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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典故中学习中国式的管治理念(图)

 2017-05-03 14: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图片来源:pixabay)

导言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套管治国家、管治机构、管治人民的管治哲学,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西方的管理学、政治行政较侧重方法,而中国的较侧重精神。中国天人合一仍然是主导思想。在理念方面,皋陶和庄子提倡“天道观”,孟子提倡“仁义观”,欧阳修提倡“德治观”。在实践方面,皋陶提倡用人唯德、和衷共治、“五伦”“五常”、重德重礼和刑教并施;孟子提倡重仁重义轻利;欧阳修提倡用人唯德、坚守道义、忠信待人、珍惜名节和同心共济;庄子提倡顺天、德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应如此,以德来修好自己的心性,以德来打理好家庭,以德来管理好机构,以德来营运好生意,以德来管治好国家,以德来统治好世界,世界必能大同。能运用到生活中去,值得借镜!

另外,意大利哲学家马基维利的《君王论》影响着法国拿破仑、德国希特勒、意大利麦索里尼等专权的统治者,遗害深远,值得反思!。

和衷

首先讲一讲“和衷共济”。

“和衷”出自于《尚书》《虞(粤音“余”)书》之《皋(粤音“高”)陶谟(粤音“毛”)》。《虞书之皋陶谟》有这一段记载:皋陶曰:“天叙有典,敕(粤音“戚”)我五典五敦(粤音“吨”)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粤音“人”)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内容记载皋陶和帝禹对于以德治国的一段对话,《皋陶谟》就是皋陶献给帝禹的“谋畧”,当时,皋陶是舜帝的一位大臣,掌管刑法和教化。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这样:上天规定了做人的典范,这五种人伦的典范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人要把这五种人伦的典范配合“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道理敦厚的执行起来啊!(“五典”又名“五常”,即“人之常行”,就是人人都经常要实践的规范。)上天规定了做人的礼制,这五种人生的礼制就是祭祀的“吉礼”、冠婚的“嘉礼”、迎宾的“宾礼”、行军的“军礼”和丧葬的“凶礼”,人要把这五种礼制恭恭敬敬的执行起来啊!君臣之间、家人之间、朋友之间都要互相恭敬、同心协力啊!上天会任命有德行的去管理国家、民族,“五服”就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各有与官阶相称的五种服饰,配以五种与官阶服饰相称的五种佩戴、装饰,各官员就要各安其份、各尽其职啊!天亦会讨伐有罪的人,“五刑”就是墨、劓(粤音“二”)、剕(粤音“翡”)、宫、大辟(粤音“辟”),大辟就是死刑,其它的刑罚都与伤害人体有关,非常残忍,当今文明的社会不会使用,就不再解释了。“五刑”会配合五种行刑的用具来惩治犯了罪的人,所以要警惕人不可以行差踏错啊!

皋陶生于上古时期的帝尧、帝舜、夏禹时期,约西元前2280年至约西元前2170年,享年106岁。皋陶是一位贤臣,协助帝尧、帝舜和大禹制定刑法和教化工作,任内公正严明,奖罚分明,刑教兼施,社会和谐,天下大治,因而名闻后世。

《尚书》是古代朝廷议政公文。有一次,帝舜、禹与朝中大臣相议政事,皋陶讲出了他对修身、齐家、安民、治国的重要谋略,史官将他们的对话记录了下来,写成本篇《尚书》《虞书之皋陶谟》。在《虞书之皋陶谟》中,皋陶提出了“顺天道”治理之法。一、优越的治理制度就是集体共治,要“协恭和衷”,上下一心,互相恭敬、同心协力去把国家治理好;二、要以人为本,确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伦关系,配合“仁、义、礼、智、信”“五常”去做人;三、重人民的教化工作,重德、重礼、重伦常,自己以身作则,公正严明;四、“天命有德”,用人以德为先,以人的高尚情操为首要考虑条件;五、奖罚分明,刑教并施,人民、百官就会贡献国家,以求奖赏,人民、百官就会远离罪恶,不会行差踏错,以免受刑责;六、皋陶认为以上治理国家方案都是顺应天意,循乎自然的,他认为天就是这样定了人的伦常、礼教、体制。

共济

“共济”出自于《国语・鲁语下篇》:“诸侯伐秦,及泾(粤音“经”)莫济。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谓秦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于秦何益?”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粤音“铇”)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鲁人以莒(粤音“举”)人先济,诸侯从之。”

根据记载,春秋时代,晋国为了报仇,号召诸侯出兵攻打秦国,途中经过泾水,军队不能渡河。晋大夫叔向就去请教鲁国的大夫叔孙豹:“诸侯认为秦国不守道义,所以要攻打她,但是到了泾水就不能够渡河,这样子又怎能攻陷秦国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叔孙豹回答说:“我不懂其它的事,只懂得吟诵《诗经・匏有苦叶》。”得到提示的叔向告退后,立即召来掌管船只和军务的官员,说:“苦匏不可食用,只能共济,就是拿来当作渡河的浮囊。叔孙豹一定是打算要渡河了,你们要尽快以苦匏来做船只,渡河的准备做好了之后,我们就跟着叔孙豹一齐渡河罢!”到了真正渡河的一天,鲁国的人以莒国的士兵先渡河,然后,其他诸侯的士兵跟着渡河。

这个故事讲出了懂得造船的造船,懂得水性的先渡河,大家各展所长,最终所有士兵都能顺利渡河。

和衷共济

“和衷共济”是由“和衷”和“共济”两个词语组合而成。后来这两个典故被合用成“和衷共济”一个成语,用来比喻大家一条心,彼此同心克服困难,共渡难关。

同心共济

宋朝欧阳修的《古文观止卷九朋党论》:“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这篇文章讲出了一个人应有的操守:要坚守道义,要以忠信待人接物,要珍惜名节。以这样来修身,大家才是同道,彼此的心性都有提高;以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家才能“同心而共济”,国家才能管治好,由此至终都要一样。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清晰讲明人要守道义、讲忠信、保气节,以这样来治理国家,大家才能同心一致将国家管治好。

我们身为中国人,大家有没有做到“和衷共济”、“同心共济”呢?把我们的家庭打理好?把我们的机构管理好?把我们的生意经营好?把我们的国家管治好呢?切勿中国人斗中国人呀!

仁义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套管治国家、管治机构、管治人民的管治哲学。“仁义”亦是其中之一。

《孟子》《梁惠王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粤音“手”)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白话语译就是:孟子去参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老先生,您千里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应该有利于我梁国吧?”孟子回答:“王上,何需一定要讲利益呢?亦都可以讲仁义的!”如果作为一个王帝只顾说:‘怎么样使我的国家得到利益呢?’作为一个当官的人只顾说:‘怎么样使我的家得到利益呢?’作为一个市民只顾说:‘怎么样使我本身得到利益呢?’如果上上下下的交往都是想从中取利,国家就危险了!”

《孟子》《梁惠王上》讲出了:人与人的交往、人与国的交往、国与国的交往不应都是想从中取利,亦都应该讲仁义的。各位读者:若果国与国、国与人、人与人的交往只有利而没有仁义,那么,国家和人民就会遭逢厄运、遭报应了!天灾人祸就在所难免的了!所谓“人不治天治”!

古代的中国人有一套管治国家、管治机构、管治人民的管治哲学。“德”又是另外一个范畴。

《庄子》《南华真经内篇》《天运第十四篇》云:“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这篇文章就是说:上天有六极五常等各种天象,这里“五常”是指“金、木、水、火、土”“五行”,“六极”是指形成万物的一些元素。作为一国之君,若能顺应天时,便能治理好国家,若逆天而行则会招来凶险。以德来治理国家大事,德政会惠及人民,就受到天下人民拥戴,这就是“上皇”,上好的皇帝。

历代先皇、先贤、先哲会仰观天象、读易理、推术数,都希望道法自然,然后以德把国家治理好,以德教化天下,上行下效,人民安居乐业,材德兼备,自然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要彻底解决人与人、人与国、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由上而下应要重德,人道德低下社会就乱,大家和谐共处是官民的共同愿望,不是单靠完备的法制、强大的兵权、警力所能做到,只有威德大、民望高的当权者以德治天下才能达到。若当权者能修德养性,兼善天下,又以德治国,体恤民情,人民必在德政下蒙福,施政才受人民爱戴,社会无积累怨气,政府施政必然都能顺利推行,除了民生、经济尽量做好外,还要为国人缔造一个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民主的空间,民心之所向,国家必然太平盛世。上行下效,人民也必重德修心,世人有目共睹国家的太平昌盛,眼见以德治国功效,必会争相效法,造福世人,才是贤德者之所为,才能在历史上流芳百世,不枉此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是,以德来修好自己的心性,以德来打理好家庭,以德来管理好机构,以德来营运好生意,以德来管治好国家,以德来统治好世界,世界必能大同。

反思

《紫钗记》

当朝廷高官贪赃枉法的时候,人民就渴望有神明保佑,有正义的人物来打救。在唐涤生名曲《紫钗记》中,卢太尉假公济私,要男主角李益与他的女儿结合,女主角霍小玉在贫病交迫之下求神帮助,遇上朝廷命官黄衫客出手相助,最终积善德得善缘,有情人终成眷属,卢太尉就造业遭报。做官就要做受人民爱戴的父母官啦!

《The River of No Return》

当国家治理得不好,人民的生活就会苦,为了生计,人民被迫要远离家园,漂洋过海,在外地过着无根的生活。《The River of No Return》(《大江东去》)这个电影的背景是1849年后美国西北山区的淘金热(Gold Rush)时代。当时中国国力正走向衰弱,很多中国人都被“卖猪仔”式到当地掘金,中国人聚居多了,就形成了后来的“唐人街”(Chinatown)(又称“华埠”、“中国城”或日本人所称的“中华街”)。

《君王论》

尼可洛・马基维利(Niccolò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的哲学家,亦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君王论》提出了君主可以不择手段,甚至采取邪恶的手腕去巩固自己的政权。《君王论》被很多专权的统治者如德国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意大利麦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等独裁者视为金科玉律,遗害深远。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欠缺人性、无止境的贪婪、权力欲的结果,暴露了人性最丑恶、最凶险的一面。

1804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原先打算将《第三首交响曲-英雄》(Symphony No.3-Eroica)这首乐曲献给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以为他是一位会推行民主、反帝制的一位开明的统治者,后来发现他还是一位独裁者,决定改为献给一位赞助人Prince Joseph Franz Maximilian Lobkowitz,但是,曲名仍维持《英雄》(Eroica)。《君王论》亦是拿破仑奉为金科玉律的一本书。历史告诉我们独裁统治通常都难得民心,被人民所唾弃!

贝隆夫人

阿根廷前第一夫人伊娃・贝隆(Eva Peron)(1919~1952)是前阿根廷总统贝隆(1895~1974)的第二任太太,她从一个乡村小姑娘一跃而成为受万人敬仰的、在当时可说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士,她在阿根廷大大提升了女性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福利、卫生、医疗和贫穷等,对阿根廷人民来说,她是一个伟大的领袖。

生命智慧话语

本文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同舟共济。”

“同舟共济”出自《孙子・九地篇》。《孙子・九地篇》是这样记载的:“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个典故发生于春秋时代,吴国与越国交恶,当吴国的人与越国的人共同坐在同一艘船渡江的时候遇到风浪,大家彼此相救好像左右手一样合作得非常好。这个典故也反映了传统的中国人都明白到大家要患难与共,同心协力,团结互助去克服困难。我们身为现代的中国人,大家都要“和衷共济”、“同心共济”、“同舟共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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