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三年大饥荒”

1958年，我16岁，在安徽省泾县黄田师范读书。学校也是“大跃进”产物，座落在距县城70华里的黄田村；利用培风中学旧址。培风中学是1921年黄田朱姓联合创办的，1950年停办。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许多青年涌来读书，很是兴旺。黄田村是个很大的村子，一色的清代建筑，厅堂楼舍，黛瓦粉墙，黑压压一片，气势不凡；历史上文风甚兴，出过不少名人。

开学之初还是能吃饱的。不久，我们的粮食供应由每月30斤减至24斤。居民户口也由每月25斤半减至21斤。其中还要搭配一些霉烂的泥豆、山芋干或者萝卜青菜。最可怕的是社会上凡是能吃的副食品都不见了，什么都买不到。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消耗量大，一餐不饱餐餐饥，惶惶不可终日。一些胆子大的学生便三三两两游弋于食堂前后，见到什么偷什么，诸如锅巴、馒头、山芋，乃至咸菜。也有女同学参与其中。她们多半不是偷，而是讨好炊事员，乞求讨要。有个炊事员老赵，家住晏公茶冲，单眼失明，大舌头，其貌不扬，却好色，喜欢与女生搭讪，间或趁机在人家身上摸摸捏捏，揩点油。少数女生便利用这一点，主动与他搭讪，甚至挑逗，以获取他的欢心，进而得到两个馒头，几片锅巴，或者一碗剩饭。有一度，我也常常去伙房。我不敢偷，更无姿色可弄，我是趁某个特定时刻，刮取饭桶里残汁。得逞了几次以后，就不行了。饭桶越来越干净，炊事员也不准别人刮了。

因为长年饥饿，许多同学都消瘦、浮肿起来，甚至患上肝炎。女同学则大都不来月经了。然而我们毕竟没有断过炊，吊着一口气，活了过来。而附近黄田大队的农民们就更加可怜了。

当时的黄田大队叫黄田营，含屏山、唐村和黄田村。书记是孙须伦。颜生富先当民兵营长，后来当大队长。那时候，黄田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瞎指挥风）十分厉害。干部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动辄批判斗争，罚跪，綑绑，甩“耳光”，甚至指使一伙人拳打脚踢。如同行刑一样惨烈，如同一座监狱（现在的监狱都不准打人了）。最可怕的是不给饭吃。当权者发起“飊劲”来，常常将老百姓捧在手上的那点已经少得可怜的粥粥水水夺过去砸掉。颜生富这个人性情尤其暴烈，残酷得很，经常砸人饭碗。

老百姓闹饥荒，干部们却吃喝不愁。食堂里用稻子轧了米，晚上悄悄地挑到孙须伦家里，也经常送饭送大馍去。凯中先生亲眼见过。知情人谁都不说，说了就要倒霉。孙须伦是全省农业劳动模范，在县里都有名气，权力很大。有个被开除回乡（后来也平反了）的小学教师朱永昶，在大队赶毛驴。他精明，能混，会“忽悠”。居然从孙须伦儿子手上混到一百多斤饭票，到食堂去买饭被发觉，捣通了，弄得孙须伦很尴尬。

大饥荒的日子里，黄田村不准农户家冒烟，一律吃公共食堂。说是人民公社“一大而公”的优越性。食堂办在“思永堂”。取名“七一食堂”，全村唯一一个，俗称“千人食堂”。确实有过“吃饭不要钱”的日子，而且一天吃五、六餐。但时间很短，前后不到一个月，就缺粮了。不是没有粮食，而是一级一级地把粮食掌控起来了，越到上面掌控得越多，存心不给老百姓吃。大队是最低一级，已经掌控不多。最少的日子，平均每天每人只有六钱，就是30克；完全被干部们占有，食堂就不开伙了。可怜老百姓还存有一线指望，一次一次地拿了碗去打粥，又总是一次一次地扑空，一天一天地失望。而村里干部们（包括食堂工作人员）却在晚上悄悄地煮饭吃，还炸油饼，炸狮子头。有时候还有牛肉。

许多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活活饿死了。

“大跃进”当中，母亲被抓进劳改队了，家中还有外婆和妹妹。外婆七十多岁了，经不起折腾，经不住饥饿，第二年就去世了。外婆的后事是我料理的。按照村子里当时死人的规矩，我找大队干部批了个条子，到管事人那里称了四斤大米，熬了一锅粥。村里派来五、六个农民，把一锅粥喝完以后（没有一根菜），七手八脚地将外婆入了殓。棺木是多少年之前准备好的。葬在哪个山上已经记不清了。没有立碑，也无法立碑。入葬时寒风习习，周遭一片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一片落寞寂静。对于死亡，人们见得太多了，习惯了，无所谓。人们并不觉得死了有什么不好，反倒觉得是一种解脱。我心里很难过，泪水在眼里打滚，就是没有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嚎啕不出来。

外婆去世以后，妹妹一个人住在下黄田外婆的房子里。一天，我去看她时，她已经冰冷了，穿着棉衣棉裤，躺在床上；嘴里还有蛔虫在蠕动。我找来同班同学翟培锡，帮忙料理后事。没有棺材，我们找来一个废弃的猪食盆（早就无人养猪了）。盆很大，一米多长。妹妹早已瘦得脱了形，又小又矮，正好装进去。撬了一块地板，合在上面绑定。两个人抬到山上，挖坑入葬了。

我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母亲，告诉她外婆去世了。没有提及妹妹。我不忍心对她说。

1960年春，或许是1959年秋，母亲回到黄田。她病了，下肢浮肿。是劳改茶场的领导叫她回来的，还说“你可以不要来了”。一进黄田村，遇上颜生富。颜劈头就骂：“你个婊子儿怎么跑回来了？”母亲诉以原委，颜咆哮一声：“滚！”及至回家一看，母亲呆了：怎么一粒粮食都不发呢？(黄田村已经三个月不见一粒米，有的人家已经死绝户了)劳改队还有八两米一天呐!为了这个八两米，第三天，母亲又担起被子赶回劳改茶场去了。还寄给我一张“明信片”，说：到了，放心。

后来，母亲杳无音信。我曾经去过一封信查询，没有回音，也没有退信。估计是不在人世了，却一直没有任何组织通知我。

后来，我收到泾县人民法院一纸公函，大意是说我母亲“只是说过一些错话”，构不成犯罪。根据什么什么文件精神，撤销本院1958年某某字某某号判决。一起冤案，一条人命，就这么轻轻悄悄打发了。

此刻，已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毛泽东死了好几年了。

我家住在上黄田，是个生产队，总共二三十户人家。“三年大饥荒”中，最早死去的是三先生朱晓初，一个落魄文人，平常生活都要别人接济，现在大家自身难保了，他无法生存，早早饿死。听人说，三先生停尸的床上，破棉絮揪成一团团——落床以后，他就是用这些破棉絮充饥的。

汪兴木、汪兴田是亲兄弟，还有个姐姐汪兰英。兰英的丈夫周招南是个木匠，手艺精细，性情古板，日子过得“板板直直”。汪兴木是个规矩老实的种田人，以他们的勤劳节俭，本本份份地劳动，应当过得比较好的。无奈遭遇“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这样的祸害，吃尽苦头。五个子女中饿死两个，一个叫竹林，一个叫三六子。汪兴田就更惨了：他早年参加过国军。我见过他一张着军装的照片，年轻英俊，周正帅气。“解放”后在家务农。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抓进劳改队，再也没回来。他有三个女儿，除大女儿素琴过继给周招南为女以外，其余两个（国琴与和平）都在“三年大饥荒”中饿死了；妻子朱瑞英也跳“冲水宕”自尽了。他们还有个堂兄（弟）汪南生，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农业合作化”刚刚开始的时候，上黄田的互助组就是他领头的。出工收工总是扛着一面红旗，旗上写：汪南生互助组。我记得非常清楚。后来，他当了生产队长。他的儿子汪大益告诉我：“三年大饥荒”中，有一次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村里一批浮肿病人转移掩藏到刘村去了，他爸也在内。刘村位于黄子山脚下，离黄田十多里，全是上山路，村子很小，很偏僻。他们把病人藏匿在这里，当然是为了掩盖真相，以表现“一派大好形势”。汪南生再也没回来，饿死在那里了。时至今日，汪大益七十四岁，说起这件事，他无比悲愤。前些日子，北京大学一位教授来访问他，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切肤之痛是永远忘记不了的。

陈承春，陈承益，陈承跃是兄弟仨。老大陈承春身材高大，膀粗腰圆，跺跺实实，据说能与水牯牛比力气。一只手残痼，却不妨碍他干活，三百多斤的大杉木扛在肩上，踮踮地一路小跑，不费力似的。小时候我们喊他春老爹，觉得他了不起。因此饭量也大。“三年大饥荒”中，陈承春饿急了，偷来一头牛杀了，被逮到榔桥公社，一共三个人，捆绑在柱子上，凯中先生亲眼看见。当天夜里，陈承春就被折磨死了。那个年代，在“阶段斗争”大旗下，那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基层干部和官员们，都握有对老百姓的处置权，乃至生杀大权，老百姓的命只能如同鸡犬一样。不久，陈承春的老伴也饿死了，有个儿子陈根保，比我大几岁，个子也魁梧，也有力气。后来到外地（好像是球桂）招亲去了。老二陈承益，有个女儿嫁在邻近的旌德县农村，饿得没办法，想去女儿家弄点吃的，结果倒在一条小路上，死了。老三陈承跃和他的妻子也饿死了。

成德胜，住在“聚星堂”，也属于上黄田生产队。汪大益说他们曾经一起出工劳动。成德胜的母亲有精神病，家境很穷，几乎没见他穿过一件不破的衣衫。倒是很机伶的人，一双眼睛黑溜溜地传神。上学的时候能跑，能跳，会踢球。“三年大饥荒”，他和他的父母一家五口，只留下一个姐姐，其他人都饿死了。

村子里满门遭灭的人家不少。我的同学朱世萼，住在“家庙”坦上，距上黄田不远。他的父亲绰号“小眼睛”，一直开小店，不胜农事。他家五口人都饿死了。他和弟弟一同饿死在空牛栏里。人们发现的时候，死者眼睛都被老鼠扒掉了。“三年大饥荒”，老鼠也饿狠了。

据不完全统计，“大跃进”所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期间，上黄田饿死的老百姓至少有二十多人。他们是：朱晓初（三先生）、朱锡锷、汪南生、吴少丙、胡娣姑、朱安英、陶奶奶、朱大庆、俞德祧、汪竹林、三六子、陈承春夫妻俩、陈承益、陈承跃夫妻俩、汪海水的母亲、汪兴田、朱瑞英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国琴与和平、成德胜一家四口……

希望有一天，能在上黄田建块碑。把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再刻上公元纪年：1958—1961

1960年，因为师资匮乏，我们全班离开黄田，寄读于宣城师范。开学不久即奉命去宣城县团山公社搞“监打监收”，住在村子里。夜间，附近农家哭声四起，接连不断，呼天号地，悲伤至极。刚要入睡，周边又哭起来。以至于几乎一夜未睡，许多同学都是这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惧怕。第二天一打听，都是家里死了人。

所谓“监打监收”，就是要我们到田间去，监视（当然也参与）农民收割稻子。打下稻谷以后，由我们装进袋里，由我们过秤记帐，由我们把这些稻子送往大队部专人收管。粒粒稻谷不得经过农民手。据说是防止他们转移稻谷，瞒产私分。农民们只有播种、管理和割稻的义务，却没有收获稻谷的权利。一个个饥肠辘辘，却要任别人将到手的粮食夺过去，还不能有半句怨言。当然，我们也不能吭声，不能说一句同情农民的话，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就要遭批判。

官方号召我们开展“小秋收”运动。就是到处去找吃的、可以充饥的东西。譬如芭蕨根，茅草根，箬叶籽，苦卖菜、剌苋菜，米皮糠，棉花籽，槐树叶，又老又粗的山芋藤……其实农民们早就吃这些东西了。他们甚至吃“观音土”。“观音土”是一种泥巴，绵绵的，糍糍的，比一般泥土好入口。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于饥荒年间救命于百姓的东西。这东西根本消化不了，只是在肚肠里过一遍。如果多吃，就排不出大便，会涨痛致死。

卧床不起者扯棉絮充饥，也是常有的事情。

更有甚者：吃人。一是人死入土以后，被人挖开来，割其肉(其实巳经没有肉了）而食。二是将活人弄死，食其肉。黄田小学朱寿根老师，打成“右派”以后死了。他女儿七、八岁，去唐村外婆家，路上被人弄去煮吃了。我一位亲戚的妹妹，八、九岁，也被一男子哄至家中煮吃了。苏红乡桃岭村一女人，挖了点葛根在塘边洗，村里一小孩在旁边观望。女人说：“晚上到我家去，给你葛吃。”小孩晚上去了，女人就把小孩煮吃了。后来，这个女人无人敢娶，说她是吃过人的人。

爱民乡一中学生，翻杨尖岭去桃东中学上学，一农民藏于岭头，趁其不备用锄头打死，搞回家煮吃了。为此，这个农民被逮捕判刑。但不久即放了出来。官方说“事出有因”，谅解他了。也是，如若不是饿急了，会吃人吗？这是我的朋友葛兆铣告诉我的。“三年大饥荒”期间，葛先生是泾县县委办公室秘书，经常跟随县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有一次，县委书记韩九如到榔桥、汀溪、爱民视察一圈之后，发现乡间人吃人的情况。韩书记心情沉重，反复掂量，决定立即给芜湖地委打报告，要求批拨粮食。由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曹中山亲自起草。当时的芜湖地委第一书记耿万青，是个很厉害的领导，号称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将韩九如喊去大骂一顿。说：“老韩，你长了几个脑袋？在报告上写人吃人？”叫他立刻回县，把报告底稿等等付之一炬，“否则后患无穷”。同时拨给原粮50万斤。韩九如虽然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因为得到50万斤稻子，非常高兴。立即召集全县十个大公社头头开会，每个公社分了几万斤粮食。

上世纪七十年代，韩九如在淮北肖县任书记，我随同杨德柱先生因公去过一次，他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口口声声“有罪”，“对不起二十几万泾县人民。”

葛先生说：当时县委八部电话与十个大公社通讯联系，每天都汇总情况。开始的时候只汇总工作，后来就多了一项内容——统计死亡人数。据他估计，泾县大约饿死四、五万人。泾县是个丙级小县，当时人口二十几万。葛先生的回忆是否准确？想到去查阅新《泾县志》。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志却回避了“大饥荒”，没能“秉笔直书”。可贵的是在“人口”栏目作了如实记载：1958年全县295508人，1959年全县258309人，1960年全县242726人，1961年全县212783人。两比，三年间减少人口82725人。而1958年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人口数都是逐年递增的（即便推行“计划生育”以后都是如此）。所减人口数是原人口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泾县大约饿死四分之一人口，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

也有极少数地方好一些。譬如云岭公社，饿死人就少些。1959年春节，那地方的农民每人还有“八个半斤”：半斤肉，半斤糖，半斤黄豆，半斤花生……对于许多地方饿饭的人来说简直不敢想象。这是家住云岭的学生带回学校的信息，我们羡慕不已。原来，云岭公社书记吴书是个好人。他人性未泯，同情农民。比较求实，不主动浮夸，不积极追捧高指标。一句话：他还能拿老百姓当人。因此，他也一直被认为“右”得很，“落后”得很。据后来有人说，如果再迟些日子“揭盖子”，就要划他的“右倾”——材料都准备好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云岭李家岗下乡“蹲点”期间，不少农民还在念念不忘他的好处。我便写了篇散文《轻舟掌舵人》，发表在省内一家刊物上。当然，我没有写饿死人的事情——我怕倒霉，不敢写。

而今网上有人发帖：“右粪们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证据呢？‘万人坑’在哪里？死人照片呢？拿出来看看！”此人一定年岁不大。大概从“南京大屠杀”知道了“万人坑”，便以为死人多了都有“万人坑”。殊不知“大跃进”饿死人不是集体屠杀，不是地震，不是瘟疫；而是一个个熬不过去慢慢死去的。路死路葬，沟死沟埋；或陈尸荒野，或草草成冢。哪能享受到“万人坑”？说到照片，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莫说农村了，就是城市里，也是极少人才买得起相机的。即便买得起，人们也不敢买。在那个黑暗年代，这些“高档”用品是很容易惹起祸端的。因为拥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屡见不鲜——说你“偷听敌台”，便是“反革命”了。如果有人胆敢拍摄饿死人的照片，不立马遭到逮捕那才怪哩。且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日子，凡“大跃进”中饿死者的家属，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被视为“反动社会基础”而遭到“内控”（俗称“危险分子”）。如此招数，常人是难以想像到的。“右粪”们说的都是真话。“左粪”们不信，如果不是因为足够的邪恶，便是因为足够的无知。无知倒不可怕，只要认真地读一读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就会明白了。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知道：那时候，毛泽东急于取代已故的斯大林，升级为“世界革命领袖”。于是发动“大跃进”，要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高压下，全国浮夸成风。所谓的“高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地在报纸上出现。仅以水稻为例：……湖北应城白湖乡长春社亩产43869斤（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湖北麻城熊家沟乡建新公社亩产52599斤（同年9月1日人民日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亩产60437斤（同年9月5日人民日报），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亩产82525斤（同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亩产130434斤（同上）。这些子虚乌有的“高产量”，带来了残酷的“高征购”。谁不拥护，谁不追捧，谁就是“右倾”，谁就是反动；轻则遭批判斗争，重则难免牢狱之灾。农村中以“反瞒产私分”为名，挖地三尺，搜刮粮食。官方强征暴敛，民间颗粒无存。不少基层干部更是泯灭良知，迎合上级，为虎作伥，横行乡里，涂炭了千万生灵。

与农民相比，我们吃的“小秋收”就是“上品”了。多为山芋藤（很粗的老藤）、槐树叶之类，碾成粉。或搅拌在稀饭里，一层屑末浮在上面；或做成小饼，比铜钞大一点厚一点。经常吃这种东西，极易便秘。无论男女，蹲在厕所里解不出大便，而又肚子痛得哇哇叫，每天都有不少。于是校医室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分别守在厕所门口，有人叫唤了，他们进去，用镊子将粪便往外掏，鲜血直滴。

宣城一片丘陵地，多狼。这年冬天，狼群跑到县城十字街口来了。老师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狼们，也是饿急了。

1961年6月，我们回到泾县，在城关小学实习。文教局照顾我们，当月就发给实习工资，每人29元。这一年，安徽农村开始推行“责任田”，市面上情况有所好转。有时候也能买到东西充饥了。于是我们不遗余力地为填饱肚子而奋斗。

真正摆脱饥饿，对于我是1962年。这一年，我在文教局。潘村中学陈民权校长邀我去他们学校工作。说：学校有个放牛的农工，有一坵田，种下以后就没管了。放牛的农工已经不在学校，回家搞“责任田”去了。你如果去，那坵田就归你。稻子已经成熟，只要收割就可以了。虽然缺失管理长得不好，一百多斤稻子还是稳收的。这是个十分诱人的条件，我答应了。

收割那天，县城里来了三个朋友，帮我割稻，打谷，晾晒，风干。一过秤，整整一百五十斤。我把稻子交到食堂，折换成饭票。心里想，这一来真的能吃饱了。原来，学校的前身是“农校”，有一些田地。农村推行“责任田”，他们也把田“承包”到教职员工头上。每人都种田，都收稻子。最多的收了二三千斤，一般也能收到千斤左右。这就要看本事看能耐，看会不会种田了。我最少，半途而来不劳而获，十分知足。收割的日子，学校内外一片繁忙景象，一个个神采奕奕满脸红光，乐得合不拢嘴。

都是从“三年大饥荒”爬过来的人，此时觉得无比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