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我为什么反共？(组图)

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人拥挤上简陋的驳船和木船上逃离上海。

【看中国2015年10月05日讯】当我正卧病榻的时候，一位朋友送来一份香港出版的刊物。这份刊物以相当的篇幅，报导五四运动纪念将近，共党趁势又逼害大陆学人的情况。其中有一则北平通讯，提到金岳霖先生新近所写《自我检讨》的文字。在这篇文字中，金先生有涉及我的地方。他于“检讨”他的“思想”后，接着说：“像现在逃向台湾，反抗人民的殷福生，就是由我一手培养成功的反动分子。”

聊聊数语，读后使我发生难言的感慨。弃去刊物，我躺在床上，思绪起伏不已，打破了两个多月来我精神上的宁静。

金岳霖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现在已不是个新实在论者，但他是我初期的思想之播种者。

他对我的影响是怎样的深远，由此可见。关于我的老师，除非我在将来写中国思想之现代化史，我现在不拟多说什么。他对于中国思想之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thought in China）的努力和影响，他之把中国年青学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引上正路，他之介绍剑桥的解析学风，已有确定的历史地位。凡此等等，俱不是那个凭造乱起家的北大旁听生毛泽东及其爪牙藉人身迫害的外在办法所能毁灭的。我与我老师睽违，物换星移，已十度秋了。照我自己看来，我没有什么言行值得引起共党注意而要利用我老师之口来骂我。这几天来，我的脑筋一直在为这个问题打转。

实在说来，我并不是金先生的“得意门生”。他的得意门生，应数沈有鼎先生。沈有鼎先生的天才是那样卓越。还有王浩。王浩在逻辑上的成就，直到目前为止，在整个东方应算第一人。他发表的论著之多，已经引起国际逻辑界之注意，虽然东方号称弄此道者很少知有其人。我呢？十年以来，鬼混唐朝，无论事功学问，毫无成就可言。像这个样子的一个不肖学生，那里还值得一提？

自从“逃向台湾”以来，我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组织与从事任何政治活动。这个地方对于我是陌生的。我像一个孤独的行脚僧，这儿的人不悉我来自何方，从制造方帽子的机构一直到看来似乎很积极从事于什么的群组，根本没有将像我这个样子的书生算在帐上。我作一枚渺不足道的“人之患”以糊口。只差一点儿我没有成“无业游民”。像我这样渺不足道的人，在反共基地如此可被忽略，而居然没有逃过共党视线，被目为胆敢“反抗人民”，真是令我受宠若惊，愧不敢当。

保有私人财产，共党认为是一种原罪。但我没有财产可供“清算”。我家的财产，随着五十年来中国的剧变，早已荡然无存，勿劳共党仁兄高抬贵手。我从南京带出的，祇有一点残书和几套“洋服”。这几件行头，又瘦又小；随着年岁增加，有的袖口长了胡须，裤脚生了毛；有的则钮扣潜逃无踪，衣缝老是爱闹分裂，很不合作的样子。这些货色，我想我的小同乡林彪不要“共”；我的大同乡毛泽东更是看不上眼。至于我的书呢？说它们是数学吧，又少一二三四五；说它们是哲学吧，又没有“唯心”，“唯物”这些皇皇字眼。不管它们是什么，在毛泽东们看来，一概是“资产阶级腐臭的学术”、这些书籍，装订太硬，不便应急，他们拿到的话，只会捣碎，再制纸浆。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共党起心思的地方。

我既不是什么“员”，又不是什么“长”。我没有任何权利可资保卫。除了可随时搬动的一席卧榻以外，我没有一寸土地。当然，这样的脚色是不配同八路争江山的。

想来想去，如果我有一点不能令共党去怀的地方，那就是因为我反共，恐怕尤其是我反共的理由与许多人不尽相同。共党藉我老师之口骂我是“反动分子”。“动”与“共”是谐音。如果将“反动分子”轻轻改为“反共分子”，我倒是乐于接受的。咱们楚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的确是个反共分子。十几年来，我反共的态度鲜明，毫不掩饰，毫不晦涩。我写过许多反共的文章和小册。而且，就我的记忆所及，我彰明咬着反共的时候，正是某些人士恐共、避共、媚共的时候。但是，假若从个人功利主义的观点着眼，我这十几年的反共历史，大大值不得效法。我反省自己，我目前反共的理由和情绪，随着我的年龄之增加，比初期的阶段，深切得多，深藏得多。可是。我的反共理由变化到了现阶段，与似乎得势的群组所播散及其希望在人众之间流行的理由颇不相同。因此，从个人功利方面着眼，我的这一肚皮反共思想，似乎是到功利之路的一大障碍。所以，我未曾希望个人功利主义者注意到这一路的想法。但是，赤色文化人们既然通过我的老师来骂我，我就不必隐讳我的思想和情绪。我愿意趁这个机会把它表明出来。我这十几年来反共思想之变化以及我现在所持的想法，照我所接触到的，似乎是若干较有思想能力的年轻人在这一方面的写照。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历史，那么这一路的过程是不可忽略的。我个人回溯起来，也是满有意味的。

我在中学时代喜欢读些课外的书籍，间或也看到一点左翼的舶来货色。后来我读到罗素的《自由人之崇拜》一文，读到“论理学”，以及别的科学书。这些东西，我那时虽不能全懂，但已津津有味。由之，我发现左翼货色的内容粗糙恶劣，其中的讲法简直说不通。加之，我又听说共党在乡间闹什么“苏维埃运动”，杀人放火，于是对于共党的恶感越来越深。一九三七年，我到北平。预备投考清华大学，住在沙滩附近。这时日军侵华已深。我听到左翼学生高唱“保卫玛德里”歌曲。我心中深痛恶绝。我常常问他们：“为什么不唱保卫华北，却要越俎代庖去保卫玛德里？”因此常常与他们口角。“民族解放少年先锋队”在各学校积极活动，但由于真正的民族意识随日军之侵略而高潮，不满彼辈者也与日俱增。那年五四纪念举行，杨立奎与吴保三他们率领志成中学童子军，手持木棍，痛击“保卫玛德里”者流于师范大学，又听说北大有位叫陶希圣的教授，在北大三院演说，痛斥左翼分子。反共阵容，声势为之一振。同屋一青年走告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心中之痛快，有如吃冰淇淋，痛快无比。我立即跑到北大去看看。同乡中有位“民先分子”（忘其大名）被殴，头破血流。我去看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发生了双重人格。我看见他被打得鲜血淋漓，很是难过，但又想起他是个左倾的家伙，心中觉得他该打，打得好。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西南求学，读的是哲学系。那时三校名儒硕彦云集。我受的教育可说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见的多，听的多。我尤其喜欢析理的（analytic）东西。这些教育的基础，使得我从根本上就不喜欢也瞧不起共产党的那一套玩意。我们那时在校中就很少听到有人谈“唯心”、“唯物”这些空大名词。我是后来离开学校，才听到搞政治的人多谈“唯物”、“唯心”问题的。我们当时多着重分析哲学问题。如今我知道，现在西方正统哲学的发展趋向，至少讲Philosophical Analysis者，正是如此，很少的几个人偶尔也在课外看看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但是，大多早已知道那只是在学术面貌之下的宣传武器，而不是纯正学术，所以瞧它不起。共产党的那些玩意，我们早已看穿了。记得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位读二年级的周某，慎重其事地拿着艾思奇着的那本什么《大众哲学》来“请教”于我。我一看是这本“大众”玩意，非常生气，不禁高声大叫：“你现在已读到大学哲学系二年级了，这本所谓的书是政治工具，你难道这点分辨能力也没有？”他悻幸而去。

西南这间大学左倾分子真不少，恐怕真八路也有。他们就是我抬杠、争吵的对象。可想象地，在这种吵闹中谁也折服不了谁。高我一级的有位莫君，他平常的言论总是左袒共党，而我则老实不客气说共党是群卖国贼。有一次我把他约到校园草坪上坐下，“来！”我拍拍草地，说：“请坐下，我们这回彻的谈一下。如果你真有理，不七扯八拉，谈得我心悦诚服，我当共产党去。”当然，这一次的谈判，正如别次一样，又是不欢而散。后来新四军事件发生，莫君随之不见，我才明白他是共党中人物，我所受的思想教育，和分析训练，很轻松地使我能避免瘟疫。用不着把我的眼睛蒙起来，用不着把我的耳朵塞住，共党那妖精怎么样也不曾使我动心。

金岳霖先生不谈政治，很少作公开演讲。他自美国讲学归来后，有学生社团请他讲演美国在战争中的情形，也被他拒绝。在我的记忆之中，他只作过一次公开讲演，题目是“哲学与小说”。张奚若先生则颇健谈，他一谈就是二三个钟头，纵论天下大事。有一次为了一张他们出名的传单，我和他激辩了一个多钟头。结果，我没有服他的道理。现在想来，这是由于我所吸收的党派成见在作祟。我现在才明白过来，他是个道地的民主主义者。

我离开学校，自印度归来以后，刚好抗日战争结束。这时，许多人忙于摘取胜利的果实，而隐伏的共党问题却随之公开爆发。我忧虑着国家未来的局面。我抱着满腔热血，从昆明奔往重庆，在一家出版社作编辑，以为可以秉笔救国，揭发共党的阴谋。在这一段期间，我写了一些小册，也写了一些文章。那时的政治重心，为和谈与政协造成的气氛所弥漫，人心又被多年形成的恐惧巨大事物和顺应既成事实势力的心理所麻痹，因而转变成媚共心理。我本店自制的反共货色，简直找不到销路。后来碰见徐佛观先生，彼此都热心反共，因而谈得很投机。他把我写的《共产党的气象学》一文，介绍给某报。这算是我反共的处女作。其时俄争久占东北不退，举国惶愤。我写了一篇文章，题名《质周恩来》，注明文责自负，投到世界日报。过了几天，原稿寄回，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我当时因此很难过，总想不出不刊登的理由。现在，我可全明白了。但已经迟了，这篇稿子，至今我还保存着。它对于我，对于这个时代为反共而奋斗的某些年轻人，是一个深痛的创痕。

复员到南京，我在《中央日报》做写文章的工作，后来又在某一教会大学教书。这时赤焰一天一天高涨，而我反共的焦急也随之与日俱增。那时，我常午夜疾书，挥汗构思，不觉其苦。在这一阶段，我指责共党的“人海战术”、“职业学生”等等。因为教书的缘故，我常常和刘不同、倪青原他们碰在一起，每碰在一起。我们总要谈时局。每谈时局，总是意见相左。这好像是学生时代与左派抬杠的情节之重演。我每次总是说：“共产党来了将更不得了！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再求自由，简直是与虎谋皮。我在徐州亲眼看见几十万乱民。那都是共党制造的。如果共党真好，他们何致流离失所？”他们岁数比我大，结论总是这样：“唉！老弟！你不懂政治，你还是念哲学去吧！这些现象在革命的时候是免不了的。”现在，我不知道“自由”一字，共党规定每人每日可用几次了！

我反省自己反共的经过。从我开始反共一直到在南京的初期，可以算作一个阶段。在这一个阶段里，我反共的热情和真切是很够的。然而，据之以反共的思想，照我现在分析起来，不免有许多盲从成分是我所受的自由教育给我的；另一种成分则是一个利害群组给我的。这两种成分，在实质上，本是极不相同的，然而我一直装在一个脑袋中，有好多年而不自觉。我所受的自由教育给我的思想与共党的那一套有基本上的不相容；可是，一个利害群组给我的一些东西，照我如今分析起来，与共党在思路上基本不同之处似不太多。我那时反共，在谈纯理论问题时，尚能切合我的思想教育；可是，在一接触到现实问题，尤其是作法方面，我所吸入和呼出的，终是一个党派的观点，一个组织的成见，或一个集体的利害。在一个大混乱时代，任何与党派之实际利害不分的政治观点，对人的心理平衡和健康，常为一大威胁。一些年轻人，为了要解决某些问题，尤其是为了要对付某一敌体，当着他们自己一时未能在思想上成熟和在实际上拿出办法时，最易饥不择食。这时，即使是最不高明的说法和办法，也易被采用。我回想在我反共的这一阶段中的许多想法，尤其是情绪，简直是狂执之情（fanaticism）。黑褐色的法西斯味儿太浓厚了。那时我们在校中遇见相好的反共“同志”，动辄伸手行法西斯敬礼，引为笑乐。我现在回想起我那时的心情，幸喜我是一个书生，手无寸铁。如果我当时有政治实力，或手握重兵，凭我那时的激越之情，真不知会把国家搞成什么样子。那我今日更愧对陷赤的师友了。

我在南京的末期，目击时艰，特别自徐州之行以后，思想渐渐有了新的转变。自下关至徐州，真可谓赤野千里，庐舍为墟。极目四顾，心恸神伤。我开始恍然大悟。五十年来，中国的思想建设大量破坏。参与的任何一批人似乎都振振有词。而身受实祸者，终归是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民。我开始了解观念与实际之间的距离，我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的那么简单。我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因而，我开始怀疑我自少年时代以来于无意之间吸入的由派系所制造的一部分世界观，对共党问题的看法，及其解决办法。我逐渐洗刷这些有害的先入之见。我的思想和经验告诉我，那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死巷子。难怪我从前的说词不足以使人折服。《赶快收拾人心》一篇社论之撰写，可算是我持之以反共的理论转变之一标记。

在这一个大斗争的转捩时期，由于人心望治，调和思想以各种形式出现。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其中最受人注意的。费边社的思想，为我和朋友们常常谈论的主题。京沪告警，我来台湾以后，住在远离市中心区的一个静僻的角落里，日与三五友人，低坐榻榻米之上，谈论费边社思想的时候，觉得共党持以惑众的是高调解决吃饭问题。而解决吃饭问题乃经济平等之问题。因此，我们把“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列为同等重要之政治主张。我本乎这种思想，在报纸杂志上写了许多文章。但是，这类思想，为与我在第一阶段所持思想有一方面相同的朋友们所尚未习惯。当时朋友们这种不习惯的心理，借着“人事因素”而发作。据说当时台北经常有三四家报纸对我施以“围剿”，其势颇炽，历时二三月而不衰。斗争一事，诚为人类生存所不可全废者。但如朋友们的思想之内容新鲜和文阅技巧确有新的创作，当会引起我去拜读的兴趣。

用语言来构造天堂是不难的。从说来好听这方面着想，将“经济平等”与“政治民主”平列，等量齐观，固未尝不可动人。但是，这类思想出于浮泛的调和之愿望者多，出于真知灼见者少，出于接触并分析实际问题者尤少。这种将二者并列的想法，一旦与实际情境遭遇，究竟是否可以同时实行，实在大成问题。造成美国的政治词令实在不难，寻出可以实际把握的政治重点，则须费很大的劲，须要长期的观察，冷静的思考，有时甚至须要在历史的长期试行错误中去探求。中国今日之病，病在一部分人之思路混乱，层次不清，病在什么“连环性”，什么“不可分性”，什么“哲学基础”。他们抓着这一把想要那一把，抓着那一把又想要这一把，结果是一场乱。今日中国政治在实际上亟应把握的重点究竟是“政治民主”呢？还是“经济平等”？为了这个问题，我和朋友们苦思了许久。来台以后，我比较有机会接触西方的政治哲学，沉思中国近五十年来的政治动乱，益之以现在亲身感受到的种种刺激，我才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在中国的现在，政治民主重于经济平等。没有政治民主，一切都无从谈起。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自身先沦为农奴、工奴、商奴、文奴，先失去了人的身分，一动也不能动，说话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险，那里还能争取什么经济平等？显然得很，在中国的现在而谈社会主义将构成民主之致命的威胁。其结果一定走向新奴隶制度。从此，我抛弃了将二者并重的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向政治民主之路走去。在中国，必须先求实现政治民主，打开数千年的死结。有了民主，改善生活才能着手。否则只有作奴隶。于是，我结束我自己思想上的第二个阶段。现在，我步入了第三阶段。

我反共反了十几年，到了现在，我在思想上才算找到了一条正路。我现在的思想，与我自己所受的教育连系起来了。这是十几年痛苦的代价。在我短短的人生经历中，深觉人要弄“通”他的思想，比换一套新装困难万倍。要一些人在意气、利害、优越感，和支配欲的搅混中弄“通”思想，更不知困难多少倍。圣经上说：“要富人进天国，比缆绳穿过针眼还难。”富人那怕只剩下最后的一块钱，他还是要习惯于从钱孔里看这个世界的。

有人常常问我：“你的思想有了这样的转变，你为什么不成系统地写出来呢？写出来对于反共不是很有帮助的吗？”我听到这类问题，总是苦笑地回答他们：当今反共阵营中，大理论家，大法师、大宣传家多得很。他们的理论够好了，那里用得着咱们这一套呢？何况我所有的，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即使是个七折八扣拿出来，也不见得会有几人相信。事实是很明白地摆在面前：许多人六根未净，余火未消，我们的这一套是不会中听的。尤其是近来，我的人生阅历逐渐增多了。我觉悟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能享受沉默之自由，真是“洪福齐天”。只一海之隔，我的师友，想闭住嘴做个哑吧，共党还不饶他们，还要利用他们的嘴来自我毁灭，使其受到人格的凌迟炮烙之刑。幸而逃出的人们，立刻面孔一板，不是骂他们不明白真正的精神自由，不肯“不舍不放以与魔斗”，不肯“申大义于天下”，便是骂他们为“软骨头”。作人之难，未有如今日者，作知识分子之难，更未有如今日者，像我这样渺不足道的人，丝毫无功于民族国家，得享沉默的自由，已经是上帝的赏赐太多了。如果我还要说太多不投机的话，那真是“享福不知福”哩！所以，我毋宁选择沉默。我如能在沉默中读几页书，和陷赤的师友对照起来，那简直是太多了。如Boethius其人者，虽不必至，心向往焉。可是，现在既然共党尚未忘记我的小名，硬要利用我老师骂我一下，那么我便不能不稍稍表示表示反共的理由。好在毛泽东的湖南辣子还辣不着我。我至少还有“对毛泽东的言论自由”。同时，也好使反共人士知道，反共并非就是一定要接受一个群组所颁制的独断之论。稍有常识的人能够判断，不接受颁制的独断之论的人不见得就不反共。也许，他们才更彻的更纯洁无私地反共。颁制的独断之论，大都在理论上站不住。唯有在理论上站不住的东西，才需要靠理论以外的利害关系来维持和强力来掩护。共党集独断与暴力之大成。如果在这一条路上同共党竞争的话，我看不出有何合乎希望的奇迹会发生。反共就是反独断反暴力呀！假若有人说要反大独断与大暴力必先屈服于小独断与小压力，我怎么样也想不通。冰箱里的鱼是不能游泳的。共党之所作所为，根本是人性之歪曲与理性之摧毁。因此，反共事业究竟必须人性之解放与理性之自觉才能完成。然而，祇有一个民主的环境才能实现这些。当然，对富人谈施舍总是白说的，即使富人已经所余无几了。只有后世的历史才能证示这些话。

我在这里所要表示的反共理由，乃低调中之低调。我反共的理由，简单地说，只有这一句话：

反对极权政治

“反对极权政治”，可算是我持以反共的基本语句。从这一基本语句出发，再加上别的语句之帮助，我可以推演出反共之全部“理论的体系”。（但恕我不是“体系”之建造家，所以我不拟这样做。）

也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提出保卫自由作为反共的理由呢？我告诉他，这有两个原因：

一、自由常被误解为不忠或不守纪律，所以我不愿在此把它作为基本语句，虽然我视自由如珍宝。二、我感到我们在自由银行所余的存款本来太少。对于英美人士喊保卫自由，他们会感到兴趣。对于咱们喊自由，恐怕真的兴趣不会太大。

也许又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提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是不在话下的。从共产主义背后的什么“哲学基础”，一直到它的作法，我通通反对，彻的反对。然而，几十年来，有些人拿这个主义来反对那个主义；又有些一人拿那个主义来反对这个主义。闹来闹去，越闹越不清楚。空话太多了！从前流寇造乱，都晓得扯起杏黄旗子，说是“替天行道”。连张献忠杀人如麻，他都会说出一个“道理”来。他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所以要杀。掩饰暴力的“理论技术”，到如今更精密得多了，冠冕堂皇得多了。在事实上，自昔至今，凡想起事而又成功的人，绝不肯先暴露其大欲的。他们所标榜的口号，无一不是足以掀起“群众运动”的妙道。可是，等到他们拿到政柄或夺得江山以后，实际干起来，坏事就来了。这时，欢迎他们的人再也请他们不走，后悔无及了。所以，仅凭起事者所标榜的口号或“主义”，实不足以判断其是非，要看手上做的事。共产主义这玩意，既能在贫困、混乱，和落后的地区骗得着人，大收奇效，可见其说素之中并非在任何一点皆不合穷人的希冀：其中是含有强烈的煽动因素的。时至今日，还有些人以为共产主义有可取之处，只是共产党要不得而已。主义是说笔写的，谁都会来几下。而最使大家感到影响的，倒是手上实际做的一套。这点认识，应该是饱尝痛苦的东方人士所能领悟的。那个毛泽东当初提倡共产主义“革命”，许多人欣然和从，他们多为“主义”之美名所骗。在事实上，无论左的列宁也好，右的希特勒也好，都是曾标榜过好听之说的，要不然没有“群组”跟着跑。如果毛泽东在江西时代就坦白表示：“如果老子拿到天下，老子要实行极权政治，老子要杀二千万人。”这样一说，恐怕连刘少奇也会吓跑了。

“主义”一词，在我是老早看穿了。胡适之先生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一切“主义”，去其特色，就其理想成分言，概可归约到一句话：“为大家好。”既然如此，统统一样。所以，我不想提到空泛的什么主义，而只谈实际，只谈一个一个的问题。实际的作法令大家好过，问题解决得于大家有利，管他标榜什么主义，大家没有不欢迎的理由。如果不然，主义再说得好听些，也引不起大家的好感。

极权政治之实际可就与什么主义不同了。极权政治是一个硬过硬的现实。极权政治一旦从天而降，每个人便要受到它的灾害。好像台湾此时的骄阳一样，如果你没有大帽子，便会晒得你头昏跟花，无处躲避。极权政治固然与共产主义关系较为密切。可是，由于现代技术之支配力，非共产主义的地方，如果做得不好，秉政的党派或个人的权力欲太强，也未尝没有走上极权政治之路的危险。英国工党的办法，如果为王室所操持，可能逐渐步入极权之路。美国的极权味儿，已经不是太不明显了。如果总统的权力再加一点，接管的东西再逐步加多，如果国务院管的事再多一些，那也就差不多了。英美尚且如此，别的地方，就不必说了。所以，我不必提出反对共产主义作为反共的理由，我只提出反对极权政治为反共的理由。这实际得多。

极权政治，不自今日始，在古代有其胚胎。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绘的就是一极权国家型模。喀尔文（Calvin）在瑞士所行的一套，更是活现现的极权政治。这些人并没有标榜“唯物论”啊！也许他们还“唯心”一点啊，不过，到了今日的共党统治，极权政治便发展到了它的完备阶段。这种极权政治，完备到天上地下，精神物质，衣食住行，以至于下一代的教育，甚至于后代的遗传，无所不统，无所不治。基督教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人的言行和性质，都属上帝所管。今极权统治者则无一不管，真可谓“替天行道”了。

也许有人说，不管极权不极权，如果是“为了大家好”，何必要反对？极权政治是否能为大家好，有事实摆在面前，不必多说。退一百步讲，极权统治者果真是一圣王，居心有所作为，为大家好，如果他藉其政治权力以此“好”强加诸人，那就是不以平等视人，甚至于把人不当人。这样，其好亦变成不好。其好之意义与价值将全失。这样的王，充其量只可作一好的蚁王、蜂王、兽王，人是不需要他的。美国猪的营养好，卫生设备佳，你要不要去作美国猪？所以，从基本价值（intrinsic value）着想，极权政治可咒诅之处，在于它将极权者的主义或计划在未经大家同意之前强迫加诸大家。人是生而平等的，你的心肠再好，主义再好，要人家高兴接受嘛！你有什么天赋的权力强加诸人？如果你向某小姐求婚，你说你如何年轻，如何体壮，如何诚实，如何有希望。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要她的“愿意”，否则你等于白说一场。如果你说她不识抬举，硬以强迫手段占有她，要作她的夫君，那么你就构成强暴罪。婚姻私事尚且如此，开系乎大家之过顺安危的政治大事更何独不然？极权统治者永远只有少数人在那里摆布大家。极权统治者之所为，乃对大家之强奸罪犯。毛泽东乃其尤者。

极权统治者之所以敢拂逆众意而对大众施以强暴，除因其藉“革命”而打出江山，除因其手握炸药众莫敢犯，或因其利用“紧急状态”（如“帝国主义包围”等等）以外，其心理上之因素，厥惟彼辈或自认为负有上天之使命（今日之新花样谓之“历史使命”，马克斯之徒从黑格尔大法师那里学来的。）或自认为出于人民的选择（所谓人民民主专政，乃花样之一）。极权统治者有这些“理论基础”横在心中，其基础较之路易十四之纯以血统为依凭者牢固多多，因而其气亦远较古代暴君为壮，其词亦远较彼等振振，而其压制人民亦远较彼等为严刻苛峻。这真是现代的一大劫数！

极权统治者之基本心理状态，当然除了彼一人以外，他不承认其他个体（individual）之客观独立存在，不承认社群（Community）（非社会Society）之客观独立存在，甚至不承认国家之独立存在（如狄托为史达林痛恨）。本此，极权统治者以党为目的，以国家为幌子，以人众为工具，进行文化、教育、军事、经济、政治，以至于思想之全面控制。于是而有计划经济，甚至有计划的教育（苏俄早行计划的教育，共党不过步其后尘而已），因此，在极权统治之一，不许有独立于政治的学术自由，不许有本乎个人良心的言论自由，不许有外于政治的结社自由，不许有自主谋生的自由。凡此等等基本自由俱遭剥夺，其他自由，更无论矣。于是，凡倡导个体自由的言论，莫不视为大逆不道。凡社团之自由组合，莫不目为危险之行动。总而言之。在极权统治之下，一切行动皆由一总机关自上而下发动。若有自下而上行动，一律解释作异动，或不轨，甚至叛乱。

极权政治之所以如此者，乃因其政府观等等，俱与民主政治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而在极权空间，人民乃为政府而存在。因此，在民主国家人民批评政府，常得金质奖章；而在极权空间，人民若批评政府，至少会尝铁窗风味。“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流风所至，久而久之，人众被养成一种习惯，凡政府所作，人民必须强颜承欢，歌功颂德；而人民批评政府，则如儿子骂老子，被认为大逆不道。在极权空间也有所谓政党，但其性质与民主国家之政党大不相同。民主国家的政党是服务人民的政治组织，极权空间的政党乃一统治工具。所以，在极权空间，属于此一政党者，常流露一优越感，并发展支配欲。共党算是把这一特质发挥尽致。

既然极权政治有这种特质、形态和统治工具，于是它天然把国家视作党产，置党于国家之上。极权统治者自身是一个“绝对精神”之化身。他是绝对的目的。极权的党是一个绝对性的党。因而，他在平时靠压制和剥削大家以延续其生存。因而，在这种统治之下，社群和个人不可能有新的生机。所以，极权统治的存在等于社群的元气和个人的生机之耗竭，极权政治者，乃生人之死敌也。

至于个人呢？个人的人生意义、目的、价值、个性和作人的风格，在极权统治之下，淹没无闻——即使被谈到，也必须被严格地要求“配合”那一“组织”；否则，他们不是说你有“小资产阶级意识”，便是骂你“自私自利”，或“不明白大时代的要求”等等。这是个体的完全取消。在极权统治者眼的下的个人，像面包师手上的面粉。他不认识一粒一粒的面粉，只认识一团面粉，只认识一团面粉（所谓“群众”是也）。对于这一团面粉，他高兴按照他的想法（“计划”是也），揉成怎样的形状便揉成怎样的形状，他高兴做成什么样式的面包便做成怎样的面包。面粉从来不能自作主张，向他提出抗议的。如果面粉向他抗议，他很容易地伸出他的爪子，把面粉扔进渣滓桶里去。在这种统治之下，个人的情绪、好恶、兴趣，被认为不值一提。至于优美的情操、高尚的文化、超越利害的活动，更无从谈起。大家终日流汗，将劳动所有全部奉献，然后摆起长蛇阵，领点残余配给，过度茫茫无尽之岁月。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啊！这简直不是人的生活！人之所以为人的要素被剥夺净尽了！这是在“主义”的美名之下，利用最现代化的统治技术和工具，逼使大家回返到蜂群、蚁群、羊群的生活状态，以满足少数狂执分子之原始野蛮的权力欲而已。

我写到这里，猛一抬头，看见我的书架上有三巨册Principia Mathematica；有Frege，Russell，Wittgenstein，Carnap的大作；有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关于Philosophical Analysis的精粹文选；还有国外学者寄赠的刊物。我大吃一惊。我几乎不信我尚置身于东方洪水泛滥的边沿。这点西欧文化的结晶，我视之如珍宝。假设八路仁兄一旦光临的话，这些东西有被化作纸浆的危险。而我这枚小小“反动分子”呢？毫无问题，一定经过“人民公审”的例行手续以后，丢到大海里去喂鱼！

你要作个人吗？你要作个人，必须反共。而反共之最实质的理由，就是反极权政治。如果反共而不反极权政治，便陷于自相矛盾。

共党之祸是二十世纪初叶以来世界的一个巨大的激变。中国之苦于赤祸者三十余年于兹矣。而到了现在，共党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今后反共事业的成败所关系者，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党派或一个个人，而是整个自由世界。既然如此，于是从事反共，必须放开眼界，配合自由世界的全般情势。在这一全般情势之下从事反共之基本的政治前题就是实行民主。实行民主，就对外而论，才能与自由世界协和一致；就对内而论，才能抒发真正的新力量。所以，在这一关联上，反共与民主是一事的二面，在实践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凡诚意反共而无私念者，必定要将反共与民主密切联系起来。而实行民主就是反对极权。所以，在反共运动中，实行民主既成为目的又成为方法。

只有民主的反共，才不是与共党比量而是比质。反共集体的政治品质高于共党多多的那一天，便是致胜共党的一天。我们看得很清楚，私欲还在横流，重温旧梦之念还在那里荡漾，成见还在支配许多角落，因而走上这一条路还要费用很多周折。但是，长江千回万转，终归会流向大海的。凡对民主反共事业有信心的自由人，是不会灰心而放弃这个宏愿的。

（《我为什么反共？》，原载于1952年6月16日《自由中国》半月刊第6卷第12期，收入“析世鉴”时是以林正弘主编、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台北市：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同名内容全文为的本完成数位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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