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恶叫绝对服从(图)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统一。（网络图片）
对于那些已经被恶政派到现场的施害者，那个“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权力”的故事应该听过吧？
这个故事发生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30岁都不到，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九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服从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东德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1991年8月21日，苏联局势严峻，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抗议苏共，国防部长亚佐夫奉命调集军队镇压示威民众，他断然拒绝：“不，我不能派小伙子们去。”之后被捕入狱，13年后，普京总统向81岁的亚佐夫授勋，表彰他坚持不向民众开枪的抉择。
还听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曼德拉庭审之前，公诉人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显然，这些人在制度中随波逐流时，漂着漂着突然触到了一种叫做底线的东西。他们低头一瞧，这是哪儿呀？再伸手一摸，这上面都沾满了什么东西？于是他们想，老子不干了。
这里的底线，是人与兽的界限。 这里所说的良心义务，提到的人与兽的界限，做人的底线，诉诸的是每个人的另一重身份：你是一个人，你面对的是你的同类。人，是我们每一个人最本质的一种身份。当一个人脱去所有社会身份之后，就会看到，你和所有人都是同类，和所有人一样，是一个人。正是这个人的身份，让我们共同分享一种叫做普世价值的理念；让我们虽然使用语言不一样，但仍然可以沟通，并且可以互译成对方的语言；虽然肤色不同，思维活动、心理活动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方式，都能够接受对方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诸如文学艺术、科技成果。而且人类文明发展日益呈现出一种趋势，肤色、种族、国籍、文化、语言……都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展现出一种多元共存多元共享的趋势。
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记住，你是一个人，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其他那些身份，什么时候都要守住自己的人性，不要失去悲悯之心，不要听不见同胞的呼号，不要面对同胞遭受的痛苦视而不见，更要避免那些痛苦由自己亲手造成。否则，悔恨会追随你一生，特别是到了老年，会让你的面目变得扭曲，让你的灵魂终日不得安宁。希望记住这句话，善待同类，就是善待自己。善待同类，守住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