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不承认中共国市场经济国地位又“错”了？(图)

中国律师高智晟。（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12月26日讯】美、日、欧又错了——不承认中共国市场经济国地位。无疑，又是“国际反华势力的阴谋”了。无耻至仅遗一张更其无耻的“爱国”皮的黑帮及其文武鹰犬们又敌忾心大炽了！各大党媒，满脸无辜外加一脸诚实而呶呶不休，总而言之概而言之当然是：别人的错了！

台海问题：别人的错；香港问题：别人的错；东海问题：别人的错；美国问题：别人的错；韩国“萨德”问题：别人的错；人权问题：别人的错；市场经济国地位问题：别人的错……只有正确和世界第一的历害是绝对归他们了。看看被绝对控扼的党媒妖气蓬勃至怎样使人目瞪口呆的程度。凡正当的人权就于他们有碍，一律的压制在“内政”之下，扫入“反华”一路；所有人类此前的普适文明成绩悉与他们不便，竟至寝食难安。这究竟是他们至末路，还是人权、人类普适文明临了穷途？直使人觉得他们是一群生物的别类种。

有人说美、日、欧终于在中共恐怖组织面前硬气了一回、清醒了一回。这实在是大谬不然。在利益的折冲算计方面他们从来都是清醒的！

言及中共的厚颜无耻，人类此前的任何判识标准、习惯悉显无力感。如果有人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这种视力比双目失明还要糟糕。它本不具有市场经济国地位，谁敢不承认，它不仅决定了你的错，而且决定了你的“反华势力”去处，若坚持不承认就起诉你。人群中的歧见本是寻常事，而以诉讼形式止争息讼则不是土匪强盗的习惯。一群在国内无法无天的匪盗之徒突然去俯身法律——起诉别人，但寓于此间的意义却绝非因为强盗宝爱开来法治的结果。

前阶段有消息说欧盟经过十五年的评估得了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地位结论。我彼时在一篇文字中慨叹：“欧洲人这是怎么了，何至于评估而且还十五年？有着正常人的眼睛和耳朵便可！成熟的、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产权保障制度，自由公平的交易制度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还有谁看不见在今日中国，持续而普遍发生着的强制拆迁的恐怖现实里，辄即动用如蚁众的专业流氓——武装军人、警察、党的干部、和业余黑帮流氓们、常与成群的悍犬合力，长期以来，几近以战争的状态对付所有权人，以无底线的血腥暴力，甚至以杀戮的方式来完成权贵们所需要的‘交易’。几十年来，他们所进行的就是一场消灭所有权、灭绝公平交易的反市场经济普遍法则的法西斯战争。”

外国人总是通过他们迷信着的专家的文字了解中国。我敢肯定，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共本质认知的全面及准确程度会超过一位中国的文盲访民。

市场经济地位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刚性条件，缺一不能。其一、市场经济应当是自由经济。它意味着自由平等的市场准入、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及自由平等的经营环境保障；其二、自由经济当然地含括经营主体无差别、无歧视地、自由自主地对大众传媒的经营权利，即自由创办各类媒体的经营权利；其三、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障；其四、政府不得是市场具体的经营者，不可且亦无制度条件干预乃至操控经营或交易。制定一国内普遍性的经济规则，保护、保障规则的良好、和谐运转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界限；其五、打击垄断经济，更不可有官权垄断经营。

在中共恐怖统治肆虐下的中国，对上述五个方面的野蛮反动已至怎样使人触目惊心的境地！无法无天的权力可随时随地随意扼死任何一个经营主体或任何一桩具体交易而不担责。自由经营大众传媒更是被当局视为恐怖犯罪以上的“公共危险”。而官权垄断下的行业在中国就是戴着官面具的持枪抢劫。不仅如是，司法就是黑权力的掌中物，当局抢了你的企业、财产，受害者还不得控告它，它抢劫经营者或所有权人是“执行公务”，受害者去控告它就是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这样的倒置黑白、伤天害理的事成了“政府”的日常事业。

一群人用几十年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财产，这些集体经营企业的全体成员却不能享有处分权。这样的企业若不死不活，或竟生命垂危，它反倒是安全的，最危险的就是积累下了巨额财产的集体企业，近三十年来，还没有听闻有一家幸免于难的。

我曾有一段时间因参与这类型案件的代理，在全国得了些名声。但太过于血腥了，没有一起能进入司法程序的，因为出面抢劫的一线打手全是地方贪官悍吏指使下的公检法人员，被叫成“联合执法”。我后来是有意躲着那些苦主的追寻，因为这是公开悍然的野蛮抢劫行为，我个人对于邪恶又绝不肯妥协，各地黑帮政府作为打击我锋芒的一部分，无一例外地对我的委托人实施野蛮绑架、非法囚禁。强盗抢了财产，还要以法官的面孔来治受害者的罪，这种残酷现实对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对我作为人的天性正义感情造成灾难性摧抑。那种罪恶的公开嚣张及倒置黑白的气焰常使我悲愤难遏，你眼睁睁地看着罪犯们的横行无羁。抢劫过程及抢劫后，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以公检法的面孔、有时直接以政权的面孔施虐。委托人的下场都很惨，2002年一年里，仅山东省就有两起我的当事人被绑架后非法囚禁的恶例。

山东日照的正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被当地“政府”抢占后，企业主秦波因告状被网上通缉，到处被追捕，日照政府派人盯踪我，企图拘捕之，最后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捕，终于被逼放弃全部财产，答应不再告状后，关了几个月被“取保候审”。最具标本意义的是山东淄川制药厂，当时正是后来主导在陕北油田实施更大规模抢劫私人投资成果的中共祸首之一的李建国“主政”。那种抢劫犯罪的直露、大胆、以及强盗们对抢劫的丑行连一点遮掩的冲动都不再有的熏天气焰，使得见识过些恶吏罪行的我仍持续的震惊不已。制药厂的祸难正在于它有个十分精明能干而视信誉若生命同重的厂长冀发荣。他带领几个人从小作坊开始，发展至企业资产过亿元而每年产值超亿元，淄博市委书记垂涎制药石每年的巨额利润，竟然下文件要接管这家纯粹由劳动者自己的汗水和智慧积累起来的企业，遭到了拒绝后便公开要流氓——强行接管，冀厂长被逼进京告状找我。至我赴淄博市调查时，无法无天且早已利欲熏心的贪官恶吏们又使用开了他们的如意刹手锏——耍流氓。先是在公共场所，淄博市工委的一名叫黄×翔的官员咬牙切齿当面耍流氓威胁、侮辱我（他的名字我记不确切了），第二天回北京便发现有人跟踪。最无耻的是，期间这些坏种们通过《中国质量报》熟人，企图用30万现金以法律顾问费的名义买通我，被我拒绝后，这群流氓强盗，竟然24小时围聚在我的家门口，小区保安要求离开时，他们竟亮出了警察身份，说他们在执行“公务”。他们寸步不离地跟踪我，使我无法与当事人见面。后来，这群贪官的鹰犬们竟通过我的通话记录获得了冀厂长的电话号码，冒充央视记者要采访，骗得见面时，突然两辆面包车冲过来，扑下来一群人绑架了冀厂长。同样的黑帮手段、流氓套路——无限期囚禁却不是在“法律”规定的场所。结局也是一律的：被逼放弃财产，不再告状后放人。

没有任何职业能像律师业一样，看清中共犯罪集团的邪恶本质，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尚有人性、良知的律师走出这个恐怖体制、而被他们凶残迫害的原因所在。在这种公开的抢劫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政权的恐怖，国家权力成了如意的犯罪凶器。“领导同志”组成的犯罪团伙驱策公检法抢劫了你的财产，你在他们管辖的地方状告，他们不理你，你若到外面去控告他们，他们便用更恐怖的犯罪手段迫害你，最后以法官的面孔审判你。这就是今天经营者在中国必须面对的实在现实。

李建国后来到了陕西后又创下单起抢劫经营者财产最巨、涉及受害人最为广众的犯罪记录。一次从十二个县市、聚扰了三千人的“党的政法干部队伍”钢枪钢盔全副武装，抢劫了六万投资人一百多亿元的财产，这就是2004年震惊全世界的“陕北油田抢劫案。”在抢劫高峰期，十二县市、公检法“党的政法干部队伍”全部出动，对不愿乖乖交出财产的受害人实施迫害。许多投资者戴着手铐、脚镣被折磨后大哭着签下“同意”交出财产的文书。几个月之内，所有各县交通要津处，都有特警设卡检查，许多后来被抓捕的投资人哭诉：每个检查点上，都用化肥袋装着手铐，满满地立着几袋子，堵截上访告状者，榆林，一时变了人间活地狱的去处。

2004年，2005年，两年间，我代理的几乎所有案件都立不上案，以著名的广州大学城案中大规模抢劫、毁灭私人财产暴行案为例。状告广东省政府，广东省几级法院摆出一律的泼皮无赖相——就是不给你立案，你能怎样？最后飞回北京，最高法院同样不给立。最后一招，从土地法的角度，要求中共国土资源部履行查处广州大学城违法占地的作为义务，按照中共“法律”规定，它要不履行作为义务或对我的请求不予回复，均可以起诉它，可照样的一路碰壁。你遇到的所有环节，一群一群流氓无赖不绝如缕，就是不理你。有些案件，即便侥幸立了，被告若有背景，法院给你下个裁定驳回，它会说这不该由法院受理，受害人只有绝望一途，最典型如北京可控硅企业诉北京瑞普电子集团财产抢劫案。

位处三元桥东角的北京可控硅集体企业很穷，却有价值几十亿元的土地，被一家叫瑞普电子公司的老总给看中，他们显然不想掏钱买，他们有一位副市长后台，一起到可控硅看了一趟，经“领导同志”点头后就强占了人家的土地，很快建起了瑞普大厦（李和平律师事务所所在的大厦）。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共产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可控硅企业不服，就委托我诉至北京第二中级法院，立了案，我曾公开宣称，那个案件只有一个判决方向——原告胜诉，败诉的情形只有一种，即第二中级法院宣告不执行中国法律。结果我们败诉了。我找主审“法官”理论几次，后来在那实习的书记员说他们法官很委屈，因为他们写好判决书去找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签字时，副院长一把将那份判决书夺过去塞进抽屉后，自己竟拿出就是我们后来见到的那份“判决书”，要承办人签名，说这个案子特殊，不能按正常程序结论，命令承办人签了字，承办人签字时连内容是啥都不清楚。据后来可控硅企业了解的可靠信息，瑞普电子向那位副院长行贿两百万元，换得了“胜诉判决”。

正当的土地所有权既是财产所有权之本，又是自由经济之本。在中国，作为人却被剥夺了成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可能，其法律直接排除了人作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可能。只有抽象的国家所有权，而国家并不具有所有权的利害表达能力。过去68年的全部经验已显明，只是以政府名义行使权力的那部分人成了事实上的全国土地的所有权人。人民被排除在国家土地所有权权益之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成了天经地义。广大人民，便是祖上传下来的宅基地，其所有权权益是远在共产党出世前便合法取得，共产党一来后一纸决定，便把它自己还未生出前业已生成的土地所有权、房产占地所有权说成是它的。它颠覆了此前全人类一直以来遵循的所有权取规矩——合法取得。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叫：没收，就是仗着抱团的规模力量抢得。作为人民祖祖辈辈继承下来的国土，竟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于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毫无关系，所有人民稀里糊涂中反成了自己祖国的寄居者，所有的房产都没有了所有权根基。祖上承继下来的房屋及其占地所有权，不仅房产占地所有权被决定归了共党，连房产也只决定了所有权的七十年大限。

许多人，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也读不懂中共体制，没有比士匪强盗“治国”更恰切的说法了。不仅仅是止于无独立司法，它在许多地域或行业，在“国家”体制建制上干脆就是经营者与“司法者”合体，最典型诸如作为经营者的铁路企业内部公、检、法齐备，广覆新疆大半地域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营级单位有法庭，团、师、兵团农场均有公、检、法建制，初级、中级、高级法院齐备。这种谎谬现象恐世界独有。这种“法院”判决书上的印章都没有国徽，用红五星来代替。

司法审判是国家权力之重要一极。以宪法为依据，以国家名义行使是司法权合法及正当行使的要式条件，全世界一律。而作为经营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农场“法院”在“宪法”外行使着“司法审判”权却实在是真的，更实在的是他们不是以国家名义行使。我曾指出这个荒谬现象，结果被农六师中级“法院”人员指斥说我“吃饱撑的，兵团成立了半个世纪，还没有人质疑过这事。”尤其是内地的当事人，与兵团农场做生意发生纠纷打开官司后才发现，作为合同的一方竟成了审案“法院”，后悔与绝望是不难想象的，然而这究竟是现实。兵团一个师级农场内就设置终审法院，许多经营者常气的吐血，终于只能吐血而已。

新疆广袤房地产公司挂靠农六师下属单位，起初经营不景气时，农六师下级农场发文给兵团房地产公司请其接收。后者立即书面回复拒绝。原来广亵公司积累了近千万巨的资产，农六师下级农场突然强行“接收”。该公司是白益本父子三人投资经营发展而成的，于是对农六师的抢劫财产暴行进行控告，结果遭致灭门之灾。被通缉逃跑的七十多岁的白益本老人，大年三十在我老家坟地蹲守等到我，两个儿子：白生俊、白生疆均被判处无期徒刑。我记得当时农六师检察院起诉科长曹超任“公诉人”，他就是一个干脆的流氓土匪，我之前的两名新疆名律师被他以赤裸裸的流氓手段赶走，开庭一结束，他就在“法庭”门口伸出胳膊堵住我，说我涉嫌犯罪必须带走接受调查，下流地纠缠不休。白家人告诉我，从他们家抢走的豪车成曹超的专车了。

我提及的上述几起野蛮抢劫经营者的暴行均是在中共国加入WTO后的事，白益本老人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中国持久而普遍的非“国有”经营者及财产所有权人悲惨命运的缩影。中共加入WTO后，中国非国有经营者及私产所有权人的这种恐怖处境并未发生任何质的改变，在这样的恐怖国度里，能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之无异于孵化顽石之效。

2016年12月17日于陕北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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