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斗争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有人说是出自诸葛亮之口，但难以考证。反正四川是个一当国家有事，总是最先闹起来的省份。推翻满清的第一枪，保路同志会就始于此，之后才有武昌起义。想不到“毛伟人”反右斗争也是在这里初见端倪。一，《草木篇》出台的前前后后为贯彻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学艺术创作，四川省文联早在五六年文代会期间，就着手创办一个纯诗歌性的刊物。四川是个有七千万人口（指五七年）的大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荟萃，名人云集的地方。成都西外五里之地的草堂寺，曾是诗圣杜甫的住地，历来写诗的人特别多。几经研究筹组，后经中共省委宣传部批准，一个面目全新的《星星》诗刊，于1957年1月正式创刊问世。诗刋有四位工作人员，主编白航，一位老区来的文艺工作者，而且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党员，负责撑握诗刋的发展方向；第二位呌白峡，南下的文艺工作者，也是党字号人物，和霭大度，人际关系不错，负责诗刊组稿等日常事务；第三位是石天河，本名周天哲，听说他原是中共川南行署文艺处长，后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党藉、职务全抹。他专事文艺理论研究，对现代诗歌有独道见解，为执行编辑；第四位就是流沙河，年少气盛，很有才华。四人中仅和流沙河有交往，与白航、白峡仅仅认识，和石天河素无往来，他傲气，眼睛长在额头上，十次相遇九次昂头直腰，给人印象是骄横狂放，故不太理搭。
流沙河结识较早，1953年就有过交道，仅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1956年我调入《成都日报》文艺组作编辑，大概是八月或九月，成都各影院重放新政前的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我负责组稿，请他一起去智育电影院看审片，之后他写了首长诗《抗儿，你在哪里？》发在副刊上，很受读者欢迎。同年12月四川省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上，我俩都是代表，许多文艺创作观点相近，渐成“挚友”。当时我们俩人处境都很顺，大好“春风得意马蹄急”的人生光彩前景。
没有想到《星星》诗刊刚一问世，就在全省引起了轩然大波。陕西作者曰白写的情诗《吻》，立即遭到署名春生先生题为《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的严历批评，认为它是“香艳绝伦”的诗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是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货色差不多，认为是在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和恋爱观，这样的诗和题材早就应该冻结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四川日报》的副刊“百草园”，所谓“春生”，其真实身份是主管全省文艺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
李亚群先前很左，是根“棍子”，在反右斗争中把不少年轻人送进了“劳改队”，为毛泽东肃整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立下汗马功劳，可后来照样挨整。“文革”中成了臭名昭著的“修正主义分子”，被批被斗搞得很惨。1975年作为劳改刑满“就业员”的我，曾去看望过他一次。当时，他贫病交加躺在病床上，近似忏悔地说：“过去我把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搞进劳改队，以为教训他们几年，谁知再也要不回来了。唉，报应啊报应！”报应的何止他一人，是千千万万为这个政权打拼的人，上至共和国主席、开国将帅，下到一般干部，我不也是一个？
这篇批评文章虽引起《星星》编辑们的不满，但因其作者来头大，不满又有什么用呢？写反批评文章不发，想上控找不到衙门，一党专制的权力社会压根儿没有说理的地方。这桩公案还未了结，一桩更大的公案来了，这就是流沙河的《草木篇》。从1957年1月到3月末，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仅《四川日报》《成都日报》《草地》文艺月刊，就发表了24篇评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作者有政治问题。作为责编的石天河因此而停职检查，最后赶上峨眉山苦苦“修练”，后堕入十八层地狱。
开始我并不注意此事，原因是自已不写诗，对文艺理论自来不感兴趣，认为那是文人吃饱肚子没事干，闲不住的“笔墨官司”，故成日埋头写自已的小说。后来，由于命运与自已有了关联，自然和流沙河的关系就更近了，才有茜子家的那夜聚会。
一位哲人曾说：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不仅和时代、社会相关，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他的性格”。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欢搞运动整人，整人越多就越高兴；周恩来喜欢为毛服务，服务得越好就越舒服。我们和胡风先生一样，生性骨鲠，直言立世，所以就得当“反革命”了。
一晚我去茜子家打探，他告诉我说，这组散文诗根本不是批评者所说的那回事，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引起。他说，1956年流沙河被文联派往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青年文学创作讲习班”轮训，10月学成归来。在回成都火车上写成的。当时他心情特好，怎么会对社会主义不满？这只是一首以物寓情，以情言志，直抒胸意的诗。写好后一直弃置未用。1957年1月《星星》创刊，恰好有一空白，白航叫他选一稿作补白，便将《草木篇》填上。我道：“既如此，为何闹成现在这个状态？”茜子望了望一旁默默无语的邱原，说：“流沙河比我还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什么事都是阴沟里撑船直来直去（四川土语，阴沟即下水道），别人不整他才怪。”
邱原淡淡一笑，讲了这么一件往事。他说，文联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诗人、作家、评论家象蚊子一样多，粗劣同室，薰莸一器，加之历来文人相轻，难免没有嫉妒，没有争宠。共产党老搞政治运动，不断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所谓的“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不只是学文件读马列，还得对照检查，人人过关，相互提意见。为了表现进步，靠拢组织，难免不伤筋动骨，结下怨恨。流沙河年轻气盛，又有点恃才傲物，加之性格坦诚直率，不知不觉地伤害了一些人。比如1955年“机关肃反”，他曾作为“打虎队员”看管过我和茜子，结下宿怨，后来他发觉做得过火，主动公开向我们两人道歉，才言归于好。去年省文联团支部改选支委，他在会上公然这样说：“今天选出的五个支委我不同意，首先要反对四个人。第一个是我，因我不够条件作支委；第二个是傅仇（诗人），因为他是国民党的警犬（傅解放前为生活所迫，当过国民党水上警察）；第三个我反对席向，因为他是国民党打手（席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并出任区分队长）。还有杨树青（曾充当过地主还乡团的队员），他杀过人……”
一时搞得会场僵持，你看我，我看你，而他说的又是事实，无法反驳，被指责的人当然只好将不满深埋心里，寻求报复机会。怎样报复？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锻炼过的中国人”，变得十分聪明，越来越懂得共产党的脾气：“上纲上线，政治入手。”毛泽东一再强调：革命是立场，打仗是勇气。只要在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不管对手有没有问题，只要你按照党的指示穷追猛打，一定稳操胜卷。他如果坦白交待承认，是你的功劳；他如果抗拒或者自杀，是他自绝于人民。无数事例告诉我们，凡是思想改造的标兵，运动中冲锋的勇士，哪一个没有升官？哪一个没有提拔？“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林彪当“副统帅”，彭老总饿死牢房。
当《草木篇》在《星星》创刊号上发表后，读者并不怎么看重，却引起仇人们的眼红与注意。认为流沙河用诗骂人，用诗泄愤，当然怒火中烧。骂张三骂李四或骂王二麻子，大不了自高自大目中无人，如果是骂领导、骂党，性质就不一样了。在那个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岁月，纵是傻瓜都知道，打倒对手和报复对手的最好办法，就是说他“诬蔑攻击社会主义”、“谩骂党和组织”，没有不击中要害的。《草木篇》一下就拔高到立场和政治问题，纵有百张嘴说不清，千张口辩不过。于是，那些被他骂过的、嘲弄过的、不满与忌恨他的人，纷纷向文联领导反映情况，向省委宣传部写信揭发检举。共产党的官儿吃饱了喝足了，想干想管的事儿当然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对于鸡毛蒜皮小事，诸如老妈偷人，婆娘勾引上司，是从来不过问的。
什么是“大是大非”？什么是“原则问题”？“诬蔑攻击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谩骂党和组织”是“原则问题”，何况“诗无达诂”，各人均可凭想发挥。经过层层组织动员，领导授意，不几天省内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批判《草木篇》的文章，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作品”。说到这里，邱原愤怒得叫了起来：四川没有丁点创作自由，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已经结成神圣同盟，看来只能和他们拼死一战了！邱原话虽然过激也只针对四川而言，认为是四川不执行中央指示，与毛唱反调。
2006年7月，我去江津看望石天河，他是此事的当事人，又是官定的四川省文艺界两个“反党小集团”的“主帅”。他说，流沙河把《草木篇》交给他的时候，发稿前他曾给李累看过（李累是中共省文联党组委员、机关党支部书记、创作辅导部部长），私下向我说：“这篇东西，有点像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不是不发？”我当时并不认为《草木篇》是多么好的作品，只是觉得在当时的诗坛上，学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句式”以豪言壮语作宣传的朗诵诗、学伊萨可夫斯基写“爱情+奖章”的抒情诗、以及顺口溜式的歌谣体诗、长期充斥于诗坛的情况下，“散文诗”已很少见到，要“百花齐放”，散文诗的形式，也是不可少的。而且，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杂文，《草木篇》是散文诗，并无相似之处。加上，我自己对《草木篇》那种“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的内涵，即提倡独立人格的精神，是有同感的。感到它对在官僚主义领导长期压抑下、人格尊严被压扁了的知识分子，有激励的作用。所以我对李累的话，不以为然，没有去作仔细的思索，更没有多作利害的考虑。便硬性地决定，发了。直到报纸上的批评文章，把《草木篇》说成是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我才想到，这种以意象作隐喻的诗，是很容易被曲解后再加以批判的。特别是由于流沙河在四川文联某些人的心目中，被看作是对共产党怀有“杀父之仇”的仇恨心理的人，一旦他的作品被曲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会弄得众怒沸腾而百口难辩。我没有事先接受别人的提示或警告（特别是李累那样的人、说得那样明白的警告），去作冷静的思考与利害的权衡，作为一个刊物的执行编辑，这确实是我的一次冒险。所以，后来，当常苏民在谈话中，批评我“没有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时，我虽然仍旧极力地辩解，说《草木篇》只是反官僚主义对个性的压抑，不能把反官僚主义与反党反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辩解是无力的。——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你如何能把“官僚主义”作风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体制、截然划分得一清二楚呢？据中共省委宣传部另外一个叫明朗的副部长，在他所写的回忆录“整风反右”中却这样说：“第二件事是《草木篇》，我偶然翻《星星》诗刊见到这组诗，因我长期在部队工作，强调的是集中统一，步调一致，于是冒叫了一声：这个诗味道不对啊！引起李亚群同志的注意，他是分管文艺的内行，经他品评，也认为有问题，于是写了批评文章。这本来是文艺批评的常事，没想到中央召开宣传会议，李亚群率四川代表出席。毛主席接见部份省市代表，四川也参加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场表态说《草木篇》是毒草，并且问什么人写了批判文章。李亚群回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承认第一篇文章是他写的。”（见四川《当代文史资料》2006，2）
其实第一篇批评文章并不是李亚群写的，是省文联另一党委委员、《草地》杂志主编李友欣化名曦波，题目叫《白杨的抗辩》大概是想暂时不让别人知道，以避开“文联领导干部受宣传部指示写批评文章”之嫌。这篇文章虽然还没有给《草木篇》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它认定《草木篇》所流露的“孤傲”情绪，是宣扬“无原则的硬骨头”，带有“敌视人民”的倾向，从而大加挞伐，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文章显然是对《草木篇》作者有偏见的。
流沙河本人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见（曾经沧海身犹在──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不论何种说文与传文，一言以蔽之，《草木篇》一问世，就被中共四川省委各级领导一致视为“大毒草”，我认为原因有三：
一、它不是歌功颂德作品，是种异样声音，是和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
二、是当时大环境条件下正要找的箭靶，被毛视为“波匈事件”中“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的先兆；
三、与流沙河本人孤傲不合群的性格和特定的家庭出身有关。必然要作为四川“反右斗争”前奏曲的“精品”，有点非它莫属。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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