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谁是抗日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更新版)(视频)
2005年辛灏年发表演讲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视频
【看中国】各位父老同胞，各位中国留学生朋友们：谢谢各位！谢谢举办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朋友们！ 我们虽然远离故土，但是，我们的心始终都是在和国人一起跳动着的：我们记住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光荣，同时也为这份光荣至今仍然被窃据而深感悲哀。而我们特别感到悲哀的是，今天，有一个党，虽然他的先辈们曾为保卫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流过无量的鲜血，坚持领导了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卫国战争，直至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这个党的上层势力，近二十年来，不仅早已忘却了这份光荣，而且还想要割断、甚至要抛弃这一段历史。今天，它又因为惧怕另一个恶党，要甘心为他所统战，竟然不论是在岛内还是岛外，岂但对纪念抗战胜利悄然不语，甚至还要变相地对那个恶党“积极配合”，将自身的历史功绩默默地相让给那个恶党。
而那一个恶党，当年虽然不抗战、假抗日，甚至通敌卖国，但五十年多来，他非但持续地将那个始终坚持了抗战和坚持领导了抗战的党，诬衊成不抗战的党，而且持续地把自己打扮成了“领导全民族抗日直至走向最后胜利的英雄”。甚至直到今日，当全世界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时，在中国大陆人民已经经过了二十年之久的历史反思，早已经对“究竟是谁抗日、谁不抗日”的抗战历史，有了相当明确的了解之后，这个已经日暮途穷的恶党，居然还要在全世界、特别是海外华人社会，到处藉纪念抗战而搞统战，甚至是热火朝天地拉开了它“新一轮统战的大戏”，继续把自己打扮成“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说自己曾经 “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民族走向了抗日胜利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因此而自说自话道：“所以，中国人民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立场 两个标准
朋友们：请不要听了我上面的开场白，就以为我是在帮某个党讲话，又在抨击另一个党。在纪念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首先想说明的是：如果我们当真想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历史，想知道“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我们就必须首先解决一个立场的问题。这个立场，就是“凡我华人，都要让自己的双脚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和任何一个领袖及个人的立场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了解和辨析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究竟是谁用鲜血写就的和赢得的；又是谁，不仅不可能成为这一场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甚至是中国人民持久抗战的破坏者和出卖者，虽然它恰恰因此而赢得了后来“夺权打天下”的成功。
然而，光光是站在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根据这个立场，确认一些共同的标准。因为，只有拥有了大家都乐于接受的共同标准，我们才可能对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股社会力量、甚至是任何一个人，特别是对于他们自己所写下来的历史，进行公正的评判。而在这些标准当中，最紧要的，一个就是进步和倒退的标准，另一个就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
诚如我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所言：“因为中国自近代开始的，从专制向民主的艰难过渡，无疑为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是推动民主进步还是造成专制倒退的大问题；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屡遭外患的痛苦历史，又带来了一个是爱国还是卖国的大是非。换言之，即辛亥之后，凡是在民主与专制之艰难、复杂和长期的较量中，推进了民主历程和民生发展的，就是进步的；凡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为祖国、为民族而勇于牺牲和委屈求全者，就都是爱国的。反之，则无疑是倒退的和卖国的。这显然是一个公正的标准，一个客观的标准，和一个大家都乐于接受的标准。找到了这个标准，才会找到检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试金石，才能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党派和个人、即一切社会力量，进行公正的研究、分析和判断，才能拨开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和形形色色的政治谎言，揭穿假像，辨别实情，回答种种的诬衊和诘难……”
今天，我就要守住这样一个立场，遵循着这样两个标准，特别是爱国和卖国的标准，来说一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说一说“抗战究竟是谁打的、是谁领导打的．”说一说“谁才可能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说一说“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抗日战争之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是怎么干的？” 从而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异常关心的这一段侵透着鲜血和谎言的历史，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作一个知情的人。
抗日战争暨卫国战争
我为什么要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就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呢？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所谓“大中华民国”，就是指由孙文和辛亥革命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在疆域上，不仅包括外蒙古在内、而且包括在1945五年以后已经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岛在内。她不是“在台湾”，更“不是台湾”，决不是中国国民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所悬挂的那个小小的台湾岛；而是他不再悬挂的、巨大的和美丽的“海棠叶”，是真正的全中国，和真正合法的“全中华民国”。
其次，我想说明的是，今天，如果有人问在中共，现在你说的“一个中国”，究竟是哪一个中国？ 国号为何？ 中共当然会毫无疑问地回答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它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放弃的说法。但是，我如果也想问一句，1949年之前的“一个中国”,是哪一个中国呢？ 我想，不论是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还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说，是“中华民国”，也就是我说的“大中华民国”。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没有人会说一个中国不是中华民国。就连中国共产党大慨也不好意思说“一个中国”，是“九.一八”之后，他们在苏联命令下篡立的位元于中国江西省瑞金地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吧？
再就是，孙文创建的大中华民国，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得到当时的国际社会所一致承认的，更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实现过统一并正在艰难地“走向共和”的大中国。如果我说的没有错，我想请问，既然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东西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各国人民的卫国战争；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亚洲各国人民的卫国战争。特别是中共在他的大中小学教科书里，从来就兴奋地将红色法西斯 - 斯大林反对黑色法西斯 - 希特勒侵略的战争，说成是“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说我“大中华民国国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战争”，就是我们“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呢？ 何况，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我们的大中华民国。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就是理所当然的；更是中国人民那一场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本相和本质所在。这才是历史，更是历史的真相，是任何人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
朋友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对我们识别谁才可能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谁根本不可能是我们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带来最为透彻的了解。才能对我们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究竟是谁领导了抗战，谁坚持了抗战，究竟谁的抗战是血写的事实，谁的“抗战”是墨写的谎言，带来认识和辨识的历史前提。
下面让我们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言行，来看看谁是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一， 从理论上看 - 谁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就国民党而言，是她的前身中国革命同盟会推翻了满清、结束了帝制、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大中华民国。所以，她上认中华民族及其历代祖先，如孙文所言，自认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直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脉相承；下开中华民国的“走向共和”之路――对外卫国，反对东西方列强欺凌分裂共和的新中国；对内护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之名义一行专制之实”。1927年之后，她不仅因领导北伐打倒了军阀而重建了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而且执政于我大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所以，当年的中国国民党不可能不捍卫这个由她创建的、由她捍卫的和由她执政的大中华民国。孙文既然被国民党和大中华民国的国民尊称为“国父”，则国民党又有何理由居然“不爱、不卫护这个国家”。
就共产党而言，由于他是苏共在1920年8月派人来中国所建立，它在1921年7月所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是前苏共派人来领导召开的，它的党名又为苏共所取――名叫“第三共产国际中国支部――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又交给了它“颠覆中华民国和消灭中国国民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使命；而它又称自己“没有祖国”，它的“祖国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父亲是史达林；它所要一脉相承的，是“马恩列斯……” 甚至至今仍然要“马恩列斯毛邓江胡温……”地传承下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来彻底批判、否定、焚烧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历史和文化。所以，中国共产党，这个上不愿继承中华，下则要推翻民国，只认苏俄，不认中华 - “非国家，无民族”（蒋介石语）的“外来政党”，不论是在道理上，或是在感情上，都没有可能把那一场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争，看成是我大中华民国的卫国战争，因而也就没有可能会为了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而“甘洒热血为中华”了！
二, 从力量上看- 谁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就国民党而言，第一，她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第二，她拥有一个合法的国民政府；第三，这个政府拥有10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第四，这个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已经拥有270万陆军兵员，10万吨位的海军舰艇和600架飞机的空军；第五，这个政府还拥有一位杰出的领袖蒋介石――他不仅参加过辛亥革命、亲自带领炸弹队冲进巡抚衙门、光复过浙江省；而且参加过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满清的共和奋斗；特别是他曾亲自领导北伐打倒军阀、重建了大中华民国的南京政权、并正在内忧外患之中对外对内地保护着和建设着我大中华民国。所以，从力量上来看，中国国民党具有领导和坚持这一场伟大卫国战争的起码力量和基础。
就共产党而言，在1937年全面抗战暴发之前，第一，他是一个一直在接受外国命令、旨在颠覆自己国家的外来政党；第二，他是一个造反失败、刚刚逃亡到陕北落脚的残余势力；第三、他在陕北仅仅占有三县之地；第四，他所拥有的中国红军（即苏联红军的中共支队）其时只有二万人马，一万三千杆枪枝，并正一再地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公开要求归顺国民政府；第五，他所拥有的领袖毛泽东，则是一个马列子孙，曾在北伐成功、中华民国重建之后领导了失败的秋收暴动、受俄命为分裂中国、颠覆民国而篡立了僞“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担任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所以，从力量上来说，要当时的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来担负起领导大中华民国卫国战争的重任，显然是痴人说梦。因为单单只是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即投入兵力五十万，大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即投入了七十万，如此一场空前规模的残酷会战，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得了吗？中共的那一万三千杆枪能够抵抗得起来吗？稍有常识的人，或头脑稍稍正常的人，都不可能想象共产党能够领导并能够打赢那一场空前的卫国战争。
三, 从事实上看, 谁是伟大卫国战争的中流砥柱
1. 是抵抗 非不抵抗
在中国共产党所编制的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课书里，都明白地指斥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这个谎言，因为有心人的造谣和传播，似乎已经成为“铁定的事实”了！然而，它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栽赃。中国大陆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于2004年第1期发表了大陆历史学者曾景忠教授的文章――“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详细地敍述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就是：“蒋介石从未对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而是张学良本人在九一八之际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这篇文章指出：早在两蒋早已过世的1990年6月8日，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就已经明确地说过：“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 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此其一。
其二，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提问时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
其三，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宇之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编按：张宇之女士相关稿件现存黄花岗杂志社）
其四，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曾主动要为张学良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曾笑着对张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说是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 张学良回答说：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虽然，张学良在上述历次谈话中，都没有说，当日军进攻锦州时，虽然蒋委员长一再命令他坚决抵抗，他却一枪未发地席卷着他的数十万东北军逃之夭夭的“故事”。
2.是安内攘外 非只安内不攘外
在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深仇大恨之中，大概除掉1927年的“清党”，就要算是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所决定的“安内攘外”政策了。但是，只要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在外患内忧交相进攻之下所决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当今中共在改革开放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所坚守不移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进行一番对比，我们就自然能够发现，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或曰“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的完全正确性。
因为，正是“军阀残余之残余”（陈独秀语）的武装叛乱，才破坏了北伐成功、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之后，整个国家的初步和平统一局面，也才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实际上是苏联命令中共在中国发动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好时机，甚至给了日本敢于侵略、占领我国东北的机遇和胆量。
也正是1931年9.18事变这一国难的发生，才又逼迫着正在南昌指挥剿匪的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对中共的第三次征剿，转身回京处理日本侵略之事。其结果就是中共“欢呼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就是中共竟然敢在国难当头之下，并且在9.18事变仅仅发生两个月之后，就听从苏联的命令，为彻底推翻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分裂中国为手段，在江西瑞金篡立了“僞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而也正是在1933年春，日军为侵占我华北、企图西进长城沿线攻城略地之时，正在对江西中共红军实行第四次征剿的蒋介石，又只好罢兵北上，亲自指挥了热河、榆关、和长城三大战役，艰难地保住了华北。可是，中共江西红军却乘机在苏联的命令和指挥之下，发展到了三十万人，占领了四十五个县城，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终于将赣东到闽西的“白点”――即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域，全部拔除，把他的苏区――也就是苏联在中国的武装统治区域，从江西到福建连成了一线……。就不说其间由中共策划的“闽变”和由其他分裂势力所发动的“粤变”，又给国难当头的中华民国带来了怎样的痛苦了！
正是鉴于种种腹背受敌、交相压迫的情形，1932年六月，本着“为不使国家于忧患苦痛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为“不完成国家统一、乃不能攘外”这样一个至理，也就是“家不和外人欺，家乱外人更欺”这样一个人人皆能够明了的道理，蒋介石才在庐山会议上颁布了安内攘外的国策，“冀消除我民族根本之大患”。就是必须消除“中共在前苏联直接命令和指挥下对中华民国的武装叛乱和疯狂颠覆这一背后威胁”。因为，不论是日本侵占了中国，还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对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都是同样的痛苦，除掉甘当马列子孙的中国人以外！
比较一下国民党的“安内攘外”国策和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国策吧！前者是为了“卫国攘外”而不得不求“内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专制”而绝不容许五十余年来毫无民权的人民对现存的极端反动统治表现丝毫的不满。而我“民族的大患”――赤祸，就是俄祸，倘若当真被当年国民政府“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扫荡干净了，又何来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人民无边的血腥和苦难！
所以说，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不论是从当时看，还是从今日来看，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只安内不攘外，而是既安内又攘外，安内更是为了攘外”！
3.是积极抗战 非消极抗战
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得不承认“国民党也抗战”的时候，他一定要一再地和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国民党的抗战“是消极抗战，不是积极抗战”。然而，这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历史性谎言”。我首先想对中日军力作一个对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资料统计，937年7.7事变之前，中国有陆军270万，海军舰艇10万吨位，空军有飞机600架。日本呢？它拥有陆军448.1万，并且他的一个师的装备相当于我们一个师的三倍。中国士兵三个人伙用一杆枪的情况比比皆是。日本的海军舰艇吨位已达190万顿，1933年世界海军会议时，美、英、日海军吨位之比，就已经是5：5：5了。日本还拥有2700架飞机。悬殊如此军力，就不说我们在国力上和政治上因外患内忧所带来的落后、甚至是难以言状的艰难了。力量非常悬殊
4. 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就说过：“不是不打，是要准备好了再打！” “七七事变”之际，他又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我们希望和平而不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在庐山讲演中，他曾坚决地告诉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少，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蒋介石不但不是消极抗战，而且从来就是积极地在准备抗战。1932年蒋介石就已经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应长期抗战。”1935年蒋介石在另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又说：“即使是我们中国关内的十五个省份都被日寇占领了，只要四川、云南、贵州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本侵略者。” 正是为了在未来长期和全面的抗战之中，使西南诸省能够服从中央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决策。
1935年，蒋介石才“单骑走西南”，终于使西南三省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统一，并保证中央的政令和军令能够顺利的在西南三省被执行。他的预见和做法，确实对后来蒋介石、国民党领导全民族的的长期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起到了巨大的保证作用。
1935年底，中国当时的最高领袖蒋介石还在北京芦沟桥我方河坡之下，亲自带领一名工兵营长爬行一千米，并根据这一实地侦察而在我河坡高地上设计了“反斜面阵地”，对后来我军在芦沟桥对日军作战，起到了相当的作用。此其一。
其二，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先在德国购买了一亿金马克的武器装备，武装了四十个师，并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军队。原来打算武装八十个师的计划，因日寇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而没有来得及完成。其次，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前，南京政府就已经在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等省的五个战区先后修建防御工事约4900座，被称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同时为迎接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蒋介石特别号召推动了“新生活运动”，以求焕发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改进我们的人文素质，以为未来的全面和长期抗战做好精神、心理和人格的准备。日本官员阿部信行就曾一再地警告他的政府说：“决不能小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三件大事：整顿财政，整顿军备和新生活运动。特别是新生活运动，就是排日运动的结晶。”
其三，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政府重建,1928年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 其后, 直至1937年“七.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正是因为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始终怀有对未来长期和全面抗战的思想准备，才能在这个外患内忧的岁月力，荡平了残余军阀多达十数次的大小军事叛乱，发动了五次对“苏俄在中国的国中之国 - 中共武装叛国势力的征剿”。
一方面在政治上逐步地使国家走向了稳定，使得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愈来愈能够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一方面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每年百分之十二至十八的赠长率，为未来那一场长期抗战奠定了起码的国力基础。因为，如果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真的从来没有积极地准备抗战，那么，后来也就不可能破灭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迷梦，而我们想要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也就更加没有可能了！
5. 不是不打 是该打的必打
我想，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淞沪抗战，也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一.二八”抗战，不是蒋介石要打的，是蒋介石不给打，但十九路军的官兵们要打，是他们不服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坚决要打的……”但是，这却是大错特错了！
“一.二八”淞沪抗战，固然十九路军是参战的地方部队，但因蒋介石认为这一战是该打的，非打不能向国际扬我中国人之正气，中华民国之国格，所以，他将黄埔精锐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合并而成立第五军，任命后来投共的张志中担任军长，积极地、壮烈地战斗在上海“一.二八”抗日的战场上。虽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均不知八十七、八十八两个精锐师才是淞沪战场上更重要的主力；虽然，国际国内的一切鼓励、嘉奖和慰劳物资均只送给了十九路军，甚至连所有的抗战荣誉都集于十九路军一身，蒋介石和他的中央军还要背负不抵抗和不抗战的骂名。
对此，大陆历史学者早已在1991年出版的蒋介石传一书中，就已经深怀着倾佩之心，把蒋介石两次给八十七、八十八师的亲笔信件公布了：2月28日，蒋介石在信中勉励第五军说：“抗日为整个民族存亡所关，决非个人或某一部队荣誉问题，决无彼此荣辱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所畏忌，亦必为反动派所诬衊。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作战，更是足以表现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为？”
其后，蒋又致电张治中说：“在前线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只期歼敌，切勿有所竞争，即有不能堪者，亦必为国家忍辱负重。当知在此生死关头，与十九路军应视同一体，外间毁谤，一切置之。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 其意无非是为了向外界标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而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 如大陆史家借《陈布雷日记》所言：“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我承认，我每一次说到这里，都不觉眼眶发热。说蒋介石不抵抗和消极抗日，天理何在！？
除“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外，就在蒋介石“为免除民族之大患――赤祸即俄祸”，而正在进行成功的第四次征剿的关键时刻，由于日本欲占领华北，开始攻击我长城沿线，只因蒋介石认为“遏制日本对我华北的侵略野心，是为必打之战”，所以，他才会立即离开江西剿匪前线，转身数次亲赴长成沿线指挥了榆关、热河和长城诸口的对日战役。我军虽然牺牲惨烈，数位国民党将军阵亡在长城抗战的战场上，却保住了华北，也为中央政府对未来全面和长期抗战的准备，争取了时间。
6. 是战略退却 非“拱手相让”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就曾一再地说过：“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而应该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准备好了再干！” “七.七”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则将蒋介石早已决定和早已从事准备的抗日总方针定为：“以守为攻，以退为进，以持久对速胜，不是为了打垮敌人、而是旨在拖垮敌人”的持久战大战略。即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总战略。所以，一方面，蒋介石既决定在京绥、京汉、津浦三线对日军节节抵抗，防止日军自北而南地切割我战场，占领我后方，然后由西向东逼我就?；一方面却决心在上海摆出决战的态势，大战日军，以万般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与顽敌死战，藉以破灭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一俟目的达到，立即撤军，以保存有生力量，准备长期抗战。上海会战如此，徐州会战亦如此，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同样如此。
在徐州会战中，我五十万精锐神奇地摆脱了敌军的包围，撤出鲁南和苏北，使敌人企图消灭我主力的希望毁于一旦。在武汉会战前，蒋介石就已经决策“主要是消灭日军有生力量，而不在保一城一地之得失”，在歼敌二十余万并将华中重要物资安全运往四川之后，方决心弃守武汉，为后来的持久抗战，保留了重要的军事力量。
第三次长沙会战虽然消灭了日军六万余兵力，只因其时广州已经失守，长沙已经守无可用，我军亦是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主动撤离会战……可以说，直至全面反攻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即所谓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太多的大战，无数的小战，但是，却都是遵循着持久战的总方针，既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把日军深深地拖在中国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直至历史性的大反攻开始。
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它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中，岁岁年年地指骂国民党军队“望风披糜，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又岁年年岁岁地在它的教科书里，把“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吹到了天上，把“他们的父亲史达林”领导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丰功伟绩”吹得神乎其神。却忘记了，1941年6月当德国以闪电战进攻苏联时，德军转眼之间就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使他们的“伟大工人阶级祖国”的欧洲土地几乎丧失殆尽。史达林的仓皇应战和无边退却，那才是真正的望风披糜，才真正是将自己的国土“拱手相让”。
但是，史达林的望风披糜却不是“战略退却”。相反，1812年当拿破仑进攻俄国、俄军元帅库图佐夫以焚烧莫斯科为标志的大撤退，才是真正的战略撤退。因为它也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诱法军深入，将法军拖进寒冷的俄罗斯冬天，从而造成法军的必然失败，为世界战争史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战例。而我大中华民国以持久战为根本方针的战略退却，乃是将强大而且疯狂的侵略者拖进了更加广阔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以期与世界战争“接轨”，直至最后地彻底地打败敌人，这就在世界战争史上，增加了一个弱国如何打败一个强国的更加光辉的范例。
7.国民党抗战是血写的事实 非墨写的谎言
根据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种种小心考证，现在我以大多数人已经公认的研究结果告诉大家：诚如大陆学者杨树标所言，“由于蒋介石坚持领导抗战，国民党军队自始至终地坚持抗战”，在其十四年抗战中，发动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大型会战就有22次，大型战役如平型关、台尔庄者就有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面对面地战死在抗日疆场的国民党将军就有206人。陆军牺牲、失踪者共3211419人，；空军牺牲4321人，毁机2468架；海军舰艇全部打光。在1929至1933年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毕业的两万五千名青年军官中，就有一万名青年军官壮烈牺牲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四个月。从山海关到上海会战，从武汉会战到历次大会战和大战役，国民党军队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壮烈牺牲者，不可胜数……国民党军队抗日，实在是血写的事实，而非默墨写的谎言！
正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表现，当大中华民国的伟大卫国战争，如蒋介石早就预料和准备的那样，终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轨”之后，西方列强终于在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大中华民国抗日政府的要求之下，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去除了我们的百年国耻，实现了孙文的一个最大愿望，那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国民革命胜利的第一个标帜！”从此，大中华民国不仅成了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成了“联合国宣言”的三大起草国之一，而且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不仅扫尽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一切欺凌和污辱，而且开始自立自强于世界。从而使得这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傲然矗立在我大中华民族五千年卫国卫族的战争史上。
而蒋介石作为一个身先士卒, 不顾安危, 始终坚定地领导着和坚持着对日抗战, 并终于夺取了最后胜利的伟大民族英雄，则不论政治上的丑恶敌人和卖国者们要如何地诬衊他和丑化他，他都将永远地屹立在我们民族历史的峰巅地位之上，而永难动摇。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败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规模进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美国学者易劳逸教授终于能够公平地说道：“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相比， 法国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相比 , 英国则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所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地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一百万日军 ( 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于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如果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作为一篇大无畏的英雄史诗来敍述。然而，由于战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便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易劳逸：《毁灭的种子》一书 ）
中国大陆的新一代历史学家们，中国大陆新一代正在追求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爱国民主志士们，一定会永远地记住我们中国国民党先烈卫国的壮烈史诗，为我大中华民国的辉煌明天而继续顽强地奋斗下去！
视频来源：《透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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