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历史教授：为什么共产主义是糟糕空想(图)
Richard Pipes教授1958年起在哈佛任教直至1996年退休。（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6月28日讯】以下摘自哈佛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俄国史专家Richard Pipes的著作《共产主义实录》一书。
“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幻想。”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共产主义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人为的错误，还是由于这一运动本身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历史事实昭然若揭：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在后者。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主义好而只是做错了，而是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它只是一场很糟的空想。
自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取得政权之日起，世界各地发生了多次革命，都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原则来建立新社会的。莫斯科方面曾慷慨地用金钱、武器来支援这些革命，并为之出谋划策。实际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而最后，共产主义在俄国也垮台了。时至今日，共产主义只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中残存了下来。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在日益消蚀下去：共产党人只是不惜对资本主义作出巨大让步，才得以把政权撑持下来。我们回溯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便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错了，或者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纲领错了，或两者全都错了。
让我们就从苏联解体说起吧：苏联原为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并且是在世界各地策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动力。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出版了许多研究报告，对这一惊心动魄的大事提出各式各样的解释：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经济停滞不前，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公民接触外国讯息太多了，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阿富汗用兵的失败，或者说是由于苏联在军备竞赛中负担太重，无力应付，如此等等。苏联国内异议蜂起，政府无法制止；而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的运动，弄得苏联领导人心力交瘁。苏联原以为：在越南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失利后，美国将厌倦再搞冷战，退回到孤立状态中去。但是，里根总统却奋力整军经武，向共产主义挑战，这就使苏联政府更加为之沮丧。毫无疑问，以上所说的每一项，都曾在苏联解体中扮演过作用。不过，如果苏联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这些因素也不能就颠覆一个庞然大物的苏联帝国。正国为苏联这个机体已经是百病丛生，所以这些因素就发生作用了。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带有使其毁灭的种子，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一套虚假的历史哲学上面的，也是建立在一套空中楼阁的心理学理论上面的。
马克思主义有一项基本论点：认为它所竭力要废除的那个私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历史现象 (即介于原始共产主义与高度发展的共产主义之间的一段插曲)。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所有的史料证据都表明：自古以来直至近世，为财富之主要来源的土地，除掉为君主所专有者外，总是属于部落、家族或个人的。土地上孳生的牲畜、商业和资本，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掌握在私人手里的。由此可知：私有财产制决不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因此，也就是坚不可摧的。
还有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性是可以无止境地予以改造的，因此只要把惩治和教育结合起来，就可以造就出一批毫不利已的新人，甘愿投身到社会中为社会服务，实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在社会生活中，完全没有私人或个体之分。”即使共产主义政权为达到此项目的而施行的高压政策能够收效，这种效果至多也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就像那些驯兽师所知道的那样，兽类经过精心设计的驯练，可以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招，但只要离开了驯练，不要多久，它们就会把所学到的东西忘记得干干净净，恢复其原来的动物本性。再者，后天所获得的性格是不能遗传的，那么，每一代新出生的人，都会给世界带来许多非共产主义的生活态度，其中最强烈的肯定就是要活下去的谋生之道。共产主义不能改变人的本性，这就注定它最后必将失败。墨索里尼甚至在其转变为法西斯党揆以后，还对共产主义抱有某种同情。他在1920年曾断言道：
“列宁是个艺术家。其他的艺术家是用花岗石或金属作为素材来工作的，而列宁这个艺术家是把人作为素材来工作的。然而，人比花岗石还坚硬，而且也不像铁那样可以任意加工熔铸。所以，至今也没有能拿出一项杰作来，列宁这个艺术家是失败了。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他是无法完成的。”
实际情况如此，这就迫使共产主义政府要用暴力作为进行统治的常用手段。要强迫人们把他们私有的东西交出来，并且要他们放弃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需要，这就要求公务机关须享有无限的权力。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所下的定义，正是如此。他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不受法律条文的约束，绝对不受任何规章制度的束缚，它完全是以暴力为基础的。”
历史经验表明，这样的一种政权倒也真的行之有效：它曾经强行于俄国及其附庸国，强行于中国、古巴、越南、柬埔寨，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然而，它的代价是惨重的，那还不仅是无数人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且是这些政权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即人人平等，也完全消失了。
在为这种以武力镇压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进行辩护时，列宁总是说这种政治体制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它的任务，这种以镇压为务的国家就要消亡了。然而他竟然不顾这一事实：“国家”是个集体的总称，它是由众多具体的个人集合起来的。这些个别的人，不论其历史使命为何，总也要关心其切身利益的。尽管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说法，国家仅仅是为其主人翁服务的，它本身没有什么利害关系，但实际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很快就形成一个新阶级。那个宣称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作为先锋队的党”，也就根本变质了。
国家 (或者更正确地说，共产党)除了要安置这个新阶级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它是要倚靠这个新阶级来巩固其政权的。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官僚机构总是飞速增长的。其所以如此，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国家把包括经济在内的国民生活各部门都拿了过来，它需要有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这些事。每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总爱把官僚机构的膨胀当做替罪羊，却没有哪个共产主义国家能离开这套官僚机构而还可以撑持下去。在苏联，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头几年内，政府就给它的领导干部提供种种特殊的优惠。日积月累，那些领导干部就形成“高干”，一个可以世袭下去的特权阶层。这就是说，那个要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没有了。于是，为了要推行财产权的平等，却必须先规定出权利的不平等，将之制度化。这就造成共产主义中目的和手段的矛盾，共产主义所采用的手段，是和它的目的相悖的。在所有那些由国家控有一切生产资源的国度里，也都有这种矛盾。
是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曾不时采取一些措施，想来消除这种官僚体制对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列宁和斯大林是用清洗的办法，而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清洗就演变为大规模的屠杀。毛泽东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想以此来摧毁那盘根错节的党领导干部的特权。这些措施，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到最后，还是那些高级干部胜利了，因为缺了他们，政府就寸步难行，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想要用民主方式来实行共产主义，也总是失败的。正如阿兰德当政时期的智利所显示的那样：要在一个有相当多的新闻自由、有独立的司法机关、有民选立法机关的国家里触动私有财产，那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里不像那些“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可以无情地镇压反对党。在这里，反对党有机会把反政府的力量组织起来，一等到人多势众，力量壮大，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个革命政权推翻掉。1990年，在尼加拉瓜，那个信仰共产主义的桑狄尼斯塔(Sandinistas)解放阵线满怀信心，以为民众会拥护他们，让民众投票表决，结果民众就投票把他们轰下台了。
共产主义国家中衍生出来的那一套官僚机构，也造成经济上的种种失败。这些失败，或者是促使共产主义国家垮台，或者是迫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一切内容，只保留一个共产主义的空名。把那些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就是要把那些生产资料的管理权交到那些官僚手里去。而那些官僚，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什么物质刺激足以使他们能有效地去经营那些生产资料。于是，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生产不断下降。再者，那种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使共产主义经济很难受到技术革新之赐。这就说明为什么苏联虽然有高水平的科技，却错过了某些当代最重要的科技发明所带来的变革。正如菲德烈·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所指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够敏捷地察觉到经济的变动，并作出反应。只有致富的前景，才能鼓励人们在忙于日常生活之需以外，再努力上进。在共産主义制度下，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事实上，辛勤工作的人反而吃亏。谁若是完成了生产指标，结果他的生产指标就会立即加码。
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处处失败，在农业方面，其所造成的后果最为惨重。几乎所有那些受共产党人统治的国家，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没收私有土地，搞农业集体化，这就一定要打乱世代相传的耕作方式，造成空前严重的饥荒。苏联，中国，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北朝鲜，都曾发生过这样的大饥荒。在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这种人为的饥馑。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北朝鲜，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还有一大部份儿童因为营养不良而罹致体质上的残疾。在北朝鲜，仅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估计就有二百万人死于饥饿。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有八十八例死亡，而南朝鲜的婴儿死亡率是每千例生育中只有八例死亡。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48.9岁，南朝鲜男性的平均寿龄是70.4岁。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900，而南朝鲜国民每人每年的平均生产总值是$13,700。
共产主义没有能提供生活上的富裕，也没有能做到它所企求的人人平等。而共产主义的内在矛盾还远不止于此，它没有自由。马克思原是说，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目的，除了生活富裕和人人平等以外，还会有广泛的自由。然而，把一切生产资源都收归国有，这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国家的雇佣人员─—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的公民都变成政府的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保障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历史事实证明：只有在财产权得到坚定不移的保护时，个人的自由权利才有保障。因为，财产权构成一道最有效的壁垒，可用来抵御国家的干涉。国家承认其臣民对他们的财物有所有权(并表示要尊重这种所有权)，这就等于承认国家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只要财产权是个法律的概念，是要由法院来强制执行的，这也就是庄严承诺，国家是受法律约束的。这就说明：共产主义所为之奋斗的那个目标，废除财产私有制，必不可免地会使人们丧失自由，丧失其法律的依据。把生产资源收归国有，远不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想像的那样，说是可以把人们从物质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相反，它把人们变成统治者的奴隶。而且，由于物资经常短缺，人们就变得愈来愈重视物质了。
关于那些企图在各自国家范围内实行共产主义的情况，已经说得不少了。想在国际上搞共产主义活动，情况亦复如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世界性的，所以他们坚持必须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采用这一口号，总以为工人们的团结是超越国界的。
事实证明，这种团结是虚构的空话。不管人们对其所属阶级的情谊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人们忠于本土、忠于本族的心情总是更为强烈的。每当人们遇到外国挑衅时，阶级的差距就消失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领会了这一教训。当时，那些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政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违背其信誓旦旦的承诺，转过去支持各自的“资产阶级”政府，投票赞成参战了。1920年，列宁又一次领会了这一教训：当苏俄红军侵入波兰，说是要把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从被剥削的苦难中解放出来时，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同仇敌忾，群起保卫他们的国家，抵御红军的入侵。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这样的事例，并非只有在所谓阶级社会里才会发生。甚至那些由共产党人掌权的国家，表面上像是没有阶级之分，总是不甘心老受苏联的控制，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从这种控制中挣脱出来。这样的事，首先发生在南斯拉夫，但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却是发生在中国的那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原是把苏联当做模范和老大哥的，但中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还不到十年，就认为他们有权去实行并传布他们自己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而且为了坚持此项主张，几几乎要与苏联开战。红色高棉则走得更远，它要完全自行其是，坚决认为它那一套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也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共产主义。甚至当苏联势力鼎盛之际，那些搞“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士也同样要求多元化 (即主张“多中心主义”)。
莫斯科方面要遏制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中这些离心离德的势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使那些别国的共产党保持弱势，并因此必须完全倚靠苏联。因为，一旦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就会自行其是，甚至完全独立。于是，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便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或者是让那些别国的共产党孤立下去，势单力弱，做苏联的驯服工具，但对苏联又没有多大用处；或者是听凭那些别国的共产党日益强大，举足重轻，这又会使它们挣脱苏联的羁绊，破坏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二者必居其一，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些本质的缺点，有许多共产党人是明白的，于是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修正主义”。然而，某些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却认为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主义本身错了，而是因为推行这种主义的手段还不够毒辣无情。这就证明了哲学家桑塔耶纳 (Santayana)对“狂热者”一词所下的定义是对的：人们如果忘乎所以，就会以加倍的疯狂来行事。他们会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滥杀无辜。共产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次甚过一次的血流成河的大屠杀，从列宁到斯大林，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愈演愈烈。
总而言之，共产主义之所以失败，而且注定了要失败，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是要做到人人平等，但为了强迫达成这种平等，又必须建立起一套享有种种特权的暴力机构，这就使平等之旨荡然无存。第二，无论何时何地，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当其与阶级属性发生冲突时，总是会战而胜之的。那种忠于本族、忠于本土的情谊，会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容易和“法西斯主义”打成一片的缘故。因为认清了这一事实，所以在1990年以后，那个继承苏联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就放弃了那个号召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
那位德国—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迈可斯(Robert Michels)，预见到这些历史发展的进程，曾正确地预言道：“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掌握政权，但社会主义却决不能成功。”
这里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原因，那是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权结构有关的。列宁所设计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一套政权结构，使共产主义的理想无从实现。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即将在世界范围内完全崩溃，所以他就按照军事体制来组织他的政府。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以及那些模仿苏联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把政治体制军事化了，使之服从中央的统一指挥。这一套政权结构，能调动所有一切的人力物力，在抵御直接威胁其统治的暴力挑衅并向外扩张其势力方面，是很有效的；然而，在对付那些不是武力所能解决问题的挑战时，就显得效果很差，甚至是软弱无力了。那个预期中的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于是苏联的那一套政治体制就僵化了。确实，它是僵化了，当其遭到内部困难的威胁时，诸如民众的冷漠，消极怠工等等，它都无能为力。民众的冷漠和消极怠工，致使经济不断下降，而军事力量亦随之低落。这些困难，只有政府放松其管制才能得以解决。
但是，政府放松其管制，就会使整个共产主义体制为之动摇。这个高度集中的机构，各部门均听命于中央，牵一发而动全身。戈尔巴乔夫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一开头，体制内就出现了裂痕，而不久就四分五裂了。从这一事件看来，共产主义体制是不可能加以改革的。这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体制不可能进行调节以适应变动中的环境。共产主义体制这种固有的墨守成规的刻板性，导致了它的倾覆。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项争论不休的话题，那就是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特别是那个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某些学者认为：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所缔造的共产主义政体，都是由思想意识推动的。因此，他们就把苏联以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称做“主义政体”，即受思想意识统治的政体。
当然，这一点是确实的：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设想的那一套理论以及那些关于“黄金时代”的神话传说，如果不是列宁首先把这套理论付诸实施，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共产主义运动了。这就为人们提供了一套策略，即如何到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去寻章摘句。不过，我们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承认共产主义政体就是一种“主义政体”。那是因为：各种思想，不论其为政治思想或经济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就形成一种权力，而这些思想就迅即成为这种权力的工具了。例如：资本主义经济是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奉为经典的。但就没有人真正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资本家都是受亚当·斯密的影响，由其所说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或按照其学说中的其他主张来经营业务。只因为亚当·斯密的思想正适合资本家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就拿过来利用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命运也就是如此。那种认为千百万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人员全都信仰那位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学说，肯定只是一种书生之见，其中有些人似乎相信人类是受思想支配的。共产党在成立之初，通常都是人数很少，而且经常受到迫害。党员要冒生命危险而绝无利益可图，因此当时大部分的党员是有高尚情操的，他们是由于思想意识的动机而参加党。然而，一旦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有生杀予夺之权，这样的执政党便招来一大批新党员。这批新党员，大都只是在口头上说是信仰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1922年，苏联曾对其共产党员的状况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其中只有0.6%的人是大学毕业，只有6.4%的人有中学毕业文凭。根据这种情况，有位俄国历史学家就断言：党员中有92.7%的人是没有什么工作能力的 (不识字的文盲占4.7%)。对于这种情况，列宁感到很痛心，曾于1921年发动第一次“清党”，要把那些“投机分子”从党员干部中清除出去。但这是徒劳的，不能遏制那必然之势。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把各色各样的任务都抓过来，干部队伍不断扩大，投机分子便蜂拥而至。就投机分子说来，党员资格就意味着安全，意味着名利双收。权力成了争夺的目标，自保才是真诠。这时，思想意识只不过是一片遮羞布，用来掩饰这个政权的真面目。漂亮的口号高唱入云，而实际上却在追求最世俗的东西，干着最肮脏的勾当。
有件事是很有意思的：当苏联政府在1991年解体时，那些照理说来是要保卫马列主义思想纯洁性的保卫者——身居高位的高级干部，却都不战而溃，争先恐后地去抢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工业设备，巧取豪夺，在“私有化”的口号下将之据为已有。如果苏联政府真的是忠于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那么这种事就根本不会发生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在共产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尼基塔·赫鲁晓夫继斯大林之后，是1953年至1964年这十一年间苏联的统治者。他的儿子谢尔盖，替他写了一部传记。这位小赫鲁晓夫，在为其父所写的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我的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但却一直茫然无获……我一直想请老爸给点启示，弄清共产主义的性质，但直到现在也没能得到一点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连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也是不太清楚的。”
若是连那位共产主义集团的首脑、竭力宣称共产主义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都不能对他的儿子说明共产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那么，谁又能指望那些基层干部能对共产主义有什么言之成理的了解呢？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意识 (有个人的自我中心，也有国家的自我中心)，驱使着共产主义国家前进，同时也就抛弃了它那要求做到人人平等的理想。苏联的领导人和中国的领导人，只要有利可图，便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这样的事，还不够多吗！还不够离经叛道吗？在1917年，列宁让工人们接管工厂，让农民们分得土地，尽管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及至1921年，列宁又恢复农产品的自由市场，并允许在消费品方面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斯大林给集体农场的农民留一块自留地，自留地的产品可以按议价出售。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鼓动在国外搞“人民阵线”，那就是叫共产党人与他们的宿敌社会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赫鲁晓夫放弃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和平共存”。毛泽东宣称人的意志可以战胜客观实际，而他的接班人却鼓励人们去发家致富。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的，都说是为了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每一项措施，都是为了党的最高利益而牺牲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至少是暂时地牺牲了思想意识方面的要求。而党的最高利益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维持并扩张那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权。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乌托邦而进行的种种活动，代价是十分惨重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千百万人的死亡。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编者斯蒂芬·柯尔多瓦的估计，全世界因为共产主义而死亡的人数，在八千五百万人至一亿人之间，那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出一半。有人想出种种理由来为这些巨大的损失作辩解，诸如引用那句谚语，说是“为了做美味的煎蛋饼，就不得不先把鸡蛋打碎”。在这里，除了不能把人命和鸡蛋相提并论以外，更可悲的是：共产主义运动是打碎了鸡蛋，却没有能做成美味的煎蛋饼。
那些活下来的人，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共产主义国家为了要做到举国一致，舆论一律，它们用高压手段把那些不随便附和的人予以放逐、囚禁，或剥夺其发言权。而那些人，往往都是最聪明能干、有远见卓识的。于是就产生了逆向淘汰的作用。那些最庸碌无能、唯唯诺诺的人，最能左右逢源地活下去。而那些有远见卓识、忠心耿耿、大公无私的人，倒反而无法存身。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国家丧失了最优秀的人才，只能相应地贫弱下去。
俄国试行共产主义的时间最久，创巨痛深。共产主义在俄国所遗留下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使民众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因为在苏联那种政治体制下，一切公务都必须按照上面发布的命令来办理，自作主张就是犯罪，于是人们就丧失了当机立断的能力，事无大小，都是等待上面的命令来照办 (只有刑事案件可以例外)。在一阵短暂的要求实行民主的热情迸发出来以后，又故态复萌，渴望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已经欲振乏力，难以决定自己的命运。然而，共产主义给俄国所造成的伤害还远不止此，而所有那些长期受共产党治理的国家也都和俄国相似。在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也使人们丧失了职业道德，丧失了对社会的公德心。
物质占有欲是出于本能，而要尊重别人的财物却必须经过学习。这个道理，从儿童心理学里就可以懂得了。由此可知，如果某人发觉别人 (不论是政府或社会大众)不尊重他的财产权，那么，他也就会不尊重别人的财产权，而且更滋长其贪得无厌的本性。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崩解后所发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种情况，阻碍着俄国转型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尊重财产权为基础的。
马克思曾认为：资本主义因为其内在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注定要灭亡的。其实，资本主义是一种凭经验办事的制度，能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每一次都能想方设法来克服它所遇到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却是刻板的教条——那是一套伪科学转化为伪宗教，再具体化为一套僵化的政治体制。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不可能放弃其所信奉的那些错误观点，不可能抛开那个共产主义的幻影。如果共产主义还会东山再起，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定会遭到另一次惨重的失败。那样的行动，将类乎狂人的愚行，那就是反反复复做着同样的事，却异想天开，指望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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