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包括新闻通讯、特写)都强调真实性,中外概不例外。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但是,我目睹新闻报道中的“克里空”现象,还是不少,有时自已还是参与者。早在五十年代末发展到令人惊讶的地步,甚至严重违背科学、违背客观事物规律。“大跃进”时高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口号勉强说得过去,但作为新闻是不允许的。湖北孝感水稻亩产20万斤,赫然出现在全国各大报刊载,还附有照片,人站在稻穗上故作姿态。试想20万斤稻谷平铺在一亩地的面积上,都有几尺厚,怎么长出来的?但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提出任何疑问。
到“文化大革命”时,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和虚假现象发展到顶点。几乎所有的新闻(也包括文章),导语上都冠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红旗猎猎,东风劲吹,凯歌频传”、“一派莺歌燕舞”等等词句,现在回忆起来,都令人哑然失笑。自己也不例外,无意中卷入了这个“英雄辈出”的年月。
年四旺是中共一个大典型的战士。(网络图片)
1966年12月31日,山西大同市发生了一起解放军战士年四旺抢救列车的事件。年四旺所在部队是总后直属某工程兵部队。总后副部长张令彬接到电报,批示派人去调查。回来说,是个蔡永祥式的战士,是个大典型。于是派人写,去深入调查。
在大同住了近一个月,作了一些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年四旺回连队时,发现铁轨上有块大石头,他便搬开了,这时列车正在通过,被气浪冲倒,有脑震荡现象,认为是蔡永祥式的战士,应当予以宣扬(《大同日报》已作报道)。当时被打倒的邱会作已重新回到总后掌权,全军后勤系统直至连队以邱划线,凡是拥护邱会作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个机会,总后的几个跳梁小丑认为是后勤从未有的大典型献出,邱会作签发报军委办事组,邱会作本人就是军委办事组成员。这样对于邱会作无疑是脸上贴金,大捞了一笔政治资本。
总后决定要大宣传,写通讯、拍电影等等。四月份又派我和王宗仁及《解放军报》记者马真划等人再次赴大同调查,同时写一篇通讯。我们到连队时,首先被问到是“姓邱还是姓李”(指总后政委李聚奎),甚至我们到连队和战士谈话也有人跟踪。我们表示,我们只是来了解年四旺,不谈“文化大革命”。
年四旺是入伍不到一年的战士,平时表现也不是很突出,挖掘他的英雄事迹有些难度。但我们是去写他的事迹的,就在和年四旺的战友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升华(拔高),甚至演义,拼凑出一些事迹来。从发表的通讯、日记、故事中,可以看到主要是学毛主席著作。比如,年四旺思想精华“一闪念”,就是我们几个人在招待所房间里侃来侃去侃出来的。有的说“一瞬间”“一闪忽”,最后侃出年四旺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什么叫“一闪念”,年四旺本人也不懂,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后来“一闪念”竟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话。
再回头来说年四旺搬掉的石头,有七十多斤重。据大同铁路局公安处负责人讲,放石头的是一个傻子,他要搭车,所以放大石头让列车停车。而且这块石头并不会颠覆列车,因为车头设有扫除障碍的铁杆。年四旺搬掉石头,确是出于维护人民利益,但如果如实写,说放石头的是个傻子,意义就不大了。最后我们写成一篇通讯《心中只有毛主席》同时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我分工写救火车这节,先写了二段“大好形势”这些套话。第三段年四旺在市里办完事回连队,虚构了他愉快地唱着语录歌,边唱边走。然后写434次列车载着胜利、红卫兵飞驰而来。接着两段写年四旺搬石头:
“年四旺一双锐利的眼睛注视前方。他突然发现铁道上有一个行迹可疑的人。再细看,钢轨上放着一块石头。年四旺脑子里一闪:在这阶级斗争深入发展的时候,在新年前夜,阶级敌人阴谋颠覆列车……他大喊一声:‘有人破坏!’立即奔过去,一把抓住那个家伙,和他厮扭起来。这时候,列车高速度地冲着九号桥疾驶过来,越来越近,离大石头只有30米了!”
“在这危急万分的刹那问,一个洪亮而又亲切的声音在召唤:‘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毛泽东思想指挥战士冲上去!年四旺热血沸腾,全身充满力量,满腔的阶级仇恨凝成一拳,狠狠地一击,将那个家伙打下了路基,然后冲上铁道,迎面朝火车冲去。巨大的车头、浓烟、强光、气浪,向着年四旺压来,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刚刚搬开那块沉重的大石头,黑压压的火车冲到身边,年四旺被撞倒了。”很清楚,这两段一些情景是我虚构的,不虚构不能完成任务。“他大喊一声:‘有人破坏!’”、“和他厮扭起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召唤”、“狠狠一击”、“将那家伙打下路基”等等情节,都是想像虚构出来的。即使后来说年四旺醒来后第一眼认出毛主席,也是护士们凑在一起回忆时讲的,他写的“毛主席”,原稿我也没看,只是听说他写过而已。
通讯最后倒数第三段:“一位老矿工,眼里闪着泪花激动地说:‘又一个蔡永祥,又一个毛主席的好战上’。”这纯粹是我编出来的。后来定稿时,大家说这一节写的最“精彩”。
以后着实宣传了一番年四旺,邱会作自然得意,还把年四旺拉上天安门城楼,和林彪一起照了像。原来那个M又摇身进了年四旺宣传办公室,指手划脚,好像他就是年四旺了。
有趣的是当年国庆节,把年四旺的父亲从安徽请来北京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年四旺见面。大家都想听一听英雄的父亲有什么豪言壮语,记者们也捧着本子等待记录。年四旺的父亲对儿子说:“肥儿,这回你好了,名利双收。”弄得在场的人啼笑皆非。
报告文学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情景,人物的个性,虚构或描写一些细节。新闻通讯,我认为必须是一是一,二是二,只有七分,不能写成十分。年四旺搬石头是件好事,值得表扬。但作为一个英雄典型,显然就是人为地拔高了,严格地说不真实。我们处在那个年月,也脱离不开“高大全”的窠臼。多年来.我每当想到写年四旺这篇通讯和写他的故事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无可奈何的感觉。年四旺后来转业留北京工作,我见过他一次。听别人说工作中也没有表现出什么英雄本色,人们也渐渐忘记了风云一时的年四旺就是他。
“文化大革命”10年动乱,新闻和文学都走过一段可叹的曲折的道路。那是一个疯狂的年月,一个颠倒的年月,大趋势如此,个人无法逆转。
编者注:
原文作者张均杰(1930年~),笔名李天,江西上犹人。早年从军,大学本科学历,当过记者打过仗,毕生从事文字工作。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均有涉及。
(本文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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