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寻仙不辞远(组图)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不慕儒家圣人，愿为道教信徒，志在求仙，迹同隐游，所以“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然而他是一位天才诗人，傲岸不羁，蔑视权贵，“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呤》）。所以在他创作的许多惊天动地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宋•马远《李白月下独酌诗意图》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寒门庶族的刘裕当了皇帝，王谢大家的门阀受到打击，诗人谢灵运愤愤然遨游山水，却体会到大自然山水之美是具体实在的。他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序》）就象人生必需衣食一样，大自然山水是适合人们憩息游赏的对象和环境。在观念上摆脱了汉代礼教化了的、魏晋玄虚化了的山水观，他发现了浙东山水绚丽多姿的自然美，大量创作了以欣赏山水为主题的诗歌。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有明显不足，但却使大自然山水从古来神化、礼教化而玄虚化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为造化的艺术品，焕发光彩，供人游赏，人化了。从此，诗中游子增添一类新的活动，便是宦游；诗中隐士也多了一种新的乐趣，便是隐游。但南北分裂对峙，政治动荡多变，宦游得意者少，隐游情真者寡，诗人胸怀不广，志向不高，眼界趋窄，情趣转细。因而不论宦游隐游，山水诗的思想境界有限，却使艺术表现精致纤巧，出现许多形象生动有致的观赏名句。其代表诗人便是李白深为感佩的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明-吴良智《李白赏月图》

随着隋代的统一，大唐的昌盛，诗人们经历观望徘徊，增长着人生的乐观，扩充着前途的展望，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山水诗的思想境界逐渐高远阔大，艺术表现由形似趋向神似，而诗里的山水形象也从纤巧变为雄壮，从观赏自然形态变为表现诗人自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抒写朋友宦游离别情谊，以山水起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前途的展望虽然迷茫，但胸怀开阔，情感悲壮。而在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中，这位从中原宦游江南充当县丞的诗人却感到江南早春物候景色的新鲜：“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洋溢着温暖美好的春意，流露着诗人乐观的情绪。到了大唐鼎盛伊始，约在唐玄宗开元初，出现了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位宦游诗人的眼里展现出一望开阔、前景灿烂的壮美气象，敏锐地预见到一个光辉年代的来临，显示出诗人对太平昌盛的乐观信心和舒畅情怀。所以当时文宗张说对此诗大为赞誉，“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载）。明代胡应麟则评为“形容景物，妙绝千古”，显示了初唐与盛唐诗的“界限斩然”（《诗薮•内编》）。这是抒写宦游生活的山水诗的崭新特点，是李白少年时代的诗坛所达到的一种高度。

清•袁耀《李白送友人入蜀》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类新型隐士。他们有志济世而不慕荣禄，自负才智而不愿科试，表现为不仕而其实不避世，并且也不拒绝做官，只是不附权势，不受束缚。这使他们博得清高德望，隐士声誉，实则为大名士。他们并不消极隐逸，而常常远游，踪迹甚广，交往甚众，三教九流，贵贱不拘。他们的隐游便与南朝大不相同，广阔天地恰如其胸怀，清明景物正可作寄托，放声歌唱于名山大川、五湖四海，倾诉衷情于明月清风、松间花下。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吟唱“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歌》），但他更有慷慨的高歌：“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水天相连，波涛汹涌，正见出诗人的胸怀和气势。他也有亲切的抒情：“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旅途客愁，从开阔天地和江水月影中得到解慰。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可见这时的隐游山水诗也呈现崭新特点。而比较起来，这类山水诗对李白的薰陶更为深切。

陈少梅《太白观瀑图》

成长于开元盛世的李白，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使他名不隶士籍，从小在山林隐居环境中博览道家及诸子百家“奇书”，爱好辞赋，学会剑术，更浸染道教，总之是受到奇而不正的教化，培养了一种实质为神仙世界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和狂想，形成了一种不受封建儒家思想束缚的傲岸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注定了他不走科试正途，而要走隐士兼侠士而名士以成志士的独特道路。结果他虽然被唐玄宗诏命进京，当了两年多翰林供奉，荣耀一时，扬名四海，却不得不辞官出家为道士；虽然被永王李璘请下庐山，进入军幕，似乎得以一遂爱国壮志，却陷入皇权斗争，换来鎯铛入狱，流放夜郎，差点送了老命。政治上的挫折碰壁，使他把赤子般天真情谊奉献给同道和纯朴善良的下层人民，倾诉于无私无猜的大自然。所以他寄情清风明月，漫游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山水名篇。
　　
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在王湾、孟浩然诗里，山水虽已表现诗人自我，但在诗人意识中，人和山水之间主客观界限仍是清楚的，并不把山水形象融化为诗人自我形象，只是用作表现或寄托诗人情怀的客观对象。而在李白观念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有了变化。他在《日出入行》中说，太阳的运行，“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奉诏进京后，拿给贺知章看的《蜀道难》（事见孟棨《本事诗》），当是此前不太久的作品。这首乐府旧题翻新的山水诗，主题单纯，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主题思想复杂，表面是承袭旧题而劝诫寻求安乐的游子不要冒险入蜀，实际是在言外象表，歌唱敢于攀越蜀道的大无畏壮志豪情。换句话说，蜀道是寻常游子的畏途，却是豪壮之士的无限风光的征途。诗里表现三个形象：蜀道、游子和诗人自我。对游子，劝其三思：一是“问君西游何时还”？有没有长期远游的思想准备？二是“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究竟抱什么目的远途入蜀？三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只为寻求安乐，则不如趁早回家。对蜀道山水，则倾注了雄放壮烈的感情，以极端夸张和非凡想象来表现。开辟这条沟通秦中与蜀中的高山栈道，付出了壮烈牺牲。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高峻惊险，神兽敬畏，正是诗人独特生活道路的象征，理想事业的化身。而登途攀越，高可触摸星辰，孤寂凄厉可怖，一旦困顿，则“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猛虎长蛇时刻威胁。这进一步渲染衬托出蜀道的形象特征，显示出诗人的胸襟情怀。敢登蜀道者须有大无畏的意志、毅力和气概，决非凡夫庸人所为。而诗人自我形象既显露于劝诫游子的悲天悯人之情，更融化于蜀道高险而雄壮的形象之中。
　　
李白有不少短小精美的山水律绝，山水具体形象不一，手法技巧各异，看来似乎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特点不明显，而其实相同。例如《清溪行》写清溪感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前二句看来只是以镜比水、以屏比山的修辞精巧，而诗人用意实为将水作明镜，山作屏风，以清水秀山为家。所以末二句说猿啼徒使游子伤感，而言外显示他这位谪仙则清心自在，怡然自适，因为山水就是他的家，合乎理想，恰同仙境。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鸟儿飞尽，一朵白云悠然离去，始终相伴在一起的只有诗人和敬亭山，所以“相看两不厌”。这明白如话的大实话，作用与极端夸张同。而山拟人，人同山，有心与无生相知音，便是一种狂想，却也合乎他“浩然与溟涬同科”的观念。至于他的名篇《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不论表现手法是拟人化或反衬法，都是观念上把大自然与自我混同一体，视万物为同类，或一起兴奋鼓舞，或以为留难阻挡，山水形象都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有一些山水诗直接写了向往仙境，交往神仙，自是理想的追求，狂想的表现，显出谪仙的不凡。但天宝之后，国家政治昏乱，个人遭际失意，随着年事阅历的增长，使他对人间权贵更为激愤，对天上神仙亦感梦幻，于是怀着美好梦想广游名山。这种变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集中典型的表现。它写夜梦中游天姥山仙境和觉醒。诗一开始便断定海中蓬莱仙岛不可信，但高高天姥山却可望可游。于是夜里梦中“飞渡镜湖月”，到剡溪，凭吊谢灵运遗迹。然后“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攀登山巅，领略了大海高峰的奇壮胜观。而在云烟迷雾之中，忽然“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竟来到了金碧琳琅的神仙世界，霓衣风马，虎鼓瑟，鸾驾车，列仙拥簇，纷纷来了。但就在此刻，梦醒了，天姥仙境不见了，只有诗人自己在枕席之间。于是他深深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世荣乐原是一场梦，人间万事都是不断流逝的江河水，无可挽，不足惜。因而他要骑鹿访名山，寻求那梦想的美妙仙境。并大声宣布：“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要与权贵统治的人间决裂。这里，现实世界中受束缚的诗人在梦想中自由飞向理想的仙境，客观的大自然山水在梦幻中变成了神仙世界，理想以狂想的形式表现出来，鲜明显示出反抗权贵统治的诗人性格。显然，屈原《九歌》的幻丽，郭璞《游仙》的清逸，南朝山水诗的秀美，初盛唐山水诗的雄壮，在这里融化为一种新的境界，表现出一个新的高度。
　　
狂想逍遥在梦幻山水里的谪仙人，终于在冷酷的政治现实中觉醒。晚年他从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在江夏相逢故人，他悲愤了：“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如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掉讴。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韦南陵冰》）称意的水，升天的山神仙，傲岸的狂生，英雄的争斗，诗人曾经向往追求的目标都被粉碎了，狂想的理想都幻灭了，索性纵情于世俗的歌舞行乐。反过来看，从这暮年悲愤狂歌之中，恰可见出这位傲岸不羁的天才诗人，在往昔漫游山水的岁月中，始终怀有济世的英雄抱负，从未放弃崇高理想，因而在他的山水诗里也大多豪情奔放，仙姿倜傥，融化于山水形象，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新的特点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