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小舟：解析专制极权特务统治

【看中国2014年10月30日讯】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勃格），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
————前苏联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维•巴卡京

1、引言
2、概述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发展和现状
3、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本质
4、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特征
5、结语

1、引言

近日，国际媒体、独立中文媒体和国内外各界人士持续聚焦、揭批中共特务流氓横行香港之事，并曝光大陆援港者纷遭抓捕之情况。已被曝光的林林总总的事实细节和翔实证据，或匪夷所思，或无耻之尤，或再创纪录，或卑劣绝顶，或龌龊至极，俱皆指向中共，再次将中共特务统治之黑暗现状置入人们视野，提醒一切善良的人们绝不可低估中共专制之邪恶程度和无耻程度。其中，中共在港特务行径尤令人眼花缭乱，估计使出了其特务手段的所有看家本领，十八般武艺尽数登台，然而在广大香港公民和正义人士千万双明亮眼睛的注视下，在自媒体、互联网构建的信息传播体系中，中共对香港民众所施之特务手段被曝光甚多，收效渐微。

相对于中共在港所施特务手段而言，对大陆一些援港民众所施特务手段虽则少了些阴险狡诈，却多了堂皇而为的疯狂可怖。据独立媒体报道，曾举牌支持“占中”的广州维权人士张圣雨突遭绑架式抓捕，张圣雨友人廖剑豪估计张圣雨遭捕或与举牌声援香港学生有关。媒体引用张圣雨友人廖剑豪所言：“我们刚从张圣雨的家出来，走在马路边，突然间有四辆小车停在我们面前，门开了，冲下来7、8个人，就把张圣雨往车里抓。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们是谁，他说不用我管。”这般场景，与大陆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日伪军、文革、纳粹等恐怖政治统治中光天化日下的突袭式抓捕和绑架式抓捕毫无二致。赤裸裸的红色恐怖在上演，令人惊怒交加，扼腕长叹！

激于近期中共特务统治之猖獗、之黑暗，笔者愤作本文，试借助于网络资料和理论建构，对专制极权特务统治的发展、现状和本质等问题进行由点及面的梳理总结，阐析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特征，推断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终极宿命，为相关人士提供理论参考和事实参考，引发民主群体、正义力量之警觉与关注。

2、概述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发展和现状

考察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简史，可以看出，专制极权特务统治水平是与时俱进的，随着科技进步、人类管理经验的提升而不断趋向精细化、科技化、系统化、规模化，与极权统治水平具有一致性，是极权统治的投影布和执行终端。质言之，一个国家的特务统治史，分明浓缩着其国从皇权时代到极权时代的历史。

就中国情况而论，特务统治在皇权专制时代的巅峰期当为武则天统治时期和明朝，作为明朝特务统治制度创造者的朱元璋、朱棣等真是创意非凡，以至于厂卫、缇骑等如今成为中国古代特务的代名词，满清特务统治残酷程度亦不及之；自民国以降，南京国民政府时代创造了特务统治的小高潮，彼时已有苏式特务统治成分，而在中共夺权后，苏式特务统治迅速达到极致，严酷程度终不减，有盛无衰至今朝。

就世界范围而言，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前苏联以克格勃为代表的秘密警察系统，中共政权以国安、国保、军队总参情报系统等为代表的庞大特务系统，在世界专制极权特务统治史上堪称三峰并峙，均充分利用了当时的一流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

香港《广角镜》月刊的连载文章《苏联特务城揭秘》，揭秘了前苏联克格勃下辖的“加茨拿”等特务城。笔者对此文内容和重点概述如下：前苏联特务城是国中之国般的军事禁区，里面主要依据某种语言使用地域、地缘政治关系等，划分相应的培训区。受训者如同生活在相关国家之某地，学习其国语言、适应其国生活，掌握密码、发报、变音、缩微摄影、偷拍等技术，很多工作人员来自不同国家，一旦进入须终生在此。受训者考试合格后要投放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以实现苏联的扩张渗透野心。除了这些对外性质的特务城，还建有特务城培训对国内投放的特务。中共亦有特务训练基地。据博讯《揭秘中国特务秘密系统鲜为人知的内幕》，中共七四三部队为暗杀特工培训基地，内部名称是七四三部队技术学院，地址是北京永定路甲十二号，现属国防科委管辖；一些大学如国际关系学院也是中共重要的特工培训基地。

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已灰飞烟灭，前苏联秘密警察系统也随着极权性质嬗变而改制和弱化，唯有中共极权以国安、国保为代表的庞大特务系统，在中共极权温床上不断壮大，愈益完善。据有限的网络资料即可知，中共特务系统在科技化水平上，绝不逊于美国等一流国家的特工系统，而其精细化、系统化、规模化水平，恐罕有匹敌，无出其右者。资料和现实都证明了，作为中共特务系统重要组成部分或重要延伸的常规化监控体系，在胡锦涛统治期间便发展到“六张网”程度，即“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以“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而在特殊时期则升级为“XX安保模式”之类，便衣警察、协警、巡防队员、保安员，加上居委会成员、治保积极份子等“志愿者”全员出动，对单位则敕令“门前三包”之类。

2011年中共出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不仅对“恐怖”界定宽泛，且几乎没有民主国家反恐立法中普遍关注平民利益的特点，而是增加了“六张网”的监控广度和打压力度，扩大了特务系统的功能范围。习近平上台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反恐”声浪中，在“六张网”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军警权、强化军警系统，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习近平政权的这些做法或许不仅仅是为了特务系统建设，但无疑对特务系统建设具有重要的强化作用，使得中共更便于指挥、协调其特务系统，更易发挥其特务系统的综合力量。闻佑平在《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中断语：“中国正陷入苏联解体以来全球最严重的特务统治。”中共特务系统可谓是古今中外特务系统之集大成者，希姆莱、朱元璋、戴雨农等特务巨头若在世必亦叹为观止，在中共极权培植、操控、纵容下极具危害性，是民主转型之大敌。下面，以中共特务系统为主要参照，进一步阐述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本质。

3、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本质

“特务”二字国民耳熟能详。然而，何为“特务”？维基百科释为特工和“特别的任务”，将特工概念圈定在警察、情报、间谍等人员中，“特工”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化特征。百度百科“特务”与此不同的是，对特工背景和特工目标赋予了经济层面的意义，而“特殊任务”之说基本等同于维基百科“特别的任务”之解释。本文认为，“特务”即执行特别（特殊）任务者。本文基于政治角度，对“特务”等概念进行阐述。

同样是执行特别（特殊）任务，专制极权的特务行为与民主政权的特工行为有很大的差别。本文认为，专制极权的特务行为与民主政体的特工行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对本国国民人权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和态度。即，是直接、间接地打压、摧残本国国民人权，还是直接、间接地维护、提升本国国民人权；是直接、间接地对抗、践踏普世价值，还是直接、间接地捍卫、升华普世价值。

专制极权的特务行为对本国国民人权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和态度整体而言是负面的、恶劣的；反之，对专制极权的权贵阶层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的方式和态度，整体而言是百般捍卫、极限维护。仆从地位决定了专制极权特务系统要唯命是从和不择手段，有时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在极权统治阶层所制定的具有明显恶法性质的法律法规庇护、支持下，在极权统治阶层的纵容下，可以堂而皇之地使用恶法条款扫荡异议、镇压反抗，可归于国家恐怖主义范畴。万一专制极权的统治意志和要采取的行为方式与其所制定的法律相矛盾，或者不甚吻合，或者虽然吻合但自觉有碍观瞻，就要采取法外方式瞒天过海，暗中操作。因此，特务统治甚得众多专制统治者、极权统治者之推崇。

4、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之特征

4.1 特务统治是专制极权统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河清先生在《告密与特务统治》一文中如是写道，“共产主义运动迥异任何朝代任何道统，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其一以贯之的宗旨和行径。”而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被中共贯彻至极权统治的各个层面，在特务统治等方面尤为显著。特务统治集中凸显专制极权统治之恶。以中共为例，在其夺权之前，便大肆使用特务方式，铲除异己、刺探情报、策动军变、煽动民变、挑动学潮、镇压民众，夺权后更是变本加厉而为，毛时代，特务统治被泛化至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全民告密、举国检举之境地，虽中共高官亦多不可免同室告密、亲朋操戈等特务式戕害；邓时代、后邓时代，特务统治在规模等方面虽有消减，但规模依旧庞大，且在精细化、科技化、系统化等方面不断提升；习近平大权独揽、成立国安委等组织后，特务统治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共极权统治体系中愈益凸显。

特务统治之所以能够集中凸显专制极权统治之恶，根本原因在于特务统治对维系专制极权统治具有特殊作用。前苏联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瓦•维•巴卡京总结道：“克格勃及其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国家政治保安局（格普乌）、国家政治保安总部（奥格普乌）、内务人民委员会（恩克格勃）、国家保安部（姆勃格），构成极权制度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这个制度简直就不可能存在。”特务手段既是打压人民的狼牙棒，亦为同室绞斗的杀手锏，对于维护一切专制极权统治皆有重要作用。就打压人民角度而言，特务手段比军警等明暴力镇压方式能收获更多的专制副产品，譬如愚民效果便相对有效，一般而言，比军警等明暴力镇压具有迷惑性，不像军警镇压那样有碍观瞻，便于隐蔽力量、灵活出击和狡辩掩盖、渲染粉饰。尤其是当专制极权统治面临愈来愈严重的统治危机之际，特务体系在维系其统治方面愈发重要。

以中共对香港的渗透、统治为例，特务渗透、特务统治对中共在港扩大势力范围和在港统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中共对香港的特务渗透活动有史可鉴，从未停止，以中共夺权之后为烈，较有代表性的，如毛时代以舆论、遣人等方式支持香港左派暴力乱港，致使群死群伤之暴恐案件接连不断，对香港治安构成了重大破坏，于市民生活造成了极大影响。据悉，中共前公安部长陶驷驹便于香港回归前公然宣称，香港黑社会也有“爱国”的，此言显系中共渗透、收买、控制香港黑社会等情况的潜台词和好注脚。“回归”之后，类似事情亦不绝如缕，如《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被砍案，目前虽无确凿证据证明是中共特务所为，但各界所提种种疑点几乎俱皆指向中共政权。

如今中共在港势力遍于黑白两道，影响及于香港各界。博讯《张蜀杰瑞典作证：被迫为国安收集工运情报》，反映的情况是张蜀杰被迫答应与国安合作，到香港工运圈搜集情报。据博讯《揭秘中国特务秘密系统鲜为人知的内幕》：“中国情报圈内有句话：如果中央把安排往香港的地下共党员的名单公布出来，起码有一半以上的香港人要移民海外。”据香港资深传媒人程翔估计，香港约有40万中共党员；而博讯有文，分析判断香港约有18万党员。笔者固然无法得知香港中共党员的精确数目，但就一些客观情况作保守估计，亦必然为数不少。

4.2 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严重践踏道德底线、伦理底线

因参与特务行径而深受良心谴责的叶利钦对克格勃有如此评价：“（间谍网）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道德伤害。”特务统治严重践踏道德伦理底线的原因，在于特务工作特点，但更在于制度环境。马祥林在《过于倚重特务统治是对民族精神的摧残》中提出，“特务本身的理念就是不相信人，否定诚信。”诚哉斯言。不过，特务工作理念固然有反道德伦理成分，但决定其道德伦理水平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环境。因为专制极权特务统治要服务、服从于专制极权的无底线邪恶统治，并具有各种作恶手段、作恶经验，且只要没有反叛专制极权统治团伙、站错队等行为，基本上可以逍遥于一切恶法、善法之外，无所顾忌地超越一切社会规则，必然严重践踏道德底线、伦理底线。无怪乎维基百科“特务”词条称“特务一词在中国大陆于内战之后含有贬义。”袁红冰先生提出，要警惕中共“超限战”（笔者将其简单释为，不择手段的战争方式），其实专制极权特务统治本身就是一种隐秘化的“超限战”，很多时候全无人性，不择手段，极尽下流无耻卑劣龌蹉之能事。

最为大陆民众熟知的是国民党特务统治之阴狠、卑劣等。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利用影视剧、小说等传播方式大肆渲染之结果，此外加上中共的造谣污蔑（据《炎黄春秋》等媒体披露，中共一直宣扬的国民党中美合作所等机构，其实特务性质并不重，且很多刑讯方式纯属虚构），不过，国民党特务统治饱受诟病处确实甚多，如暗杀李公仆、闻一多和媒体人士，逮捕抗议学生等，皆属其耻。然而，相对中共特务手段而言，国民党特务手段是小巫见大巫了。据黄河清先生《告密与特务统治》，“国民党天良未灭，犹知一点耻，识半分羞，共产党就利用了这一点”，“玩特务玩告密，蒋介石与共产党相比，更是小儿科。”

据黄河清先生《告密与特务统治》，“前苏联、东德共产制度崩溃后档案解密所披露的线人告密之数量和内容都震撼世界和人心。”黄河清先生在《告密与特务统治》中引用了前苏联所谓“少年告密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案例：“苏共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任何人。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诗人、画家为他写书、唱歌、作画，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肖像。苏联儿童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苏共用他来提倡、鼓励告密，以此来镇压异己，巩固新政权。

苏共如是讲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1932年，帕夫利克的父亲特罗菲姆利用任格拉西莫夫卡村苏维埃主席的便利，给流放来的富农开通行证，帮助他们离开天寒地冻的乌拉尔。12岁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检举告发了苏维埃的敌人父亲。特罗菲姆被逮捕，送到更北的劳改营去，消失了。帕夫利克大义灭亲后，和弟弟被人在森林中杀死。区苏维埃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帕夫利克的祖父母和舅舅是苏维埃的敌人，是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的凶手，立即执行枪决。

事实则是：特罗菲姆夫妇不和，特罗菲姆离家出走，其妻愚昧，唆使儿子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以为丈夫一害怕就会回到自己身边。杀死帕夫利克的不是他的祖父母、舅舅，而是当局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舆论的需要，为了将儿子告发父亲的大义灭亲革命行为宣传得耸人听闻，引人注意，设计把儿子杀死，然后制造成英雄，导引全国告密，镇压异己，巩固政权。苏共倒台，档案解密，有人深究，真相曝光，然真凶至今未获。”

黄河清先生所介绍的前苏联“少年告密英雄”帕夫利克的案例，在中共夺权之后，不过是沧海一粟耳。“中共以俄为师，后尘之步，不仅得师真传，且蓝有出于青者。” “它谆谆告戒教导人们在出卖别人时是高尚的，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尤其是文革时代，告密之风吹遍神州大地。谓之半数国民彼时曾为特，或不为过吧？道德底线、伦理底线被横扫殆尽，据悉，很多人在知道告发自己、污蔑自己者竟是亲朋好友、邻人同族甚至是枕边人之际，心灵皆大受伤害，不少人在强烈的愤怒、屈辱带动下失去理智，失去道德意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此导致道德伦理被无底线的冤冤相报蹂躏到极限。“它彻底败坏了人心，它把人性中的丑恶、伪劣、卑鄙、无耻、下作导引得淋漓尽致，酱缸兜底泛起。”黄河清先生并引用武则天时代的特务统治手段、告密案例等，指出“武则天还会为了掩饰，装模作样地用‘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堂皇来为告密张目，中共则是完全彻底地赤条条赤裸裸赤光光了。”

如果说特务统治中的鼓励告密等方式是在精神层面严重践踏道德底线、伦理底线，像刑讯、抓捕、监控等方式则是在精神、肉体、经济等层面对道德底线、伦理底线进行多重践踏。据刘艳丽《中共酷刑残害异议者生殖器令人发指》，“（高智晟律师）迅速被撕的一丝不剩”，“开始电击我的生殖器时，我向他求饶过”，“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面对中共特务如此残酷迫害，素来坚定的高智晟律师也暂时屈服了。“郭飞雄先生两度遭受电击生殖器的酷刑摧残，终于在如此非刑压力下违心作出了自证有罪供述。”对异议者、信仰者等人进行刑讯显然是一种特别交代的见不得光的任务，且一般系政治警察所为，如臭名昭著的中共610特务系统便参与、指挥了对很多信仰人士的刑讯，故而属于特务行为。

4.3 专制极权特务系统之痼疾：腐败、内斗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极权特务系统同样不可免此痼疾。且因专制极权特务系统系专制极权系统中最为封闭、最为保密、最为专权的系统之一，外界监督力量更难进入，故而在某些方面比很多专制部门更容易将资源、权力、利益等私有化，贪腐条件更好，自然贪欲更大。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私利、争夺资源、抢占功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腐败、内斗等现象。因其道德水平一向低下，腐败、内斗严重程度自不容低估。

据悉，中共国保系统与国安系统便因争名夺利、业务交织互侵等原因长期存在明争暗斗。习近平上台后将国保系统、国安系统统摄至“国安委”平台中，或许便有减轻特务系统内斗内耗等考虑。据相关爆料，王立军便利用手中的公安特务系统对中共中央高官进行过监听，以图获得内斗资本，但被国安系统侦获；而一些颇有地位的中共特务之所以弃暗投明、逃往民主国家，多与中共特务系统的内斗有一定关系。

而中共特务系统贪腐之剧恐不逊于内斗之烈。贪腐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丰厚部门资源和肥水衙门。随着中共对维稳体系的愈发倚重，必然导致维稳开支大头即特务经费开支不断攀升。据闻佑平《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粗略的概算表明二○一○年中共要花一千亿买稳定。”由此可见，近年来关于维稳费超军费之说，应非空穴来风，其中的特务经费开支数目可想而知。

因专制极权本质所致，倚重何物，则往往被何物毁灭、重创或拖累。姬可心在《吃维稳：特务统治盛行》文中，据王乐泉主政新疆时维稳模范县委书记刘喀生、焦宝华贪贿案，以及内蒙群体事件多发区（笔者注：刚性维稳重点区）同时也是贪腐重灾区的事实，认为倚重特务手段的刚性维稳更助长贪腐。

笔者检索到的有限网络资料便足以证明贪腐现象遍及特务系统各个部门。据闻佑平《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在花钱买稳定的过程出现‘情报腐败’也是必然的，一如重庆的文强藉口发展内线而与黑社会勾结在一起那样。”据高光俊《揭秘中国特务秘密系统鲜为人知的内幕》，“中国军情部门有所谓的免检章，有货物进口免检的绝对特权。这种人如果和军情的关系过硬，可以赚很多钱。”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然是被制度纵容的腐败行为。

中共特务系统之贪腐细节令人触目惊心。据姬可心《吃维稳：特务统治盛行》，“维稳机构在向这些人（笔者注：指的是‘朋友’类情报人员）支付相关报酬时，也会进行克扣或借这些人之名多列支经费。有现实案例表明：一张只有小写金额六千元的‘朋友’领款收据，曾被‘维稳办’的经办人员添了一个‘一’，下账时就成了一万六千元。初步估算，全国以‘朋友’身份为维稳机关提供情报的人不下于三百万，每年开支不少于一百亿。这些人大多是维稳机关工作人员的亲戚、朋友，因此，除非双方矛盾激化，否则六千元变一万六千元的舞弊行为不会被扩散到社会上去。”“吃维稳当中每年被贪污金额绝不少于六十亿人民币。维稳已经形成了产业链。”姬可心指出，特务为了多得报酬，甚至会制造事件作为信息资本。这无疑是变相贪腐行为。

4.4 专制极权特务系统分工细致、体系庞大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管理经验的积累，专制极权特务分工细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同时，专制极权须面对愈发剧烈的社会反抗和不断扩大的反抗群体，其特务组织不得不不断招兵买马充实各部门，以致体系不断庞大，在维护专制极权统治之际也在无止境地吞噬专制极权的统治能量。

就手头材料和一般逻辑可知，专制极权特务各有专长，各有优势，在职责担当等方面必然各有侧重，因此本文对专制极权特务进行简单分类，在材料整合、简化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价值判断、逻辑判断以求符合本文文理，便于阐析。但因笔者无从得知确切内幕，并且撰写本文所赖资料均源于网络，有些难以查证，加上客观上各类特务之工作必有交叉重合处，是以此种分类只是大略符合事实，不足为绝对依据，仅供参考。

4.4.1 狼狗类特务

顾名思义，狼狗类特务主要负责国内外暴力性较强的工作，如监控、跟踪、抓捕、破坏、绑架、刑讯等。就中共情况而论，主要成员分布在国保、国安等部门，是直接打压民主人士、信仰人士、觉醒人士的主力军，在华人圈中，普遍认定是此类特务所为的广为人知的事件如，高智晟先生被跟踪、被酷刑、被绑架，著名畅销书作家、民主人士余杰去国前遭绑架虐待和酷刑折磨，《民主工程》作者彭明先生于缅甸被捕并被引渡大陆，王炳章先生于越南被捕并被带到大陆；中功创始人张宏堡先生车祸身亡事件也被众多民主人士疑为中共所为。

在国际上，狼狗类特务较为有名的行动有，斯大林派遣海外秘密警察在墨西哥刺杀政敌托洛斯基，以及，中共政权的兄弟之邦，朝鲜金日成政权实施的绑架日本公民为特工充作日语教授者案，以及女特工金贤姬等人一手制造的引爆大韩航空858号航机、导致115人全部遇难之事件。

4.4.2 情报类特务

专制极权政权由于多半自私凶暴，缺少道义担当，对抗普世价值，国内外树敌甚多，时刻面临民众强大反抗，严重缺少安全感，因此在情报、谍报工作方面一向倾力而为，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在海内外建立情报部门、谍报机构和相应组织网络，以求防患于未然，获得行动主动权，把握战略先机。

据周亚辉《中共特务线民分布在中国各个角落》：“负责刑侦、经侦、国内安全部门、公共安全信息监管单位以及其他部门每个人都得发展至少5个眼线。”“不论是哪一位每一位警察或是协警，都必须在他所管辖的社区、村庄、工作单位或是别的地方培养至少20位线人。”而据姬可心《吃维稳：特务统治盛行》：按中央情报机关的业务规则，情报人员分为朋友、联络员、信息员、密干、派干；全国以“朋友”身份为中共相关部门、机关提供情报者不下于三百万，每年开支不少于一百亿；信息员的数量小于“朋友”的数量，全国不少于一百万人信息员，每年开支不低于三百亿。

据悉，公安系统（政保、政侦特情等部门）、总政保卫部（有文章称之为地方的公安部）、武警保卫部、统战工作部、政法委内的“维稳办”、政府体系的信访局和舆情中心、民政部门、党委宣传部、军警某些部门等均担负一定的情报工作搜集工作，如，民政部门针对军队转业干部上访者、退伍士兵上访者展开情报搜集。据姬可心《吃维稳：特务统治盛行》，公检法退休人员以及社交较广且有一定社会身份者也是情报类特务的重要来源。

对于要害单位、部门、机构，中共一向十分重视特务监控和特务安插。如对于尖端技术科研所，兵工厂、军火库等重要军事单位，以及外汇管理局、国企等重要经济部门，中共一向十分重视安插特务。据周亚辉《中国三千万政治人渣分布在哪里》，“垄断国有企业，也有大量政治人渣，他们依靠中共一党独裁和公有制意识形态，来维持垄断利益。青工妇机构，有大量的政治人渣。”据姬可心《吃维稳：特务统治盛行》，某国企可能调入一个管理层多数不了解的后勤人员，其主要职能是搜集该国企管理层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

在海外情报工作方面，中共的海外情报工作部门似乎并没有与国内情报工作完全切割。据资料，中共国安系统在进行反间谍等工作时要刺探、收集、分析各种情报信息，但也有对内情报任务，如博讯《李宇宙怎样沦为中共国安部的特务》一文，详细介绍了李宇宙在大学期间接受国安任务、逐渐沦为兼职国安人员并出卖国内朋友的经历。而中共军队之总参情报部，被认为是中共境外情报工作之中枢，但据闻佑平《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总参情报部有时会将国外存在意义不大的一些军事情报人员转到国内，配合国内相关部门开展情报工作。

关于中共对外情报（谍报）工作的著名案例，如美国金无怠案，影响甚大。据资料，金无怠是中共在美国苦心经营的庞大情报网的冰山一角，美国联邦调查局侦知，金无怠三十多年来从中共方面获得了不少好处，并得到了百万美元以上的奖金，而中共获得了相应的情报优势、政治优势等，得以更好地维护极权统治。中共政权的兄弟之邦朝鲜金家极权王朝，对韩国的谍报活动、间谍活动亦从未停止，据报道，韩国已破获多起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特务伪装成脱北者潜入案件，并顺带破获落网者将假美钞换成人民币等案件。

关于中共对内情报工作的案例，笔者百度到一文，《我曾经当了一年“文化特务”》，大体意思是，作者曾于党委宣传部工作，职务是“信息员”，“专门搜集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大到对党的大政方针，小到对一项具体政策的出台，有什么动态和言论，一一记录在案，然后汇总成文，逐级上报，颇有点儿‘文化特务’的意思。”但工作不久，领导要求“正面反映要多写，反面意见要少写，点到为止”，作者掌握诀窍后，“闭着眼睛瞎编就成”，一年后，竟被领导认为“可以挑大梁了”，成为领导文胆。然而作者在行将受提拔之际，却因厌烦了这种虚假的文墨生活，主动要求下乡镇，“实实在在，本本分分，啃窝窝头都香。”笔者运笔至此，不禁联想到叶利钦1975年遵克格勃意旨打压伊帕季耶夫团体后的自我反省，和蒋经国先生的名言“亡共在共”。掘墓人多半是极权自己造就的。

4.4.3 文宣类特务

就中共统治情况而论，文宣类特务主要从事舆论引导、粉饰、抹黑、民间信息搜集等工作，与情报类特务的工作有一定交叉。据悉，文宣类特务主要集中在宣传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公办学校、党校、社科院等研究机构、新闻机构、官方报社和杂志社、网监部门、各类单位机构的党支部和宣传部门等，而随着中共统治区网民数量与日俱增，中共愈发重视培训和扩充网络五毛队伍，据闻佑平《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一文，为控制各类网络聊天工具，公安部分配给全国各地分支机构一百五十万个人员指标，此类网络五毛完全符合特务之定义，基本被约定俗成地呼为“网特”，其具体工作方式就是窜至一切网络空间、尤其是人气高的网络空间，以维护中共极权统治为根本目的，以粉饰、抹黑、造谣、谩骂、攻击、歪曲等手法发布图文信息和视频信息。著名作家、民主人士慕容雪村先生最近便自曝被网文污蔑之事，笔锋暗指中共文宣类特务。

文宣类工作与情报类工作有一定交叉，经常被调去从事情报类工作。据闻佑平《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一文，情治单位不堪重负之际，宣传系统乃至政府的民政部门就参与情报工作之中。

文宣类特务不仅遍布中共统治区，还遍及海外。如近日发生的拥有160多家媒体的海外华文媒体协会中142家媒体发表《保卫香港宣言》。对此，独立中文媒体和民主人士几乎一致认为，拥有160多家媒体的海外华文媒体协会已被中共收买，沦入中共海外文宣类特务系统。盖因民主台湾是专制中共的大敌或天敌，中共对台的文宣特务活动格外猖獗，据袁红冰先生《谈中共超限战和国际绥靖主义》，“中共透过台商控制华文媒体，运用资助研究经费、邀请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等多种方式，将为数众多的台湾学者和宗教界人士驯化为朦昧良知的小动物。目前台湾华文媒体，不受中共控制的极少。大多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共宣传部喉舌。”

4.4.4 技术类特务

据资料，就中共统治情况而论，技术类特务作为其他类特务的工具，应遍布中共各特务单位、机构，以便随叫随到。据闻佑平《中共加强对内特务统治》，中共极为重视发挥网络技术特务的作用：“网络情报人员发动黑客攻击‘误伤’造成的损失，每年不下于一百亿元人民币。中国政府利用黑客的行为与拆迁中利用黑社会没本质性的区别。一位异议人士讽刺北京的网控政策时说：‘我经常收到不是我发出的而又退给我的电子邮件，因此，我不得不主册许多个邮箱，而不同的邮箱只能与某个特定的圈子联系。’”中共政府信息工作人员甚至声称他们凭邮箱辨身份：“你留给我的名片上要是使用雅虎中国信箱，那么，我就认为你基本可靠，甚至是政府的人。相反，如果你给我的名片上印的是谷歌邮箱，即便我不把你当反动分子看待，至少也对你有所警惕。”但据笔者经验，谷歌邮箱亦非绝对可靠，笔者两个谷歌邮箱均曾遭窃，其中一个是未曾公开的，居然亦不可免；所幸有手机保护方才找回。

当然，中共的技术类特务绝不仅仅局限于网络工作方面。据民主人士、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高光俊《揭秘中国特务秘密系统鲜为人知的内幕》，公安机关的各种侦察手段均用于异议人士、信仰人士等。公安技术人员被用于对付异议人士、信仰人士之际，无疑可归于技术类特务之列。《揭秘中国特务秘密系统鲜为人知的内幕》文中提供了诸如此类的信息：“文革前和文革期间，中共侦破‘反革命’案件的技术侦察手段主要是靠邮件检查，几乎每一封与海外的通信都被拆开，复印或抄录后再封好退还邮局。”而在文革后，公安机关在邮检工作方面不堪重负，具体方式是“采用重点检查和一般抽查”。此外还有监听等方式：“总参三部的职能是监听截获各种电讯情报。三部在全国边境都有电讯监测粘，负责截获邻国电讯，同时也试图利用卫星截获世界各国电讯，其技术显然无法达到这一水平。国际电话、电传、电子网络都在侦听之中。美国可以将全球任何电讯截获，但中共尚无此能力，不过国内的电讯基本可以侦听……（但）每天数百万个电讯是不可能全部用人监听的。总参三部的电子过滤系统只能针对特定的语言录音监听。”据高光俊介绍，“笔迹鉴定、尸体解剖、声音辨识、心理分析、指纹比对”等也是技术类特务的常用方式。

4.4.5 临时类特务

在应急之际，非专制极权特务系统人员，或不在中共编制内、无人事关系者，也会被临时抽调从事专业性不强的一些特务工作。据悉，近日中共特务大肆乱港之际，便大量使用临时类特务。据网文《中共启动特务及黑社会袭击参与香港雨伞革命民众》，“在10月3日的暴力事件之前，中共香港地下党已通过香港各类同乡会、商会、行业联合会等外围特务组织及当地黑社会组织作了部署，统一传达中共用谎言编造的关于香港‘雨伞革命’的所谓内幕，并要他们尽可能广泛地对香港社会各界传播……特务侨团通过手机、各自内部的联络方式大量散发谣言，欺骗民众。”

4.4.6 综合类特务

一专多能、综合能力较强的专制极权特务会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笔者称之为综合类特务。此类特务往往是骨干或官员。对一些隐秘性的重大事务的操作和把控，显然要依靠综合类特务策划调遣，布局设套。如对港澳台和海外的统战渗透工作。据袁红冰先生《谈中共超限战和国际绥靖主义》，“中共认为，其已基本完成了对台湾国民党高层的统战工作。很多国民党高层人物都有在大陆的经济利益。‘五都选举’后，中共将全力统战民进党。”“通过打压，中共在台湾周围建立了一个柏林墙，只留一个经济联系的出口，那就是EFCA。”这样的政治统战、经济钳制多系无法见光的特务行为；因涉及面庞大，工作异常繁琐复杂，没有综合类特务的统筹驾驭是不可想象的。

5、结语

特务统治固然是一切专制极权统治的重要支柱，然而事实是，如果厂卫缇骑的酷刑能吓倒天下，朱明王朝就不会被李自成引导的反抗洪流冲垮；如果毛氏特务统治能摧垮一切人性，则不会出现赵紫阳、刘晓波等国家英雄；如果克格勃能够无所不克，前苏共便不会轰然解体；如果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盖世无敌，纳粹德国遂可千秋万代。就目前而言，中共虽大肆出动特务极尽乱港之能事，然而香港“占中”声浪有盛无衰，周润发、梁朝伟、刘德华、张家辉、黄秋生等著名艺人纷纷给予支持，士气愈发高昂，规模愈加壮大，对策愈显智慧，进退愈发有度，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乱港共特必将被湮没在香港公民运动的澎湃怒涛中！总结可知，专制极权特务统治严重挑战人类良知底线，腐败无止境、内斗无底线，不断吞噬专制极权的能量，不断加重人民对极权统治的厌憎和反抗，不断刺激特务人员和协同者并使其良心发现弃暗投明。这些，是专制极权特务统治无法克服的痼疾，决定了专制极权特务统治只能不断趋向崩溃，也决定了专制极权统治必然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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