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组图)
图 1
【看中国2015年12月03日讯】因为天气的关系，最近艾滋病孤儿连着死了6个，最小的一个才五岁。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高耀洁妈妈最近的一封来信
我一时没有能力查清楚这六个孩子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最后告别人世的情况，但把他们的死亡纪录在这里，以此纪念！
九月底，各色菊花和金灿灿的南瓜已经上市了。月亮悄悄地圆圆地挂在天上，中国人的中秋节也来到了。
刚吃过月饼，因为高妈妈临时有点事情，让我去纽约见她。并说：“你不要嫌弃我的床铺简陋，委屈两天可以吗？”想想高妈妈去乡下探访艾滋病人，连破旧窑洞土炕破被都住过（图1），那她现在有热水澡洗有抽水马桶用的公寓就是“豪宅”了，岂能多嫌？和高妈妈的护工通过电话后，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我就登上了从波士顿去纽约的汽车。
这次拜访高妈妈前后三天，比较从容。可以和高妈妈一起吃饭、聊天、上网看文章和图片、探讨文字的修改润色。一老一不少（我正从中年往老年的路上行走着）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难忘的时光。我最爱看到高妈妈笑，满脸皱纹了，因为新做的假牙戴上不舒服，她就没有戴。笑起来嘴有点扁，慈祥可敬的模样，总让我想起我最爱的外婆。
当然，有“中国防艾第一人”之誉的高妈妈仍旧是“三句话难离本行”。三天里面，除去白天两、三次老人家必须的睡觉，高妈妈絮絮叨叨反复说到的话题总是中国艾滋病的问题，总是牵挂着故乡的艾滋疫情，惦念着那些感染艾滋病在痛苦深渊里的不幸者。我觉得高妈妈说的这些小故事、一段经历、只言片语、对一些人事的看法都很重要。就以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让关注中国艾滋病的人们、关注高妈妈晚年生活的人们得知。
高妈妈走访艾滋村的几个小故事
图 2
自从1996年4月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高妈妈花费了十多年走访了上百个艾滋村，有时一天就访问一百多个艾滋病人。总共和多少艾滋病人交谈过，给多少人解答过问题，给多少人送过药品、衣物和食品、送防艾资料与书籍（图2）。怕是高妈妈自己也无法统计出来了。按高妈妈的话来说：“我这里有关艾滋病的材料很多，每天给你讲10个故事，至少也能讲100天。”我这里先纪录几个高妈妈讲述的与艾滋病人有关的“小故事”。
（一）奶奶 你家里有馍吗？
那是2002年，高妈妈从小学校出来，看到两个小孩就蜷曲在墙脚地上。小脸蛋很脏，冻得浑身发抖。他人告诉我，两个孩子的父母亲都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去年死去了，他们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高妈妈和两个孩子说话，两个孩子吓得挤在一起往墙角躲，不敢和陌生人说话。高妈妈蹲下和颜悦色地问他们一些情况，两个孩子最后鼓起勇气问：“奶奶，你家里有馍吗？”馍就是北方人的馒头，也是人们的日常主食。
高妈妈连说：“俺家里有馍，还有面条哩，跟我走。”
两个小孩一听有吃的，跟上高妈妈就走。把他们带到一个小饭馆，给他们一人买了一碗面，两个饿了不知道多少天的孩子狼吞虎咽的吃起来，让坐在一旁看的高妈妈无比难过。
“两个小孩，一人能吃下一大碗，你看看，把孩子饿的。你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吗？”
说到这里，高妈妈忍不住哭起来，抹起眼泪，让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那些受苦的孩子。在手术台上，曾做过妇产科医师、妇瘤科主任高妈妈是训练有素麻利冷静的医生，不知接生过多少小生命，做过多少例肿瘤手术。但提到那些艾滋病遗孤，高妈妈就只是个心肠柔软、见不得孩子挨饿受冻的老奶奶。
好在，这两个孩子都被高妈妈送进了杜聪先生的智行基金会照顾，都入进学校上学了。我相信，这两个孩子会永远记得曾给他们买面条吃的“高奶奶”，会把一份爱传递给其他需要的人。
（二）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吗？
“我给你看看我的照片。”高妈妈把我领到她的电脑前，我们并排坐下。她熟练地打开一个又一个文件，让我看她多年积累的上万张有关艾滋病的图片。高妈妈的图片分类有序，清清楚楚，按照“艾滋病病人”、“艾滋病孤儿”、“宣传演讲”、“得奖”等十多个大类分别，想看那些内容找起来一点也不费力。这些图片对高妈妈来说就是有些富贵女人的“翡翠黄金、珍珠玛瑙首饰”，无价之宝，是她多年积累的心血。
图 3
高妈妈指着电脑上的一张照片介绍到：“那时候，我到农村，还没有治疗艾滋病的药（图3）。我就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些治拉肚子、发烧的药，好几箱子。到了农村，那好多人都来要，我都是免费发给他们。有一个中年人拿了药不走，就问：‘大夫，这药多少钱？’我说不要钱，他还是问多少钱，不相信那药不要钱。又问要不要钱，我还是说不要，让他回家去。他想了好半天就问我：‘大夫，你是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呀？’我没有回答他，我不知道咋回答，他问了好几遍。多愚昧无知呀，最后我说：‘你赶紧回家，喝点水！吃药！’那人才走了。那时候，毛泽东都死了二十多年了，你看看。”
在中国，毛泽东依然是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神，毛泽东像和小型雕塑更是小商小贩赖以为生的“红色商品”，毛的外孙女孔东梅因此大发其财，红色旅游韶山毛泽东广场更是人山人海，磕头烧香。有很多农民的感情和道德判断仍然只停留在毛泽东主席年代，这成为他们取舍事物的一大标准。在毛主席逝世20多年后，艾滋病人们仍然保留了这种传统愿望，某种层面上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位能帮助他们摆脱病痛和苦难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就是毛主席。
高妈妈大声疾呼：“这一切的祸害都是毛泽东，让中国人没有人性了。如果不拉下毛泽东的神位，中国就没有希望，去毒要把这个老根挖出来。”在中国近代的惊涛骇浪大起大落了近九十载的高妈妈，虽然年老多病体力不支，但笔耕不辍，正在天天加紧写作《悲惨年代》，为揭露毛搞政治运动害人的罪行留下亲历铁证！
（三）有外人进来了？
图 4
高妈妈这么多年来从事爱滋病的调查走访工作，没有资金没有助手就不说了。河南很多地方官员为了捂住盖子、保住位子、留住面子，居然提出“有谁举报高耀洁，就给奖励500元。”本来应该得到政府鼓励、支持和表彰的工作，却处处受到打压和刁难，甚至威胁。高妈妈经常不得不像做“地下工作”一样去打那些“黑洞”“黑血站”——白天不开门，半夜才开始抽血（图4）。
圖 5
“后来他们改变了，白天不卖血，夜里十二点以后卖。在山东，我都去了，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没有第一手材料谁相信你？我和两个小伙子去的，我穿上个大褂子，捂住头，不然来个老太太被人发现了。好多人就在那里卖血，排着队挤。我带去的小伙子一照相，闪光灯一闪，糟糕了。（听到这里，我这听者紧张的要命，如果被那些黑血头发现有人照相取证，还不被打个半死不活。）我就听见有人喊：‘谁照相？有外人进来了？’当时我们都很害怕，害怕把俺几个一起抓住了（图5）。但有一个农民老实，说：‘俺打的火，抽烟哩。’那些人就相信了，就算蒙混过关了。我们赶紧跑出来……第二天，我一量血压，升到200，量血压的人说：‘我的老天爷，你昨晚上当贼去了？’我赶紧吃药，不吃药，就要死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高妈妈几乎冒着生命危险得到的照片被报纸、杂志、电视、采访等所使用，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让外界了解中国爱滋病的真相。
（四）这张照片不是流氓燕和田喜妈
整理这篇文章的时候，高妈妈提供了这张照片。拍摄于2003年，河南扶沟县曲楼村，失去了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身亡的儿子的母亲和失去丈夫的媳妇，婆媳俩同时在高妈妈家客厅里痛哭流涕，悲伤不已。
但是网络上有不少人使用这张照片，在很多文章和网站上发表，注释那个媳妇是流氓燕，那个老太太是田喜妈，这个媳妇和流氓燕都胖胖的，也就容易让人相信。但是田喜的妈妈脸大得多，这根本不属实。高妈妈并不认识流氓燕和田喜妈妈，这种误传让高妈妈心里很不舒服。她只想做到艾滋资料应该准确无误，给读者可信可靠的信息，千万不能张冠李戴。
这张照片不是流氓燕和田喜妈，在此纠正。
有学识却可怜的医学博士生
对很多人来说，觉得自己不嫖娼不卖淫，不吸毒不是同性恋，那么艾滋病和自己没有关系。不要说文化水平低，没有基本医学知识的人群对艾滋病有种种误解和歧视。就连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对艾滋病有着奇怪和令人无法理解的看法。
高妈妈说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学医的博士留学生，他妹妹因为输血得了艾滋病死了。当时他哭着对我说，希望我能在文章上提起一下，也算是对他妹妹的纪念。后来我没有提他，只是发了一张他妹妹的照片（是他给我的）。后来他马上找我，让我把照片拿掉，因为他交了女朋友。这么可怜的医学博士，竟对艾滋病如此认识？何况其他缺乏医学知识的人呢？这个小女孩死的太可怜了，她是因为输血感染的，她的父母都很健康。可气的是，给这个小女孩输血并不是因为她有病，而是因为早产，她父母要给她输血增强体质，你说有多愚昧。而且她家经济条件好，所以有这个条件。我看到照片上那个可爱的女孩，真是太可惜了。”
下面这段话摘自这位医学博士生给高妈妈的来信：
“2005年妹妹因为水痘感染而住院，在焦作传染病医院检查后才得知，她感染的是HIV，是艾滋病患者！
“起初我的全家都不相信，根本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可是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我妹妹从艾滋病发病到最后临终，也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那时的我还是××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学生，我们全家都一直守在她的床边，她临终时的一举一动，我都历历在目，永生难忘。也许是冥冥中老天安排的，她去世的日子是在200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因为怕歧视，怕被别人误解，我和爸妈一直都不敢公开我妹妹真正的病因，起初想要状告血站和医院，可是害怕声张有负面影响，也就只能在家里默默的流泪，一切都是因为‘艾滋病’这三个字。后来，我们就搬走了，离开了我们生活几十年的河南老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人们常说：“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技术没思想。”一个在美国接受以救死扶伤乐于助人为一个医生天职的博士生，因为交了女朋友，就以有一个因艾滋病死去的妹妹为羞耻、为不光彩、为见不得人的事情。令人觉得荒唐而悲哀，那经受痛苦而冤屈死去的小妹妹也难以瞑目吧。
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医者的道德良知，这样的医学博士，在未来是不是一名好医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河南出了个高耀洁
在高妈妈从事爱滋病调查和宣传的最后几年，处境越来越艰难。河南省副书记陈××几次找上门来，让高妈妈改口，以维护河南的形象。高妈妈丝毫不为所动，一口回绝：“你们说农民是吸毒是性传播艾滋病，农民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吸毒？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对任何人我都要说真话。爱滋病，有就是有，我看见那么多，我不会说假话。”政府派专人轮班守候在高妈妈家小区门口，不让朋友和媒体找她，电话和电邮也被截断，如同软禁。
那是一个冬天，高妈妈看到楼下有两个男青年经常守在她的楼下，冻得鼻涕不停的流。高妈妈于心不忍，就说：“你上俺家来，喝点热水，吃点啥。”那人一听，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以为被高妈妈识破了，赶紧骑上摩托灰溜溜地跑了。看门房的老头对高妈妈说：“那是看你的，害怕记者来找你。”
艾滋病血祸蔓延，家家死人，村村新坟一片一片，政府不是医治那些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人，不是救助那些失去父母没吃没穿没学上的可怜孩子，不是赡养那些死了青壮年的儿子、媳妇对天嚎哭悲痛欲绝的老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堵住揭露出爱滋病真相的高耀洁的嘴。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封住高耀洁的嘴，河南艾滋病就解决了。
高妈妈说：“艾滋病是全国性的，只是程度不同。河北有一个姓李的化验员，是个胖子，个头不高。他经常吵……当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他到我家来说他那里一个村上就十几个得艾滋病的，都是输血感染的。结果把他给处理了，本来是化验室的，让他去看大门，一个月给一百块钱。他是越处理越吵，结果那里的领导给他一套房，一辆汽车，还给提了工资。本来是中专生，提成副高职称，给个党票。好了，不说了。所以，他来我家就和艾滋病人家属吵架，以后他就不来俺家了。”
和高妈妈谈话的高干说：“外省艾滋病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人家别的省的人聪明，都不说话，咱河南就你在吵！吵！吵！咱咋出了个你呀？吵个不停。结果弄的河南成了艾滋病第一了。”高妈妈不光是“吵！吵！吵！”到记者招待会上去“吵”，到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吵”，到国内外大学去“吵”，呼吁人们关注中国的爱滋病（图7、图8）。还根据她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十二本有关艾滋病的专著，成为中国防爱第一人。
高妈妈 最没钱的专家 最富有的人
高妈妈纽约的家一室一厅，还算宽敞。但是她所使用的床、书桌、饭桌、书架、椅子等没有一件是光亮的成套的，都是老家具，破旧的家具。以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经验，知道这些家具多来自“车库拍卖”“院子拍卖”，要不了几个钱。
“你猜猜这个桌子多少钱？”
高妈妈考问我，我看桌子表面都破了。
“十块钱。”
“对，就是十块钱。刚来不知道能买到这么便宜的家具。看这个花架，也是看护捡回来的，人家不要的，这个也是捡回来的。好好的，都能用。”
早期的新移民，都有过在院子拍卖、车库拍卖购买老旧便宜家具生活用品的经历，我现在家里还有早十多年买来的桌子和台灯。可是高妈妈是中国防止艾滋病方面的著名专家、著名教授，获得过那么多国内、国际奖和数万美元的奖金，连天上有一颗星星都被誉名为“高耀洁星”呢。高妈妈的生活如此简单和清贫，既让我钦佩，也让我有点心酸。
高妈妈“手大留不住钱”，就是今年初获得第二届刘冰雁良知奖，她为了购买自己出版的新书《镜头下的真相》、《高耀洁回忆与随想》就一次“挥霍”掉八千元。高妈妈走访研究写作中国艾滋病到明年就整整二十周年了，出版的著作有十二本，印刷发行量也有几十万册之多。但是她把应该获得的稿酬通通购买成了书，无偿地赠送给各个大学和各个城市的图书馆、赠送给朋友、赠送给素不相识的人。但却有缺德人要去在网上专卖了。
“你看，我银行里的钱不到两千块了。”
高妈妈拿出银行的账单给我看，就是这么个不富裕的人，还在许诺要出两千美元帮助调查艾滋病的同行出版书购买书。
高妈妈没有任何积蓄，她的房租、水电费每月近两千美元报销了，每月有500美元零用钱，一个月近两百元的生活费，她认为年轻能工作时，拼命在中国干了四十多年，现在老了无用了，成了美国的负坦，因此她在日常的生活开销自动紧缩，精打细算从不乱花钱……
高妈妈是最没有钱的专家，最贫穷的教授。一辈子没有挣下花园别墅，没有购来名车豪艇，连几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更别说女人们喜爱佩戴的金银首饰了。有两件比较“高级”的衣服挂在壁橱里，平时并不舍得穿，那是专门上镜头接受采访的服装。可是，我要说，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最高贵的人。她无私的母爱和圣洁的慈悲比大海还深厚还宽广。
写到这里，我的泪水溢出眼眶。因为老人带给我深深的感动。
艾滋病关系到我们民族的未来
夜晚，我和高妈妈修改了一天的稿子。她有些累了，晚饭还是一碗鸡汤和一个友人送来的小花卷。高妈妈偏着头，用手扶住脑门，想着什么。我不愿意多问，我想她或许思念着远在中国的亲人，或者担忧着自己的病痛和未来越来越艰难的日子。但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老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后说：“艾滋病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我是看不到了，你还能看到。我真的很担心！”
一个年纪八十八岁的老人，一个走路需要扶椅的老人，一个洗澡穿衣需要人照料的老人，一个每天需要服用五、六种药片维持生命的老人。她思想的不是自己所承受的孤独和痛苦，忧虑的不是自己异国他乡无依无靠的处境。她担忧的依然是她的国家，她的民族，她的百姓。高妈妈真可谓“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表率。
前几天高妈妈给我的来信中说：“关于艾滋病，我说是个黑洞，确实是一个人意识不到的黑窟隆咚的大窟窿。很多人都认为我在艾滋病上做了些工作，其实那只不过是黑洞中的一点小缝。从整体来看，如此传染下去，若干年以后，中国的兵源要成问题。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比如，××先生的基金会正在资助的9000个艾滋遗孤，在这些孤儿中，有632个是艾滋病患儿，约7%左右。这仅仅是一个小组织的发现，非孤儿中还有多少艾滋病儿童，只有天知道。另有国内同行告知我四川凉山因艾滋病死亡，天天埋人。”
高妈妈痛心疾首地说：“据王淑平医生1995年的统计，爱滋病感染者有500万之多，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数字翻了三倍、四倍，如今血祸还没有完全控制，还在蔓延发展，这样下去，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我老了，做不动了。”
今天，世界各处的人都知道那位总是穿着粗布纱丽，满脸皱纹，终生在印度帮助穷人并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瑞莎修女，人们亲切地称呼她MotherTeresa。
今天，世界各处的人知道不知道这位总是穿着最廉价的衬衫，迈着一双年幼时曾经被母亲打着缠过的小脚，在六十九岁高龄后，走遍了广东、山东、陕西、湖北、广西等十几个省市，调查中国艾滋血祸，花费上百万元印刷防御艾滋病书籍资料，抚养过一百多名艾滋遗孤的高耀洁妈妈。可是，六年前，“大国崛起”的政府为了堵住这位老人的嘴，将她驱赶到美国，流亡天涯。
高妈妈一生信奉“但愿人皆健，何方我独贫”的信念，她做到了。我相信，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人们会知道，中国有个“Mother Gao Yao Jie”
一篇小文章，纪念世界第27个艾滋日，并预祝高耀洁妈妈88岁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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