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重建学校教学秩序的年代。在一所中学，我作了一次大胆的试验。让一位初三丁班为学生忌恨的班主任诚恳的真心向他的四十余名学生检讨自己的错误。似乎大逆不道的作法受到众多老师的抵制。可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这位尤姓老师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优秀教师。整班学生变了！学生说“是班主任首先变了”，“我们的班主任由'牢头'变成了良师益友”！
文革后，要想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谈何容易。文革的重灾区就是学校。学校成了斗老师、批孔子、废文化的“大战场”。“读书无用论”成了学生的精神支柱，不读书的借口。老师的“主导作用”早已抛到一边，“师道尊严”早已批深批透。好不容易正式恢复了教学秩序，另一股邪风又吹到学校：办重点高中、重点班笼罩学校。学校里的“慢班”由此诞生，许多孩子象下地狱一样分到慢班。灰心绝望，破罐破摔成为常态。有的领导、老师甚至把慢班视为《拉兹班》（印度电影《拉兹之歌》中的小偷拉兹），视为《阿琦婆班》（日本电影《望乡》里的老妓女阿琦婆）。学生们承受的压力和身心的污蔑侮辱自不待言，叫苦不迭的老师，“吐血”也难带啊！
初三丁班是典型的“慢班”，“什么鸟都关进来了，没有一个合格的学生”！
尤老师是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滚动了一阵，分配到中学教了两年语文。分快慢班时，他豪情壮志自愿去带慢班。他膀大腰圆，敢抓敢管。他说过：“拳头就是制服学生的武器”，显然是文革的毒害在他身上的反映。丁班学生也不是省油的灯。由四个班汇合的“久经考验”的“捣蛋鬼”，不学习光捣蛋，想办法与老师作对。
开学了，尤老师兴致勃勃的走向教室。一推门，一把扫帚由天而降（从门顶掉下）正好砸在尤老师拿着教科书和粉笔盒的手上。一地的粉笔，五颜六色。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学生有这一手（以前有女老师也遭到“字纸篓”的袭击）。女生一边笑一边叫，男生正襟危坐，一本正经！试试水有多深，看看老师的能耐。尤老师大为光火，用脚把扫把踢得多高，正落在讲桌上。又捡起地上的粉笔向学生们扔去，打着不少学生！课堂象大闹天宫一般。两方的对立情绪达到沸点！
以后的教学与管理完全失秩。不存在教学与管理的任何内涵了。每天都是双方“决斗一场”。如此下去那还得了！挨过揍的学生计划着“报复行动”。
经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尤老师“大错特错”；同时学生的行为开始可能向“犯行”发展，社会的影响自不待说，学校领导的职责、教育思想是“乱子”的根源，把慢班学生一律视为“学校的渣子”，既不符合实际，也不考虑实在难忍这口气的学生心态；破罐破摔成了班上的“风势”，“对抗”成了家常便饭，矛盾难解。偶然发现一些同学认为尤老师“又操心又辛苦”，有的说“还不是为了我们好”，也有的说，“他那么‘横'，还不是我们造成的”！“乱班”也有积极因素，也有正义的声音，向上的渴望！又发现尤老师为人正直，讲义气，脾气犟，认死理；他曾设计过多种方案企图改变现状，由于与学生对峙而失败，就产生了“以拳头服人”的想法。
我主持了这次的试验。对尤老师进行了多次“提高认识、调整目地、研究学生、选好方法”，让他到学生中去感受学生的情绪，走访家长，感受家长的担忧和期望……终于，尤老师同意召开一次“主题班会”，由学生主持，主题是尤老师定的：“我怎么是这样的老师”？他经过认真思索，真诚的鞭挞自己的霸道、专横、武力为上、不尊重同学们的“人格”，“刺伤同学们的自尊心，让同学失去尊严和自信心”……。
同学们鸦雀无声，四十多对眼睛凝视他们的老师……尤老师讲着讲着，激动的哭了，伤心的哭了！这时，全班同学“哇”的一下子都哭成了泪人。最调皮曾经想约人殴打尤老师的K同学哭得最伤心，站起来说：老师，我错了，你别哭了，我一定听您的话，好好学习！立刻上前抱住老师，哭得惊天动地，还用手帕擦老师的眼泪！更多的男女同学也涌向讲台，这个抱抱老师，那个扯扯老师的手，异口同声的说：“老师，是我们错了，尤老师，我们对不起您！”一个大男人，尤老师哭得快晕过去了！
学生是通情达理的，实际上他们每日到校，每日都盼望自己的老师亲热地对待他们，向他们微笑；只要不失望，会天天这样盼望下去。对学生的一颦一笑都会让学生心花怒放，“心里养料”之花更要开放在“差生身上”。他们更激动、更感激老师的真诚和善意，不忍冷淡漠视，不忍老师心中没有他。到了学生自己白发满鬓时，也仍崇敬和感激这样的老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白'花开”！
这个班一年后被评为市局“先进集体”；尤老师为“优秀班主任”；一些学生升入“重高”。老师的一个真诚检讨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值得教育家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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