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铜锣湾书店经理失踪，引发关注（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1月05日讯】2015年12月31日在香港失踪、被劫持到深圳的铜锣湾书店经理李波，其实是自2015年10月以来该书店失踪的第五个工作人员。这五位失踪人员是桂民海、吕波、张志平、林荣基、李波。今天（1月4日）上午，特首梁振英对记者表示，内地执法人员在香港执法不能接受，因为不符合基本法。
“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香港媒体连日来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在我以为，这是一件未来会载入中国历史的大事。正是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才使得“一国两制”形同虚设，才使得港人对“一国两制”愈加质疑，并且终究会失去对中国本部的身份认同。然而，《环球时报》的火上浇油，无疑更是让港人更加厌恶与反感。
今天《环球时报》就此事刊发署名单仁平的评论说，“铜锣湾书店几乎专门出版、销售与内地有关的政治书籍，它们很多都包含恶意编造的内容，构成了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又说，“虽然铜锣湾书店存在于香港的环境中，但它实际上就是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它利用回归后内地人大量进出香港，把自己搞成向内地提供“禁书”的一个突出源头，不能不说它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
首先，假如真就如胡总编辑所说，铜锣湾书店构成对名誉权的严重侵犯，而名誉权案件是自诉案件，那么由被侵权人在侵权发生地向法院提出告诉即可，还轮不到胡总替法院下结论。香港是法治社会，依法处理即可。胡总是什么意思？干涉香港司法独立吗？退一万步说，即便事情发生在中国大陆，也还有大陆法院在呢，你这么跳出来给别人定案，是在媒体上公开暗示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吗？
其次，胡总认为铜锣湾书店“靠给内地社会捣乱维持生存的”，这个说法有什么证据吗？书店不过是卖书而已，“捣乱”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名词？捣乱的具体行为又是什么？符合香港法律对个体行为的定义吗？书店卖书就是商业行为，港府有签牌照，违法的话有香港法律管，你胡总编辑用一句语焉不详的“捣乱”，就可以替“被失踪”背书了吗？
再说“禁书”的事情，中国人可以不可以在海外买书？可以不可以在香港买书？中国有哪条法律规定中国内地人不可以在香港买书？既然没有，凭什么说铜锣湾书店卖书这个行为“损害了内地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我想问问胡总，到底损害了哪些人的什么重大利益？胡总说书店“变相插足了内地的事情”，我想请问，插足是什么性质的名词？违反香港法律吗？
铜锣湾书店是一间不超过20平米的小书店，只有四排书架，在寸土寸金的铜锣湾，勉强维持自身生存都很不容易了。胡总要这间书店担负“以挑衅的政治方式为自己谋利”的罪名，实在太难为了。真要谋利的话，改成咖啡馆或者奶粉店，谋利可就太容易了。但恰恰因为是在铜锣湾没有这么做，铜锣湾书店才成为香港的著名地标。
铜锣湾书店卖的书，很多都是中共高级干部的著作，甚至还有当下领导人的著作。有些书是中共老一辈领导人比如张国焘、王明的著作，有些是文革期间的中共重要人物如邱会作、李作鹏等人的著作或回忆录，甚至被认为是“左王”的邓力群，其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也是在香港出版。
我想请问胡总，这些著作，都是内地人写的，为什么不能给内地人看？而且几乎都是中共高级党员的著作，据说代表了先进性，为什么不能给内地人看？为什么卖中共高级党员的书，反而是损害了内地的利益？这个道理我想不明白，我想也没有多少人明白，请胡总指教。
“一国两制”的初衷，不是要把香港变得跟内地一样，而恰恰了为了保留香港这种不一样，邓小平的原话是“井水不犯河水”，“五十年不变”，保证尊重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保证尊重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的不认同，尊重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从这一点来说，胡锡进一点也不了解“一国两制”，而且严重曲解了“一国两制”，给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
我的许多香港朋友都非常反感《环球时报》的涉港言论，认为该报不仅不了解香港，也不了解中国内地的涉港方略。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对此跟踪报道多日，认为跨境执法是违反基本法的，特首也于今日表态，那么，胡锡进老师是想干嘛呢？这样一篇火上浇油的评论，只能令事态愈发不可收拾。
胡总编辑的结论，用在他自己身上最合适不过了：不能不说，胡锡进变相插足了香港的事情，损害了香港保持和谐稳定的重大利益。下面这两句引文也原封不动还给胡老师：像李波“失踪”这件事，有些人首先想到的就是炒作它，把它朝政治方向引，试图制造香港社会与内地的隔阂，抹黑“一国两制”。谁恶意挑动冲突，就有罪于整个国家，也是对香港根本利益的背叛。
很多时候，我们反思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时候，不得不重视《环球时报》这类媒体以及胡锡进老师给香港人民的人心回归带来的负面因素。回归后的人心向背，与舆论关系极大。胡锡进火上浇油的评论，只能帮倒忙，搬石头砸党的脚，打乱北京的涉港政策，令香港问题更加棘手难办。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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