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的故事：大饥馑(图)
悲惨的大饥馑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祸。（图片来源：大纪元）
这一年，应该算是我们全民族最为悲惨的一年！
1960年的早春，在我们淮南市谢家集区的街市上，有着已经超过市民数量的农村饥民，有的单身一人，有的拖家带口、携老怀幼。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当街喊叫：“谁给我一口吃的，我立马嫁给他！”讨不到饭的人很多，每天早晨都有人死掉。民政局有一个收尸队，见了尸体立即清除。每天又有新的农村饥民大量涌入，老人、孩子、女人……
那时，我的50多岁的父亲被罢了官（唯一的理由是他有“旧军官”的历史，没有资格做“新中国的主人”），先是被指派去“大炼钢铁”，后来又被指派到养猪场养猪去了。母亲遭受连累，在城里的工作岗位上被人挤出来，发配到“灾民站”专门服侍弃婴、弃童。
“灾民站”设在谢家集第一小学西边围墙外、唐家山的山坡下。我的母亲分管一间大屋子，屋里有三、四十个小孩，大的七、八岁，小的尚不会走路，全是弃婴、弃童。她的工作主要是给这些孩子洗衣服、清理身上的粪便，给大一点的分食物，管住他们不要互相抢东西，给最小的喂饭。公家每天只能给灾民提供一次吃的东西，孩子们饥饿异常，一看见我的母亲就围上来要吃的。
“灾民站”的工作人员实行白天全天工作制，晚上锁门回家。我的母亲每天要工作一整天，晚上黑透了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过去开了门，总是能够看到有几个孩子已经死了。有的孩子是被老鼠咬死的，手指头、脚指头没了，眼珠子没了，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满屋子血腥、尸臭，催人呕吐。站里有个专门清理尸体的男子，他把死孩子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交给服侍小孩的女人们（留给以后的小孩穿），然后把尸体装到一个大竹篮里，一个一个装，装满了，再往山上擓，然后倒进石头塘里。那里野狗很多，等丢尸人走了，它们便过来吃这些尸体。
我当时在谢家集第一小学上学。天气炎热起来以后，每当刮起西风，在校园里就能闻到山上飘来的一阵阵臭味，那些丢尸的石头塘，我与同学们都去看过，尸骸狼籍。母亲每次下班回来总是吃不下饭，总是对着奶奶、姐姐她们哭上一阵子，诉说这些孩子的惨象。到后来，她实在不能坚持了，只好提出调动工作的请求。有关“领导”不准，给她按“自动离职”论处，于是母亲丢掉了工作。
谢家集第一小学门前有一条大沟，是古人治理山洪留下的政绩，起源于车路山，直通淮河。宽一丈多，深七八尺，经常有人弃婴，多是新生儿，直接丢到水里溺死。沟埂上有许多榆树。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去采树叶吃。树叶吃尽了，就剥树皮。同学们把树皮的风裂层用小刀刮去，再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存到铅笔盒里，留着慢慢吃。这东西又绵又粘，口感倒也可以。沟埂上自生着许多蓖麻，蓖麻籽有毒，不能吃。但是有的同学饿急了，就把它用柴火烧熟了吃，吃后上吐下泻，差点丢命。
当时，城里的小孩、大人口粮定量每个月十几斤到二十五斤半，这是原来的细粮标准。但是后来开始配给杂粮了，譬如山芋、山芋干、山芋面、南瓜、胡萝卜等等。没有主粮，这些东西是不耐饿的，而且也根本吃不饱。我们家里缺粮，父亲用15块钱在“黑市”上买了10斤“山芋面”，做出粑粑来，苦涩难咽。奶奶说，这其实是橡子面，吃了屙不下屎，能把人活活憋死。
街市上的东西价格飞涨，胡萝卜卖到一块钱一斤。一般市民有工作的人月工资三十至四十元（最低十八元），产业工人也只是这样的标准。只有煤矿工人高一些，七级工、八级工可拿到每月一百元。市面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抵乡下老头一挑葱！”
每到星期天，城里总是有很多人到农村去挖野菜，男女老少接成伴，队伍浩浩荡荡。母亲、姐姐、我（1960年虚龄九岁）几乎每个星期都去。荠菜、马齿苋，这些可食性很高的有名的野菜很快就被人们挖绝了。大家又去二道河农场挖“茅草葫”，这是一种可食的草根。“茅草葫”很快又挖完了，大家只好去挖“剔剔牙”。“剔剔牙”叶缘有刺，大人还能凑合吃，小孩子一吃，扎得满嘴流血，拉屎的时候也带着血。还有一种叫“呼啦苗”的东西，吃了以后腹泻不止，俗话说“呼啦苗，吃一碗，屙两瓢”，但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大家还是照吃不误。
有一天，母亲和姐姐挖了一些野菜回来，听别人说是野胡萝卜，全家人吃了，竟然当时暴吐不止。奶奶仔细看了一下那野菜，当即大惊失色，连连叫到：“完了、完了，这是‘狗尿苔’！俗话说‘狗尿苔，早上吃了晚上埋’！”幸亏大家都吐掉了，只是躺了几天，都保住了命。
这种时候，饥饿使得一些人丧失了人性，发生了很多令人惊骇的事情。
谢家集区有个说大鼓书的场子，场子边有个妇女天天在那里卖熟肉。肉淹在酱油里，一块肉（大约一两重）要一块钱。常有煤矿工人凑过去，给几块钱，蹲下吃几块。有一天被一个以前经历过灾年的老矿工识破，揪到“市管会”去了。经审问，那妇女承认是人肉，都是到乱尸冈在尸体上割取的。
谢家集区的平山村有一位姓袁的小板车工人，为了几斤粮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此人是个壮汉，与我父亲是熟人，曾来过我们家，我也认识他。
谢家集第一小学北侧，有个哑巴为了抢到一头小牛，杀害了养牛人全家。公安局抓他的时候，我和同学们都看到了，大家在场围观，直到哑巴被按到三轮车上被押走（那时公安局没有警车）。
一个农村老人饿的受不了，到城里央求女儿给几斤米。嫁到城里女儿说：“我自己的孩子还要活命哩！”非但一粒米不给，连一顿饭都没有招待。老人哭着望东淝河走，走到东淝桥上，投河而死。
乡下的情况非常糟糕，“共产主义大食堂”没有粮食，自然关门，社员家里又没有分给粮食，大家只好眼睁睁挨饿，不断有人死亡。但是，省里、县里都下了死命令：不许说“饿死人”，谁说就抓谁！在这样的情况下，乡下的亲戚不断有人进城投奔城里的人。我们家也来了几个，是我父亲老部下马占彪的妻女，马占彪刚刚饿死，马伯母带着十多岁的女儿前来央求我们予以照顾，我们家的人心软，就将孤儿寡母的留下了。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叫焦海堂，是我奶奶娘家的一个侄子，28岁，人高马大，来我家一个人一顿吃掉了我们全家的当天口粮。奶奶怕我们被饿死，只好硬着心肠赶走了他。一个星期后，他饿死在凤台县到毛集的河坝上。
大饥馑的时间不止三年
实际上大饥谨从1959年开始，一直蔓延到1962年秋收到来的时候才算结束，最严重的年份是1960年、1961年。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有很多外来的灾民都在淮南丢弃了自己的生命。从谢家集往寿县走，第一个地点是唐家山的北坡，那里饿死者的尸骨最多。直到1963年在那里建第二小学，我们去参加义务劳动，山的半坡上还遍布着骷髅、骨架，淘气的男同学竟然拿着腿骨相打。过了平山以后，从邱家岗到九里大队，路边有好几个饿死的人。尸体在那里腐烂成白骨，放了几年无人过问。
真是：出门无所见，路有饿死骨！
致命的饥饿，会让人丧失一切尊严和理智。凡是从这场大饥馑中侥幸活下来的人，你给他一道选择题：假如必须叫你死的话，你愿意到战场上被敌人打死，还是愿意活活饿死？我相信，选择宁愿到战场上战死的人一定居多，因为，长时期没有正经的粮食吃，“以瓜、菜代之”（“大跃进”的始作俑者、全世界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比爹亲、比娘亲”的毛泽东语），最后只好去吃树叶、草根，那种饥饿濒死的感觉让人太痛苦、太难受、太难煎熬了。
民间常道：“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地区四季分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地理环境优越，各种物产特别丰富，有的地方叫“鱼米之乡”，有的地方甚至有“天然古粮仓”之称。如果，没有1958年“大跃进”的变着法儿的折腾，这样的好地方岂能有此一劫？当然，“大跃进光芒万丈”，所能照见者非止一端，“六亿神州尽舜尧”，哪个地方能够漏掉呢？
当然也有人没有体会到大饥馑的滋味。
在城市里，那时老百姓都是开门吃饭，但是很多干部家庭却都是关门吃饭，害怕被别人看见。他们有“特供”和特权，即使老百姓死光也饿不着他们。“文革”中批斗干部的时候，很多人提出了“关门吃饭”这个事，愤怒的群众采取极端残酷的手段折磨他们，对他们宣泄心中积久的怨毒。
现在，那些曾经地位特殊、待遇优越，当时吃着“特供”、喝着人民之血，根本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的权贵们、走狗们，以及他们在蜜水里泡大的余孽们、后代们，抵死不肯承认大饥馑，不肯承认曾经有数千万苦难同胞被活活饿死这一铁的事实。但是，大饥馑切实发生过，它作为时代罪恶的特殊标签，早已铸入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任何人也抹杀不掉、抵赖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