点书将来就会有前途，可以过好一点的生活。他们虽然不懂表达，但在朦胧中，他们盼望可以拉近与其他土生土长同龄孩子的差距；也幻想自己只要努力求学，将来就可以突破父母及自己的贫穷处境，不用再流离于城乡，不用只能依靠仅足一家糊口的微薄收入。
在中国大陆，根据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所有6至15岁的儿童及青少年，享受九年义务教育是基本权利。但多年来，对于不少儿童及青少年来说，这种所谓“法律规定了的基本权利”只是虚文。他们也只能于民工区内那些民办的民工学校读书，每个月都要交学费。
几年后，他们名义上读完了初中，知道没有机会在北京参加高考，又难以回乡应试，成绩又不突出，于是便决定在北京的一所职业训练学校升读两年至三年的技能训练课程，希望能够学得一技之长，将来便可以在北京找生活了。但已经没有多少北京人子女会问津的职业训练学校，很多也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学店。大量录取民工子女，只是希望继续营运下去，保住教职员的饭碗，甚至利用教育机构的名义去谋取利益。到他们毕业前大约一年半，当时他们已经是15至16岁的少年，课程要求他们要进行几个阶段的“实习”。第一次实习，学校把他们分别分配到商场及超市做“业务推广”，实际上是每天站在路边派传单，或者在超市的试食摊档预备食物。那一次历时几个月，每天就如基层劳动职工般上班的所谓“实习”，就连午饭或晚饭的津贴都没有。但据他们所知，学校会收取商场及超市劳务费用。换言之，学校是把学生用作摇钱树。但他们总算是顺利毕业，取得了职业训练学校的毕业证书。
两个当年的民工子女少年，今天已经二十多岁，在职场打滚已经七年多。他们的父母及自己已经取得正式的居民身份，父母的工作也较以前稳定。但因为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民工，又是外地人，也要接济乡间的亲友，可支配的收入只是仅足持家。而他们两人就算取得职业训练学校毕业生的资格，也只能不断在一些下游职业中打滚，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能否算是中国达致了的全面小康的一部份，可能就连最高领导人都说不清楚。
在他们两人看来，自己的处境其实也与在北京土生土长的部份青年世代分别不大。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把现在与十多年前他们还是孩子时作个比较，以前还比较清楚看到自己作为民工子女与北京户口同龄世代在各方面的条件都有比较明显的分别。
但到了近几年，这种差距正在慢慢缩减，甚至已经不再重要。他们很多同龄的青年朋友，就算是自出生就拥有北京居民身份，如果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又不是出身于少数新冒起的小商贾家庭，父母又不是拥有专业背景的高薪一族，那是否属于北京原住民后代分别其实都不大。他们有些就算读完大学，都是面对着低薪、工时长、工作前景黯淡、看不到发展的机会，更惨淡的是看不到有突破处境的可能性。
可以这样说，他们这些民工二代，与北京原住民同龄世代的差别已经拉近了。问题是这种拉近不是他们自己作为民工的后代处境得到大幅度改善，而是就算原本就出生于天子脚下的北京青年世代，处境反而逐步恶化，恶化到与背负着外来人、民工子女这种原罪的低端人口都再没有显著的分别。
作为民工二代，两位青年人今天的处境，其实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复制着他们父母那一辈所处的弱势。但作为他们同龄世代的城镇青年，境况却显然朝着这两位民工二代的位置沉降。分别可能还是有的，那些原本就拥有北京户口的青年人，家庭及关系网的承托可能还比较好，让他们暗淡无望的人生看似可以舒服一些，可以躺平得更顺理成章。
从这两位民工二代与城镇居民二代差距逐渐拉近的现象来看，不能说中国社会对民工这一个独特社会阶层变得更公平，可能只是引证了多年前一位日本社会学家所描绘的“下流社会”，中国大陆整个年青世代都在向下流动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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