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
“一贯道”全盛时期拥有教徒数百万
“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与“不二法门”的修炼原则大相径庭。
该道之具体规模,尚缺乏具体统计数据。据该道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另据《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如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贯道”内担任高级干部。“一贯道”魁首张光璧,亦充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顾问之职。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一贯道”的本质是一种传销式敛财机器
像“一贯道”这般,以生搬杂糅之教义,却能迅速发展成民国第一“民间秘密宗教”,其缘故何在?换言之,这种组织,滚雪球般壮大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
台湾学者邱丽娟,曾以清代中期为切入点,研究过“民间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结论认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
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