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反右鬥爭前奏曲《草木篇》事件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句話有人說是出自諸葛亮之口，但難以考證。反正四川是個一當國家有事，總是最先鬧起來的省份。推翻滿清的第一槍，保路同志會就始於此，之後才有武昌起義。想不到「毛偉人」反右鬥爭也是在這裡初見端倪。一，《草木篇》出臺的前前後後為貫徹中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繁榮文學藝術創作，四川省文聯早在五六年文代會期間，就著手創辦一個純詩歌性的刊物。四川是個有七千萬人口（指五七年）的大省，自古以來就是文人薈萃，名人云集的地方。成都西外五里之地的草堂寺，曾是詩聖杜甫的住地，歷來寫詩的人特別多。幾經研究籌組，後經中共省委宣傳部批准，一個面目全新的《星星》詩刊，於1957年1月正式創刊問世。詩刋有四位工作人員，主編白航，一位老區來的文藝工作者，而且是個原則性很強的黨員，負責撐握詩刋的發展方向；第二位呌白峽，南下的文藝工作者，也是黨字號人物，和靄大度，人際關係不錯，負責詩刊組稿等日常事務；第三位是石天河，本名周天哲，聽說他原是中共川南行署文藝處長，後不知犯了什麼錯誤，黨藉、職務全抹。他專事文藝理論研究，對現代詩歌有獨道見解，為執行編輯；第四位就是流沙河，年少氣盛，很有才華。四人中僅和流沙河有交往，與白航、白峽僅僅認識，和石天河素無往來，他傲氣，眼睛長在額頭上，十次相遇九次昂頭直腰，給人印象是驕橫狂放，故不太理搭。
流沙河結識較早，1953年就有過交道，僅是作者和編者的關係。1956年我調入《成都日報》文藝組作編輯，大概是八月或九月，成都各影院重放新政前的舊片《一江春水向東流》，我負責組稿，請他一起去智育電影院看審片，之後他寫了首長詩《抗兒，你在哪裡？》發在副刊上，很受讀者歡迎。同年12月四川省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上，我倆都是代表，許多文藝創作觀點相近，漸成「摯友」。當時我們倆人處境都很順，大好「春風得意馬蹄急」的人生光彩前景。
沒有想到《星星》詩刊剛一問世，就在全省引起了軒然大波。陝西作者曰白寫的情詩《吻》，立即遭到署名春生先生題為《百花齊放與死鼠亂拋》一文的嚴歷批評，認為它是「香艷絕倫」的詩句；是和二十年前在蔣介石統治區流行的《桃花江是美人窩》、《妹妹我愛你》之類貨色差不多，認為是在宣揚資產階級腐朽的人生觀和戀愛觀，這樣的詩和題材早就應該凍結了。這篇文章發表在《四川日報》的副刊「百草園」，所謂「春生」，其真實身份是主管全省文藝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
李亞群先前很左，是根「棍子」，在反右鬥爭中把不少年輕人送進了「勞改隊」，為毛澤東肅整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立下汗馬功勞，可後來照樣挨整。「文革」中成了臭名昭著的「修正主義分子」，被批被斗搞得很慘。1975年作為勞改刑滿「就業員」的我，曾去看望過他一次。當時，他貧病交加躺在病床上，近似懺悔地說：「過去我把很多有才華的年輕人搞進勞改隊，以為教訓他們幾年，誰知再也要不回來了。唉，報應啊報應！」報應的何止他一人，是千千萬萬為這個政權打拼的人，上至共和國主席、開國將帥，下到一般幹部，我不也是一個？
這篇批評文章雖引起《星星》編輯們的不滿，但因其作者來頭大，不滿又有什麼用呢？寫反批評文章不發，想上控找不到衙門，一黨專制的權力社會壓根兒沒有說理的地方。這樁公案還未了結，一樁更大的公案來了，這就是流沙河的《草木篇》。從1957年1月到3月末，不足兩個月的時間，僅《四川日報》《成都日報》《草地》文藝月刊，就發表了24篇評文章，說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作者有政治問題。作為責編的石天河因此而停職檢查，最後趕上峨眉山苦苦「修煉」，後墮入十八層地獄。
開始我並不注意此事，原因是自已不寫詩，對文藝理論自來不感興趣，認為那是文人吃飽肚子沒事幹，閑不住的「筆墨官司」，故成日埋頭寫自已的小說。後來，由於命運與自已有了關聯，自然和流沙河的關係就更近了，才有茜子家的那夜聚會。
一位哲人曾說：一個人一生的命運，不僅和時代、社會相關，更重要的是「決定於他的性格」。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東西，比如「毛老人家」一生喜歡搞運動整人，整人越多就越高興；周恩來喜歡為毛服務，服務得越好就越舒服。我們和胡風先生一樣，生性骨鯁，直言立世，所以就得當「反革命」了。
一晚我去茜子家打探，他告訴我說，這組散文詩根本不是批評者所說的那回事，完全是人與人之間矛盾引起。他說，1956年流沙河被文聯派往北京參加中國作協舉辦的「青年文學創作講習班」輪訓，10月學成歸來。在回成都火車上寫成的。當時他心情特好，怎麼會對社會主義不滿？這只是一首以物寓情，以情言志，直抒胸意的詩。寫好後一直棄置未用。1957年1月《星星》創刊，恰好有一空白，白航叫他選一稿作補白，便將《草木篇》填上。我道：「既如此，為何鬧成現在這個狀態？」茜子望瞭望一旁默默無語的邱原，說：「流沙河比我還不會處理人際關係，什麼事都是陰溝裡撐船直來直去（四川土語，陰溝即下水道），別人不整他才怪。」
邱原淡淡一笑，講了這麼一件往事。他說，文聯是文人成堆的地方，詩人、作家、評論家像蚊子一樣多，粗劣同室，薰蕕一器，加之歷來文人相輕，難免沒有嫉妒，沒有爭寵。共產黨老搞政治運動，不斷地對知識份子進行所謂的「思想改造」。這思想改造不只是學文件讀馬列，還得對照檢查，人人過關，相互提意見。為了表現進步，靠攏組織，難免不傷筋動骨，結下怨恨。流沙河年輕氣盛，又有點恃才傲物，加之性格坦誠直率，不知不覺地傷害了一些人。比如1955年「機關肅反」，他曾作為「打虎隊員」看管過我和茜子，結下宿怨，後來他發覺做得過火，主動公開向我們兩人道歉，才言歸於好。去年省文聯團支部改選支委，他在會上公然這樣說：「今天選出的五個支委我不同意，首先要反對四個人。第一個是我，因我不夠條件作支委；第二個是傅仇（詩人），因為他是國民黨的警犬（傅解放前為生活所迫，當過國民黨水上警察）；第三個我反對席向，因為他是國民黨打手（席解放前參加過三青團，並出任區分隊長）。還有楊樹青（曾充當過地主還鄉團的隊員），他殺過人……」
一時搞得會場僵持，你看我，我看你，而他說的又是事實，無法反駁，被指責的人當然只好將不滿深埋心裏，尋求報復機會。怎樣報復？經過歷次政治運動「鍛練過的中國人」，變得十分聰明，越來越懂得共產黨的脾氣：「上綱上線，政治入手。」毛澤東一再強調：革命是立場，打仗是勇氣。只要在政治運動中立場堅定，不管對手有沒有問題，只要你按照黨的指示窮追猛打，一定穩操勝卷。他如果坦白交待承認，是你的功勞；他如果抗拒或者自殺，是他自絕於人民。無數事例告訴我們，凡是思想改造的標兵，運動中衝鋒的勇士，哪一個沒有陞官？哪一個沒有提拔？「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所以林彪當「副統帥」，彭老總餓死牢房。
當《草木篇》在《星星》創刊號上發表後，讀者並不怎麼看重，卻引起仇人們的眼紅與注意。認為流沙河用詩罵人，用詩泄憤，當然怒火中燒。罵張三罵李四或罵王二麻子，大不了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如果是罵領導、罵黨，性質就不一樣了。在那個政治充塞一切、取代一切的魔鬼歲月，縱是傻瓜都知道，打倒對手和報復對手的最好辦法，就是說他「誣蔑攻擊社會主義」、「謾罵黨和組織」，沒有不擊中要害的。《草木篇》一下就拔高到立場和政治問題，縱有百張嘴說不清，千張口辯不過。於是，那些被他罵過的、嘲弄過的、不滿與忌恨他的人，紛紛向文聯領導反映情況，向省委宣傳部寫信揭發檢舉。共產黨的官兒吃飽了喝足了，想幹想管的事兒當然是「大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對於雞毛蒜皮小事，諸如老媽偷人，婆娘勾引上司，是從來不過問的。
什麼是「大是大非」？什麼是「原則問題」？「誣蔑攻擊社會主義」是「大是大非」，「謾罵黨和組織」是「原則問題」，何況「詩無達詁」，各人均可憑想發揮。經過層層組織動員，領導授意，不幾天省內報刊雜誌紛紛發表批判《草木篇》的文章，說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動作品」。說到這裡，邱原憤怒得叫了起來：四川沒有丁點創作自由，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已經結成神聖同盟，看來只能和他們拚死一戰了！邱原話雖然過激也只針對四川而言，認為是四川不執行中央指示，與毛唱反調。
2006年7月，我去江津看望石天河，他是此事的當事人，又是官定的四川省文藝界兩個「反黨小集團」的「主帥」。他說，流沙河把《草木篇》交給他的時候，發稿前他曾給李累看過（李累是中共省文聯黨組委員、機關黨支部書記、創作輔導部部長），私下向我說：「這篇東西，有點像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是不是不發？」我當時並不認為《草木篇》是多麼好的作品，只是覺得在當時的詩壇上，學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句式」以豪言壯語作宣傳的朗誦詩、學伊薩可夫斯基寫「愛情+獎章」的抒情詩、以及順口溜式的歌謠體詩、長期充斥於詩壇的情況下，「散文詩」已很少見到，要「百花齊放」，散文詩的形式，也是不可少的。而且，王實味的《野百合花》是雜文，《草木篇》是散文詩，並無相似之處。加上，我自己對《草木篇》那種「寄言立身者，勿學柔弱苗」的內涵，即提倡獨立人格的精神，是有同感的。感到它對在官僚主義領導長期壓抑下、人格尊嚴被壓扁了的知識份子，有激勵的作用。所以我對李累的話，不以為然，沒有去作仔細的思索，更沒有多作利害的考慮。便硬性地決定，發了。直到報紙上的批評文章，把《草木篇》說成是針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不滿情緒，我才想到，這種以意象作隱喻的詩，是很容易被曲解後再加以批判的。特別是由於流沙河在四川文聯某些人的心目中，被看作是對共產黨懷有「殺父之仇」的仇恨心理的人，一旦他的作品被曲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會弄得眾怒沸騰而百口難辯。我沒有事先接受別人的提示或警告（特別是李累那樣的人、說得那樣明白的警告），去作冷靜的思考與利害的權衡，作為一個刊物的執行編輯，這確實是我的一次冒險。所以，後來，當常蘇民在談話中，批評我「沒有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看問題」時，我雖然仍舊極力地辯解，說《草木篇》只是反官僚主義對個性的壓抑，不能把反官僚主義與反黨反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辯解是無力的。——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你如何能把「官僚主義」作風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體制、截然劃分得一清二楚呢？據中共省委宣傳部另外一個叫明朗的副部長，在他所寫的回憶錄「整風反右」中卻這樣說：「第二件事是《草木篇》，我偶然翻《星星》詩刊見到這組詩，因我長期在部隊工作，強調的是集中統一，步調一致，於是冒叫了一聲：這個詩味道不對啊！引起李亞群同志的注意，他是分管文藝的內行，經他品評，也認為有問題，於是寫了批評文章。這本來是文藝批評的常事，沒想到中央召開宣傳會議，李亞群率四川代表出席。毛主席接見部分省市代表，四川也參加了。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了，他老人家當場表態說《草木篇》是毒草，並且問什麼人寫了批判文章。李亞群回答：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承認第一篇文章是他寫的。」（見四川《當代文史資料》2006，2）
其實第一篇批評文章並不是李亞群寫的，是省文聯另一黨委委員、《草地》雜誌主編李友欣化名曦波，題目叫《白楊的抗辯》大概是想暫時不讓別人知道，以避開「文聯領導幹部受宣傳部指示寫批評文章」之嫌。這篇文章雖然還沒有給《草木篇》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但它認定《草木篇》所流露的「孤傲」情緒，是宣揚「無原則的硬骨頭」，帶有「敵視人民」的傾向，從而大加撻伐，說「假若你仇視這個世界，最好離開地球。」文章顯然是對《草木篇》作者有偏見的。
流沙河本人又是怎麼說的呢？他說：這一組小詩內，我就考慮到，革命者的人格問題，革命者不能夠光是一個螺絲釘，光是聽話，革命者只要是正確的東西還要堅持。毛主席就那樣說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堅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諛逢迎就爬上去了，覺得這個黨不應該去溺愛這樣的人嘛。小人攀附到黨，把這個黨像籐纏樹一樣要把你纏死，你不能容許他們這樣嘛。因此在詩中間就牽扯到了這些。回頭看自己，這樣的一些思想，實際上這都不是詩，我的這些思想遠離了詩的形象思維，都是一些宣傳熱情，宣傳熱情干預了我的詩。就這樣寫了〈草木篇〉。見（曾經滄海身猶在──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詩案」）
不論何種說文與傳文，一言以蔽之，《草木篇》一問世，就被中共四川省委各級領導一致視為「大毒草」，我認為原因有三：
一、它不是歌功頌德作品，是種異樣聲音，是和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唱反調；
二、是當時大環境條件下正要找的箭靶，被毛視為「波匈事件」中「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的先兆；
三、與流沙河本人孤傲不合群的性格和特定的家庭出身有關。必然要作為四川「反右鬥爭」前奏曲的「精品」，有點非它莫屬。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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