豌豆花盛开的季节（上）
一
新年刚过，社中（公社中学，现在已改为乡中）的招生成绩榜就公布了。第一名是北村的一个男孩，第二名是润，我第三。那年我十五岁。
润与我同村、同龄。他父亲与我母亲是同事。不同的是他父亲是校长，而我母亲则是一名普通的小学教师。
从一年级起我们就在一个班，直到初中才分开。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孩，修长的身材，修长的眼睛，长得白白净净，性格却非常腼腆，常常是语未出声脸先红，母亲说他像个大姑娘。他是老师们公认的好学生。在班里他是班长，我是副班长，他数学比我好，而我语文比他强，在学习上总是我们俩争第一。但他赢得时候多。初中时我们去了邻村读书，他在一班任副班长，嘉兰任班长。我则是二班的副班长，李江是班长。
嘉兰与李江同村。李江是个憨厚的男孩，与我们同龄。高个，肉眼泡，微卷的头发，不善言辞，急了说话还有些结巴，人也有些木讷。但他有一副好嗓子，学校组织文艺演出，总少不了我们俩。他的哥哥是村支书，堂兄是村长，他的家族在村里很有势力，村里几乎是他们家族的天下。他的姐姐嫁到了我们村，也当上了管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
嘉兰长我们三岁，中等个，丹凤眼，长得很丰满，美中不足的是，她的眉毛很浓，嘴唇上的汗毛也很重，有些像男人。她在学习上不太聪明，成绩中等，但她在人情世故上却非常精明、老练。在老师面前也很会来事，所以老师们都非常待见她。虽然只年长我们三岁，但她却比我们成熟很多。在她的面前我是那么单纯、幼稚，依然是不谙人世的小女孩。虽然不在一个班，但我俩的关系却很好。我没有姐姐，就把她当作姐姐。所以有什么心事不跟母亲说，也要跟她说。在她面前我是个透明人。上高中了，润分在了十七班，我和嘉兰、李江分在了十六班。
社中离我们村有五里地，那时我们走读，每天上下学都是步行。乡下长大的孩子都能吃苦，这点路对我们来说也不算什么。
社中的校址建在离村子很远的一片庄稼地里，四周有围墙圈着。四排瓦房整齐的排列着，西半部是教室，东半部则是教师的办公室及宿舍。中间有一条林荫道隔开。学校的西边有一条农田灌溉渠，渠岸很宽，可两人并行。为了抄近路，我们住在南面村的孩子们，上下学都走渠岸。
每天的上、下学路上看着田园里的花开花落，庄稼赤橙黄绿颜色的变化，又何尝不是在欣赏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班主任是北村人，是一个四十多岁长得矮矮胖胖的男老师：稀疏的头发、红红的皮肤，黄色的眼珠鼓鼓的，很大，像个外国人。顽皮的男孩子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野牛”，可能脾气不太好吧，他教我们语文。
开学没几天，与新同学尚未熟悉，学校就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卷子发下来，我略微浏览了一眼，便埋头飞快的答了起来。教室里静静的，只听见钢笔落在纸上的沙沙声。
“阿哲！你在做什么！”突然，一声怒吼打破了教室的宁静。同学们“唰”的抬起了头，只见老师怒气冲冲、大步流星的冲向了我右侧的一个男孩——大概他在作弊吧。
男孩见事不妙飞快的抓起卷子，嗖的一下窜到了教室后面，并冲老师做了个鬼脸。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了，老师的脸立刻变成了紫茄子，恼羞成怒，前去抓他，谁知男孩机灵的像个猴子，绕了个弯又嗖的一下窜到了讲台上，依旧冲老师做着鬼脸。老师更加气急败坏：“我今天非抓到你不可！”于是师生俩绕着讲台玩起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同学们的笑声也达到了高潮，就剩掀翻房顶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调皮的男孩子，直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从此，我记住了这个名字：阿哲。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悄悄的打量着这个叫阿哲的男孩：他个子不高，长得很墩实。一头浓密的头发又黑又亮，白净的脸上唇红齿白，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漾溢着聪颖与机智，摄人心魂……
二
花开花落，春去夏来，一个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学期开始了。田野里大片大片的豌豆花盛开了，紫色的花瓣犹如飘然欲飞的蝴蝶，非常漂亮。一对对美丽的蝴蝶飞落在花瓣上，竟然令人分不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课外活动时，我把收上来的作业送交老师的办公室。老师留下了我，谈起了阿哲的情况：“我与他的父亲是同学，他父亲在北京工作，母亲在乡下。他下面有一对双胞胎弟妹，他母亲身体不太好，这孩子很懂事也很孝顺，早早的就帮母亲干活，别看他岁数不大，在家却是挑大梁的……”我静静的听着老师的讲述，脑海里又清晰的浮现出那双黑亮的眼睛……“上次他父亲回来时，一再嘱咐我叫我好好管管他的学习。这孩子很聪明，就是不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太顽皮了，唉……”老师叹了口气，瞅着我道：“你的学习好，性格也柔，你帮帮他吧！”我张大嘴巴望着老师，惊讶的不知说什么好。
走出老师的办公室，我的心还在云里雾里。
校园里满是高高的杨树，碧绿的叶子遮蔽了林荫道，金色的夕阳洒落在墙上、地上，也映照着在操场上奔腾、跳跃的青春少年。歌声、笑声、吵闹声不绝于耳。操场上无论有多少人，那个机灵的影子总会最先进入我的眼帘。
在初中的时候，男女生之间还能彼此说上几句话，上高中后，仿佛神划了一条无形的银河，将男女生隔开了。彼此都默默遵循着不说话的规则。除非特殊情况，否则谁也不敢轻易跨越这个雷池。
班里重新安排了座位，阿哲坐在了我的身边。和素日调皮活泼的他判若两人，仿佛是一个孩子做错了事又当场被人抓着了一般，非常的局促不安，满脸通红，手脚都不知该往哪放了，看他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我心暗生怜悯。我知道造成他不自在的原因只有一个——全班也只有他与女生同桌。
自从调整座位后，前桌的女生阿琴——一个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爱说爱笑的女孩子，却总是有事没事的回过身来与我说话，眼睛却时不时的瞄着阿哲，阿哲却从不抬头看她一眼，甚至很反感的样子。那天自习课上阿琴又要转身与我说话，冷不丁阿哲一撤桌子，阿琴被摔在了地上。同学们都哈哈大笑了，阿琴弄了个没趣，再也不回身与我交谈了。
数学课上，正在讲课的老师突然停了下来，目光直直的盯着我的同桌，我扭头一看：天哪，他在课桌下正埋头看小人书呢。我急忙把他的书抢了过来，藏在了抽斗里，他恼怒的看着我，眉头拧在了一起，刚要发火，一抬头，老师已经站到了他的身边：“阿哲，上课好好听讲！别搞小动作！”他脸红了，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
课间同学们都陆陆续续的出去玩了，一向在屋里坐不住的他，例外的没有出去。我轻声问他：“你怎么上课不听讲呢？”他脸红了：“我听不懂！”“没事，以后有不会的地方我教你！”他温顺的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在课间或课外活动同学们都出去的时候，我就在教室给他补课。他很聪明，学得也认真，他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大。
那天课外活动时，我又在教室给他补课，忽然一个男生跑了进来，看见只有我们俩，就又扭头跑了出去。我没有在意，依旧给阿哲讲着题。
渐渐的同学们中有了些风言风语，我没有理会，依然我行我素。我不知道从几年级起，我就成了谣言中伤的对象。我自幼体弱多病，但非常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画画、看小说。唯一不喜欢的是体育运动。所以体育考试我从来都是不及格。
从小到大，我都是学校的文艺骨干。在初中时，学校组织文艺汇演让我与李江对唱“革命样板戏”选段，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我最爱的是优美抒情的电影插曲，那时我对音乐非常痴迷，一部电影看上三遍，上面的插曲我就全都会了。然而在学校演什么节目是由老师指定的，我们只是为共产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工具，演什么节目，唱什么歌，我们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因为和李江对唱，所以在一起排练的时候就比较多一些，但他人憨厚，不爱说话，所以我们之间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因为老在一起演节目，同学们中就开始流传起我俩的谣言，都是无中生有的无稽之谈。
那天，阿哲上课没带语文书，我就把我的课本放在了课桌的中间，老师看见了，表扬了我们俩，这一下却捅了马蜂窝，关于我俩的流言蜚语立刻就在全校传开了。从此阿哲成了男生们起哄的对象，每次都羞得他满脸通红。从此他再也不敢在课间呆在教室叫我给他补课了。
暑假很快到了。那时乡下的暑假与城里时间不同，是选择在三夏麦收的大忙季节。我们那年放假没有休息，而是到了河边学校的“五･七”农场参加劳动——收麦子。
农场在河西，与大河隔着一片不太宽的防护林。几十亩麦田金浪滚滚。那里没有多余的宿舍，临时腾空了两间大仓房让我们住。没有床，就在地上铺了些稻草打地铺。好在是夏天，倒也无所谓。唯一讨厌的是：因为曾经是仓房，所以里面的老鼠特别多，第一天晚上，老鼠竟猖狂的在我们的脸上、头上爬来窜去，吓得胆小的女生们不停的尖声大叫。所以第一个晚上，我们几乎都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大家就投入了紧张的麦收劳动。一个上午干下来，大家都累坏了，也困坏了。吃过饭，便都躺下睡了。因为我身体孱弱，干活累过了头，就有些发低烧，浑身燥的难受。因为无法入睡，索性拿起一本小说去了河边。
树林里浓荫蔽日，一进去就觉得清凉清凉的，非常舒服，身上的燥热立时消减了许多。洁净的沙地上长满了沙篷和不知名的野花。我信步来到了河边，河面很宽，河水却清清的、浅浅的。周围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影。只有树林里的鸟儿在歌唱。我甩掉鞋子，赤脚趟进水里，河面上映出了一个长发飘飘、笑容可掬的紫衣少女。河水凉莘莘的非常惬意。清风徐来，碧波荡漾，芳草萋萋，鲜花芬芳。此情此景，令我情不自禁的展开了歌喉：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
一曲唱毕，我余兴未了，欢笑着将采集的野花抛向了河面…
无意中我一回身，只见几个男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的树林里，正目不转睛的瞅着我，其中有我熟悉的影子。我立刻羞得满脸通红，狼狈的抓起鞋子和书匆忙离去，身后传来了男孩子们的起哄声，他们怪声怪调的叫着“阿哲！”“阿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