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三反”、“五反”运动风暴
二、抓“不法资本家”
成都市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叫彭塞，中共成都市委的一个头头。办公地点在骡马市街成都市供销合作总社，一个特制的长木牌挂在机关大门上。各方抽调来的人员到齐后，彭塞即向参加此一工作的全体干部，作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动员报告。他说：
“一场大规模的暴风骤雨般的五反运动，即将在全国展开。这个运动是我们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重点是打击'五毒'俱全的资本家，要把他们行贿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等不法行为，予以坚决彻底的揭露，毫不手软地给以打击，配合党、政、军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对于他们各种犯罪行为，不仅要在经济上追赔，还要在政治上搞臭。为使这个运动取得胜利，我们在工作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出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资本家要实行分化瓦解，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大约反动资本家约占资本家总数百分之六，其中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是最反动的资本家，他们就是逮捕，判刑，枪决，没收的对象……”
他的报告，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战略战术和具体的方针策略，以及运动开展的方式方法。毛泽东就是这么样一个人，不论做任何事从不调查研究，也不征求谁的意见，所谓民主讨论决策只是徒具虚名的形式，党和国家任何大事都是他说了算。不讲科学，不讲民主，不讲法制，而是干了再说。反正最后是会取得“伟大胜利“的。这种领导以运动套运动，以斗争套斗争的手段。在他看来，不搞运动老百姓闲着就会造反，没有“阶级敌人“共产主义革命就会寿终正寝。这就是他的思想的核心，故从“镇反“到“肃反“，从“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运动，及至后来的“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对私改造”、“公私合营”、“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他命归西天，也从不停止。
我们参加增产节俭会的两百多个年轻干部，经过几天的短暂学习，按成都市工商行业的分布情况，编成二十多个“打虎队”，我当然编入成都市茶叶行业的“打虎队”。队长车毅英，是车耀先烈士的女儿，二十五六岁，精精干干，虎气十足。我原是成都市茶叶业工会的青工委员，现又是打虎队队员，便成了她相信和依靠的对象，几乎无事不找我商量与争求意见。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首先将茶叶行业一百三十八家茶叶店，按大、中、小三个不同的等级排队，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等五大类。凡是生意做得大又有钱的茶叶店老板，都是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那些中不溜儿的茶叶店，大都划入半违法半守法户的范围，那些雇一两个工人的茶叶店，绝大部份是基本守法户和守法户。
开初我不明白，这划分的标准根据是什么？我问车毅英队长，她笑笑，十分坦然地说：“不违法怎么会做大生意？又怎么赚上大钱？我们把他们列为违法户或严重违法户，就是要向他们追索赔款，罚他个精光，罚他个倾家荡产。”
“哦”我似乎明白了“五反运动”的目的，就是通过赔退、罚款等手段，把资本家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钱财收归国家，再通过政治上的严酷打击，使他们服服帖帖，永远归顺共产党。为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事业，我义不容辞率先站出来向全市茶叶业工人，作现身说法的动员报告。在报告中我一再强调：
“我们是翻身的工人阶级，国家的主人，不要怕打击报复，不要怕被老板开除，如果哪个老板敢于打击报复，开除工人弟兄，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有共产党撑腰，有毛主席支持，什么也不要怕，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检举'五毒'俱全的资本家，特别要检举揭发自已朝夕相处的老板！因为你们最了解他们的情况。站隐立场，明辨是非，一定要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说到这里，我还大声问一句：“敢不敢？”
“敢！”会场山呼海啸，情绪激昂。
我讲完，车队长接过话头说：“黄泽荣同志，过去和你们一样，是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学徒娃，由于他敢站出来跟着共产党走，现在不是和我一样都是国家的干部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赶快站出来，跟资本家作斗争，跟老板作斗争，当国家干部呢？”
谁不想翻身？谁不想当国家干部？许诺、诱惑是我们一贯用的手段，没有糖哄不住孩子。
我们首先从青年学工入手。他们天真纯洁，没有什么顾虑，看着前途，总想改变没钱、没势的地位，易于鼓吹，易于发动。再者他们与资本家利益纠葛不大，不像匠师有固定的工资又养家活口。在车毅英的安排下，选了一大批“毛桃子娃娃'”（即小青年）组成打虎队，许以“五反”中表现得好的极积分子将吸收为国家干部，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于是，他们就争着表决心、提保证，一定与资本家老板划清界线，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在此情况下，再将我们事先拟好的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半守户半违法户的名单，拿出来交给他们讨论。他们竟然比我们还左，把全行业茶叶店的老板都定为违法户和严重违法户。我们只好笑着耐心作工作，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能通通斩尽杀绝，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在排队分类名单落实后，再实行分人到头的包干制，谁揪哪个“老虎”，谁盯哪个“老虎”，严密布控，一个不拉，再确定开刀的典型。
典型一要有油水，赔偿的金额大；二要有民愤，在同行业中大家都恨；三易于攻破，怕关押怕逮捕。经过调查了解，分折研究，决定以总府街裕昌荣茶叶店杨老板开刀。裕昌荣资本大，生意做得大，以经营砣茶砖茶为主，远销西北、西康一带，故利润大赚的钱多。杨老板本人吝啬，在生意场中霸道，人缘关系不好，同行业的人都恨他，忌妒他。我们首先将他列为严重违法户，他不认账，说自已做生意从来是奉公守法，拥护共产党，没有偷漏过国家的税，也未在茶叶上做过假，收入正当，不信可以查账。于是只好摆下战场，开他的斗争大会。
斗争大会选在成都市茶叶业公会金玉街交易市场所在的地址，在会场贴满标语，安装上高音喇叭，杀气腾腾，一片肃然。参加斗争会的除工人外，还有同行业的老板。人都有侥幸心里，斗争别人时他不会想到来日会斗争自已他，正如过年杀鸡祭祖先，鸭子不会想到吃它。他们抱着看热闹幸灾乐祸的心情，也来参加斗争会。斗争会一开始，全场一片怒吼叫他站出来，他想抗拒不站，立即跳出几个老虎队员，把他揪上主席台。早布置好的发言的老板们，为了“争取立功“都抡着发言。有的揭发他漏税偷税，有的检举他茶叶中渗假，气得杨老板破口大骂，说这些揭发检举全是捏造，没良心的瞎编。大家说他不认罪，不低头，诬蔑攻击政府，于是拳头加巴掌，雨点般地打了下去，当场打他个鼻青脸肿不像人样。有的要求政府逮捕，吓得杨老板一身打抖，咚的一声跪在地上哭着求铙：“我有罪，我有罪！我五毒俱全，不是个东西。我愿意赔退，请求政府宽大….…”还一边说，一边哭，一边打自已耳光。
车队长问他赔退多少？他说五千万。车转头问大家：你们说他老实吗？不老实！会场一遍怒吼。多少合适？五个亿！十个亿！十五个亿！二十个亿！……
杨老板一听急得翻眼珠，气呼呼说：“你们还讲良心不？我一年做多少生意，大不了三两个亿，现解放才两年，这赔退数目高于我十年生意，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嘛！”，共产党自来不和人讲道理，讲道理就不是共产党。怎么办？升温加热，最后暂定五个亿，自此打虎队员日夜跟着他追收脏款。杨老板为了退脏，将家中历年储蓄全部交了出来，甚至太太的陪嫁、儿女预留的学费，都献给国家，还是过不了关，后来吊死在自家厕所屋梁上。
在斗争杨老板小胜之后，“五反”运动在茶叶业全部推开。被斗的资本家站在工人当中，任工人吼，任工人骂，任工人推过去拉过来，搞得这些柀斗的资本家头昏眼花，骨头散架。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直到被斗的资本家承认交待自已的违法事实为止。如遇上顽固的资本家，不承认自已违法事实，除坚持天天斗争外，还罚跪、罚站、顶板凳。再不，几天几夜不准睡觉，还在商店周围主要街道的电线杆上，安装了高音喇叭，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呼喊口号，或是指名道姓地点他名字，并叫工人宣读揭发他的材料，要他立刻交代问题。除此，就是宣读中央和省市委文件，一再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交代，死路一条”。这些软硬兼施的手段，不停地攻击发炮，使空气中充满浓浓的火药味，每个空气分子都是致人于死地的子弹。
我发现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前侧耳静听，有没有自已的名字。一当听到有自已名字，则胆战心惊，夜不成寐；没有自已名字，则暂时舒心，企盼来日。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更是随处可见。翻开每天的《川西日报》（四川日报的前身）和中央各报，每版皆是揭发声讨不法资本家的文章，以及某省、某市不法资本家被捕的消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不为之怵悚！弄不清楚这个“五反运动“到底怎么收场？
杨老板自杀后，接着春熙路陆羽春茶叶店邹老板，因不满打虎队员的凶横，全家六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活下四人，邹老板和他老伴死了。不几天，全市其它行业也出现资本家自杀事件，有的跳楼、有的割喉、有的投水……
我们有些犹疑了，不知如何是好？市里节约会得知情况后说：死几个违法犯罪的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存心和党与人民作对，这叫“畏罪自杀”。尽管上面说不怕资本家自杀，实际也怕，认为这样影响不好。
节约会暗地叫我们注意方法，尽可能不要发生自杀事件，对紧张过度的资本家要作思想安抚工作。雨前春茶叶店老板张叔奇被定为“严重违法户”后，怕遭到逮捕，全家大小吓得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好，有想死的打算。车队长得知此情况后，向我说：你在他那里学过徒弟，张叔奇是你三师父，快去做思想工作。
我当然义不容辞，立即赶到店里，师婆一见到我吓得语无伦次，罗罗嗦嗦说：“黄，黄，师兄，不，黄政府，呵，呵…黄，工作队，过去有什对不起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都是我的错，你是知道的，我们做生意从没有偷过工，减过料，更没有偷过税，你和我们师徒一场，要说说公道话啊！”
我感到十分骄傲，过去在我面前她是何等傲慢，今日却恨不得给我磕头，唉！时代変了，地位变了，我真成国家主人！但师傅总是师傅，师婆总是师婆，不能太过分。现既然求到我，我也不能太刁难别人，于是态度十分和霭，语调十分柔和，说：“师婆，你要相信党，相信政府政策，我们工作队不会寃枉一个好人，只要赔退了就没有事”
师婆抹着眼泪道：“怎么赔退得出十多亿啊！”
我只好坦露心曲道：“师婆，到这个时候了，你是保钱还是保人？”
在一旁的三师傅，明白我话中意思，急忙说：“妈，黄师兄说了，只要赔退，就不会逮捕。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退，砸锅卖鉄都退！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在我离开时，三师傅一再感谢说：“只要不斗争，不逮捕，什么事都好办。”
这时，我才真的明白，“赔退”是“五反”的根本目的。“五反”反什么？就是要资本家把钱拿出，拿得越多越好！从市节俭会传来一个消息，说南门大桥外那个被定为“严重违法户”的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退出了九百多两黄金，成为成都市“五反”运动特大喜讯。
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做海椒面生意的小店老板，怎么能退出这么多的黄金子？但确实退了九百多两黄金。原来，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退守西昌，准备再从西昌退到缅甸或泰国。兵荒马乱的一天下午，一辆南去奔驰的军车，在急转弯处车厢往上一抛，一个小木箱滚了下来，人们以为里面装的是枪支子弹，谁也不敢去拾，你推一下，他移一下，最后挪到万里香海椒面商店门前。到了晚上没人时候，万里香海椒面老板将木箱搬回屋里，撬开一看，呀！里面全装的是亮闪闪黄灿灿的黄金，共一百条，每条十两，整整一千两啊！每条黄金上面烙有中央银行印记。
后来，万里香海椒面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成都市最大的海椒面大王，声名在外。由于生意大，名声大，“五反”时被列为“严重违法户”。在赔退阶段，被追得没有办法，便拿出几两黄金交给工作组。工作组发现金条上面有央行烙印，立即再加大力度穷退，事情原尾才露了馅，万里香老板不得不将此箱黄金退还国家。
1952年4月一天，成都市节检会召开全市各行各业不法资本家赔退大会，地点在成都军区北较场的大操场坝子里。那天，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亲临大会。大会主席台前放了几十张长条桌，桌上摆满金条、金砖、金元宝，银元、银锭、银撬宝，以及各种珍珠、玛垴、玉器之类的财物，黄灿灿，白晃晃，在阳光下耀得人睁不开眼睛。这是我平生以来看见这么多的金子、银子、珠宝玉器，值多少钱啊！共产党真厉害，敛财搞钱有的是办法！
另外，那些被定为违法户、严重违法户的不法资本家，排着一列长队，人人手中抱着人民币、美钞、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依次上台向人民请罪，向政府认罪，然后低头弯腰把手中钱财，毕恭毕敬地放在桌上，然后退着身子走下来。那天，三师傅张叔奇也在这个行列里，我十分高兴，他终于“幡然悔悟”，走了“坦白从宽”的“光明大道”。
事过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才得知当年“五反运动”的真实情况。据山东大学附中李昌玉先生在他所著的《五反运动谜面与谜底》一文中写道：据一份《内参》（见《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
1952年5月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件日益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定中小户为“大老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4月8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更上一层楼。谢泳先生写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尸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人满为患。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埠，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当年，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曾戏谑跳楼自杀者为“空降部队”。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僻静之处，均派兵巡逻，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上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借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随行相跟，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似乎成都市的“五反运动”还要文明一点，茶叶业先后死了六个资本家。死得最多的是糠市街的旧五金行业，他们生意做得大，赚了不少钱，赔退退脏阶段每天都有人上吊、割喉，买不到安眠片就服耗子药。他们工作队的人告诉我至少有三十多人自杀。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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