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

“一贯道”全盛时期拥有教徒数百万

“一贯道”发端于晚清，极盛于1940年代。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经典，与“不二法门”的修炼原则大相径庭。

该道之具体规模，尚缺乏具体统计数据。据该道大道首王效峰披露，1930-1947年间，其全国组织架构，设有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等7大总坛。另据《上海公安志》披露，1949年前后，一贯道在上海拥有基层坛堂1144个，办道人员6200余人，道徒约30万人——而该教上海总坛，所辖范围并不止于上海市范围，如常州、杭州、温州等地分坛，亦归上海总坛管辖。如此，当不难揣知，“一贯道”当年教徒之众。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的一贯道，有教徒300万人以上，当非虚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一贯道”将大量汪伪政权高级官员发展进入组织。如汪伪中央税警团团长李丽久、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汪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等等，均在“一贯道”内担任高级干部。“一贯道”魁首张光璧，亦充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顾问之职。1946年，国民政府社会部联合内政部，曾公告各地要求取缔“一贯道”，并以“汉奸罪”对该教发起起诉。但在张光璧等人的活动下，起诉无疾而终。

“一贯道”的本质是一种传销式敛财机器

像“一贯道”这般，以生搬杂糅之教义，却能迅速发展成民国第一“民间秘密宗教”，其缘故何在？换言之，这种组织，滚雪球般壮大的原始驱动力，是什么？

台湾学者邱丽娟，曾以清代中期为切入点，研究过“民间秘密宗教”繁盛的原因。其结论认为：秘密宗教之所以在下层社会普遍流传，“与经济因素有密切关连”。一方面，“民间秘密教派教首最初设教的动机，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以谋得金钱财物为出发，极少的例子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而叛变造反。……他们凭着粗通的民俗医术，编造一套消灾祈福、追求来生富贵的宗教理论。”另一方面，“教徒之所以愿意入教，一则是因向往来生富贵的理论可以摆脱现世的贫穷，一则也是为了日后能够谋取教职可以传徒收钱。”

换言之，所谓“民间秘密宗教”，实际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敛财体系——越高层级的教首，享有越多的财源；越低层级的教徒，所获财源越少，唯有再往下努力扩充教徒人数，方能扩展财源。这正是民间“秘密宗教”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始驱动力。至于其教义本身如何，实际上并不重要；正如传销模式下，其产品质量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竭尽全力发展下线。

该道敛财名目极多，如捐钱办道、考财、度大仙、功德费、开荒费、坛主费、献心费、忏悔费、齐家费等等——投桃报李，以敛财为目的的教首们，亦可以投汪伪之所好，随意更改其教义，宣称“日本来中国是天数，来收恶人”；内战期间，甚至在教徒中散播“十八小子坐中原”之谶语，妄图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