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被刻意消逝的五大劳教营的惊心黑幕 (图)

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

【看中国2014年07月14日讯】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苏北利亚”、清河。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2013年4月，山东曲阜一幢底层的教师宿舍楼里，八十三岁的张元勋，没有等来劳教营的最后关闭。在和存世56年的劳教制度的年龄竞走中，这位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右派学生”倒在了终点线前面。

这也是诸多“坏分子”和所谓“社会渣滓”的命运。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他们的命运被一项法外的刑罚莫名主宰，身入劳教营，甚至成为终身居民。

在大饥荒和随后的政治碾磨与生存剥夺中，无从计算的生命和姓名逝去了，和遍地丛生的劳教营一同隐匿。

这些劳教营曾经显赫一时，血统延绵至今，却大多隐藏在档案和卷宗的尘霾中。近年来，随着当事人回忆和有心人的发掘，中国“格拉古群岛”(注：右派语，妙用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名)轮廓逐渐浮现，尤以夹边沟农场为著名，余者仍影影幢幢，无从清晰勾勒。

这些劳教营大多和劳改营混在一起，更为它们的身世蒙上了面纱。

近年来，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幸存者，分别来自当年显赫一时的几座劳教农场：夹边沟、兴凯湖、峨边沙坪、“苏北利亚”、清河。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参照文献史志资料，笔者试图粗略勾勒“反右”至“文革”年代中国五大劳教营的轮廓，为劳教制度的深长背影添加可感触的人生注脚。

夹边沟

西安古城墙南门外不远的一座居民楼里，八十四岁的司继才用钢笔和纸质的笔记本写着厚厚的回忆录。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活过了很多东西：

活过了夹边沟农场终结一切的死亡，活过了右派平反，也活到了劳教废除。但生与死的竞走并未结束，他想在生前完成的百万字三步曲回忆录，刚刚写到通向夹边沟的入口。

使他无法放手的是手头的证物：一本当年在夹边沟亲笔写下的日记。这本日记的唯一主题是饥饿和死亡。

在这本被岁月翻阅得几乎风化的黑色笔记上，密麻麻的陈年字迹中，笔者看到了有史以来饥饿和死亡联系得最紧密的记载：煮食人肉。

埋人回来的司继才，路上闻到一股肉香，“又带着一种腥味，和说不清楚的什么味。”循味而去，两个犯人在锅里煮肉吃，还招呼司继才同享。

日记记载，肉黑乎乎的，皮又有些发白。司继才奇怪哪里来的肉，忽然想到是人，顿时感到恶心。

身为小组长的司继才向管教报告后，吃人肉者得到惩戒，但饥饿和死亡不会由此停止。

或许由于含有禁忌，笔记中的记载很简单，司继才也不愿意轻易示人。但他毕竟记下了这个场景，并保留到眼下。这或许是从夹边沟保存下来的唯一一本日志，和罕有的食人一手记录。

在笔记和司继才的记忆中，有大量夹边沟死难者的记录。譬如，一个在土窑上写下“坐以待毙”，而后真地坐着死去的人；一个为了虚幻的“改造好了可以回家”的宣传，活活累死的青年，手里攥着家信；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

这些记忆的一部分收入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中，夹边沟因此开始为人熟知，成为最著名的劳教死亡营。

在当时的中国劳教版图上，夹边沟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农场，三千人左右的规模不算太大，即使在甘肃也远非受人注目。特别的是，这3000来名劳教分子绝大多数是右派知识分子，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傅作恭等人，大部分又在三年饥荒中饿死，幸存者只是零头。

右派的帽子没有夺走幸存者的叙述能力，围绕这个小地名，集中产生了数种文献，《夹边沟纪事》之外，尚有美学家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凤鸣《经历──我的1957》和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王吉泰的《大祭灵》、赵旭的访谈录以及导演王兵的《夹边沟》电影等，形成“夹边沟现象”。

杨继绳以描写三年大饥荒为题材的《墓碑》也涉及到夹边沟。这或许是冥冥中的天命对于中国劳教记忆的特殊馈赠。

1957年6月，夹边沟劳教农场开办，由劳改农场转身而来。1961年底，夹边沟农场因为死亡太多被关闭，以后被部队接管。在短命的历史中，夹边沟体现了一个劳教营的全部特性，并发挥到极致：

沉重而荒谬的强迫劳动，早已超出所谓“自食其力”的层次；严酷的人身剥夺和暴力镇压，与真正的监狱并无两样，劳改局下设劳教处，劳教犯和劳改犯人混同关押，管教可以为了偷一个萝卜虐死犯人；不毛之地的生存环境，住在戈壁地窝子里，不仅无法脱逃，甚至离开劳教营只有死亡，以致出现高尔泰书中记载的“自由人追赶监狱”。

“教养”宗旨的欺骗性，所谓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味着没有限定的刑期，后果更是赤裸裸的饥饿和死亡。

根据司继才的讲述，夹边沟死尸成堆的被发现，并非出自上级有意调查，而是内务部长钱瑛司机的一次迷路。据说，当时场长还想把钱瑛等人捆起来，可见素日之骄横。

解救了夹边沟幸存者的钱瑛，文革中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监狱医院患癌症去世。

今天的夹边沟，右派尸骨已为亘古风沙湮没，多数变成了医学院的实习标本。

司继才的笔记本，也没有机会进入反右或大饥荒博物馆。但国人毕竟知道了这个不起眼却惊心动魄的小小地名。 

兴凯湖

1959年4月，北大数学系的右派分子陈奉孝和几千名劳改、劳教男女犯人一起，从北京被转移到中苏边境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农场。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新添的劳教营，和劳改农场合二为一。陈奉孝本人是判刑的犯人，但北大物理系判处劳教的谭天荣和他同批押送。

押送途中大雨如注，全体犯人逗留于密山剧院看电影，期间发生了反革命密谋叛乱事件，数名犯人被判处死刑。陈奉孝幸免牵连。

根据姚小平在《老照片》杂志撰文，由于地近苏联，兴凯湖有条特殊规定：

越狱的犯人被抓获，可以就地处决。几名试图通过冬天结冰的湖面逃亡苏联的囚徒，遭此厄运。

兴凯湖农场是一片沼泽地，要靠犯人排涝造田，种粮自给，劳动量惊人，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要种近一万亩水田。冬天则要顶着“烟泡”造渠修路，用赤脚踩碎水田上结的冰，搅拌冻土。劳动的强度，同处密山县的云山畜牧场发生的“夺命大豆事件”可为一证：

由于在饥饿和秋雨中连夜抢收大豆，一夜之间有7人活活累死。

到处是沼泽和漂浮的草甸子，割乌拉草的犯人们不小心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犯人住的是和夹边沟类似的地窝子，冬天的“烟炮”会把住处全部埋住，夏天的小咬则可以叮死人，一个跟管教顶撞的犯人被脱光了绑起来喂蚊子，三天后就死去。

谭天荣先后关过兴凯湖、清河和团河三个农场，在他记忆中，最苦的是兴凯湖农场。

三年饥荒时期，兴凯湖和夹边沟一样大量饿死人。跟陈奉孝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75名犯人，到1967年农场解散时活下来的只有29名，绝大多数死于饥荒。

陈奉孝尽力记住了24个死者的名字。一个饥饿的犯人甚至捞住陈奉孝刚拉出尚未落地的大便塞入嘴里。

一次陈奉孝和另一人抬死尸去埋，挖坑时发现冻土下已经埋了一名死尸，索性两人合葬。

兴凯湖埋葬死者的坟地之一叫太阳岗，似乎这些劳教分子真是沐浴着红太阳的光辉遇难的。

2002年，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总共94名死亡右派中，有5名来自偏远的兴凯湖，其中包括了中央实验歌剧院教员和“民建”北京分会副会长。这5人都死于饥荒真正发生之前的1958和1959年。

至于饥荒中兴凯湖死去的劳教者，并无文献记载。值得一提的是，李锐、丁玲和作家从维熙也曾经在兴凯湖下放劳动过。

在兴凯湖农场，有两样著名的发明：

石棺小号和“三两八”。前者是用于惩罚违规犯人的禁闭室，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不透光线，形似一具石棺。陈奉孝在其中关押了三个月。

后者是饥荒时期北京市狱政的“科学发明”，让关小号的犯人一天吃三两八玉米窝头或稀饭，据说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

据说有犯人如此被关小号一年多，竟然没有饿死，足见此研究成果之“科学”。

但科学仍旧难免误差，北京大学物理系右派刘奇弟，因替胡风鸣冤被判刑关押到兴凯湖，1961年在小号中冻馁而死。

《北京市监狱劳教志》记载，兴凯湖农场是北京市劳改劳教局下辖的超大型农场，全场水陆面积13万多公顷，同时管理劳改、劳教和所谓留场就业人员。

到1966年因与苏联交恶、防范战备风险移交地方时，前后共关押犯人14729人，劳教人员5635名，还有留场就业人员(所谓“二劳改”和“二劳教”)近15000名。

如此规模和人数，只有清河农场堪与匹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的领地可以延伸至遥远的中苏边境，也可见专政力量之无远弗届。

整个密山县，密麻麻布满了劳改和劳教农场，成了一片由地主、反革命分子、右派和知青的血汗逐次浸润的土地，直到今天仍然生活着不少当年的“留场就业”人员后代。

陈奉孝刑满后“留场就业”，文革后回到了山东老家潍坊。2011年笔者见到他时，他的腿上还保留着当年“坐老虎凳”硌下的铜钱大小的疤痕。

陈奉孝在兴凯湖农场的同伴谭天荣，则在青岛的一处两居室宿舍中孤身度过晚年。20来年的劳教和“二劳教”生涯，完全夺去了他年轻时的物理学天才和“学生领袖”(毛泽东语)风采，以及爱情和婚姻幸福，但并没有抽掉他衰老皮肤下的硬骨头。

清河茶淀

去世之前，张元勋一直在用一根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一本叫《河岸》的回忆录，记录他在清河农场的经历。

清河茶淀农场，并非如它的名字寓意的田园。由于僻处渤海之滨，有着半岛的特殊地形，又因盐碱地改良的需要，早在解放之初，它就成了北京市处置抓获的“敌特分子”的中心。

1957年下半年开始接收劳教人员，到第二年末已劳教6400余人，在全北京市劳动营系统最多。1983年清河茶淀农场劳教部门撤销，现仍为北京最大的劳改农场。

张元勋1957年来到清河，这里不通车，半岛入口驻扎部队，农场里岗楼铁丝网交织。张元勋所在的劳动营条件简陋，就在营房周围栽上一些电线杆，拉上8号铁丝电线，圈出几亩地。人粘在网上，电网并不停止运作，有时清早起来，看到电网上有人，大都是晚上想不通的触网自杀者。

亲历者杜高根据公安部内部档案记载，清华大学学生右派郭道宏，“不忍饥饿，企图逃跑，爬电网触电死亡，倒毙在离电网一米处”。

劳教犯人中长年展开斗争批判。张元勋的难友文怀沙，经常被小流氓打耳光。前文提到的谭天荣在清河也挨过耳光。

文革中遇罗勉前往探望被劳教的姐姐遇罗锦，亲眼目睹一犯人劝说同伴勿唱样板戏词“不怕牢底来坐穿”，恐怕被人当做是影射，全体犯人立即厉声斥为反动、“攻击样板戏”，“像疯狗一样互相撕咬”，遇罗勉对专政下的人性恶感到震惊。告密揭发成为流行风气，稍微顶撞管教就会上手铐。

毛泽东逝世时气氛更紧张，所有管教人员都荷枪实弹。

长年监禁，犯人的性需求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元勋回忆，一些因流氓罪名被劳教的女青年精神失常，裸体隔着铁丝网对异性看守高呼“来操我吧”，为此不得不把看守换成女性。

张元勋同队的一个小青年因为长得清秀，成为多角同性恋的中心，受到开会批斗。

最离奇的一件事是，劳动队养的一条母猪半夜里被人强奸，犯科者被当场抓获，母猪杀掉无人吃肉。

文革之后，犯事的劳教人员结了婚，与张元勋邻居，沉迷于拉二胡。性压抑导致兽交现象，在劳教人员中并非孤例。

1960年开始，大饥荒不例外地扫荡了这里。犯人一月的伙食直降为6斤棒子面，鲜草铡碎了煮熟，搀和棒子面做黏合剂，和猪食没有区别。

和夹边沟一样，劳教犯成堆死去。一天早上张元勋醒来，邻铺的犯人已经无声地死在被窝里。劳动队的厕所在院子里，有时早上起床，院里倒着七八具死尸，是半夜去上厕所一头栽倒的人。

浮肿到膝盖的张元勋也担任了埋尸任务，搭档是一位神父。埋尸的地点在一处河岸堤坝，正是他回忆录名字的来源。

饿死的人或浮肿或干瘦，体重变得很轻，“和一只鸡差不多”。幸运的是，他们或许能得到神父的祈祷。张元勋说，河岸上埋葬的饿殍大约有上千人，写出来是一部现成的《悲惨世界》。可惜由于身患多种癌症，他没来得及实现这个愿望。

2002年姚小平在潘家园发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中，全部94人中有84名来自清河农场，其中绝大多数死于1960和1961年，除了高校学生，更有许多中央部委的干部，此外还有和尚、阿訇各一名，都是一代知识精英。

死者全部是青壮年，在“劳动教育”的美好名义下被剥夺了性命。在大会上公开为胡风辩屈的美学家吕荧，就死在被称为“等死队”的三分队北砖窑里。

这些人的死亡原因一栏，和夹边沟的右派一样标为肺结核、肠炎、肝炎等疾病，实际上都是饥饿。

1962年，清河农场幸存的人员被转移到京郊团河农场“就食”，张元勋和谭天荣都在其中。直到这时，张元勋才确认自己脱离了死亡。死亡危机过后，又被送回清河。

劳改期满的张元勋，先到管教科领取一张释放证，随即又到“留场就业处”报道，释放证被收回。“二劳教”“二劳改”把刑罚变成了终身制。

遇罗勉说：“劳教时还有盼望，一就业就永远失望了”。直到文革结束，张元勋才恢复自由身。

2000年炎热的夏天，张元勋用3个月写出了《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两年后他查出了癌症。去世之前的张元勋，家里摆放着很多胎质厚重的瓷瓶，是他从泰山的古董市场买来。击节叩问之下，有深远回声。 

峨边沙坪

78岁的铁流住在北京东郊，拥有一处庭院，这是他平反之后下海打拼的成果。利用这份家底，他还资助出版了一本记录右派经历的地下刊物《往事微痕》。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十几岁的少年──他成家生子时已年近60。

铁流是四川人，在反右中与流沙河一起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送往峨边县沙坪劳教营。

峨边县地处小凉山，是大凉山门户，与前些年因“盲井”事件出名的雷波县紧邻。齐邦媛《巨流河》记载，抗战最紧张时期，“雷峨马屏”地区被视为一旦成都陷落中国军民坚壁清野的最后堡垒，可见其地势险要。

沙坪农场紧邻大渡河，背靠原始森林，正是前代石达开覆灭之地，农场五分厂海拔达2500米，可谓绝境，正是右派分子“脱胎换骨”之地。

根据《当代四川简史》，1957年四川划右共约60000人。应运而生的沙坪农场成了流放的一大去处，一万多名右派身入此处。讽刺的是，其中包括了不久前负责选址的两位劳教局干部。

铁流在沙坪劳教营呆了大半年，转往筑路支队修筑铁路。

沙坪农场的饥饿不同于别处，从建场第一天就已开始。由于此前没有农垦基础，不毛之地涌入大量人口，口粮定额不足，犯人的定量只有一月22斤，还经过层层克扣，到嘴里只是一碗包谷面汤，“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更不用说支持冬春的大劳动量。

管教的训词则是“要想吃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由于高寒的自然条件，农场的土地收不回种籽，口粮标准进一步下降后，死亡随即大量出现。根据林宪君的回忆录，三年大饥荒中全农场死亡人数过半，超过5000人。

林宪君亲手掩埋过的死者在百人以上。他所在的小组开始有23人，数月后剩下7人，与其他组合并为20多人后，几月后又减为6人。

所有的死者一律无棺木墓碑，一穴埋葬几十甚至上百人，埋人最多的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竟然重达百斤，得名“南瓜山”。

2007年，铁流重访“南瓜山”凭吊，并赋诗称“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

沙坪农场的饿殍中包括了著名的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是留美教育学博士，他的哥哥董时进是近来颇为著名的农学家，兄弟在易代之际的去就正好相反：

董时进观望而终于离开大陆，在台湾继续研究土改，董时光则从美国回国，受周恩来亲迎，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

“反右”中，董时光因“出言狂妄”批评党员和主张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当时同在西师任教、与董时光为朋友的吴宓日记中，多处有董时光受开会批斗的记载。

遣送至沙坪农场后，董时光在饥饿面前低下了骄傲的头颅，每次吃完饭都用指头刮桶里残留的浆糊充饥，并回答狱警：“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1958年，董时光和铁流一起调往筑路支队，1961年出差路上饥饿，用呢毯换了一斤干牛肉一口气吃完，不料肠胃饥饿过久无法消化，肠梗阻暴毙。

一个惊心的现象是，沙坪农场的成年死难者之外，还有数千名少年劳教犯。

林宪君曾经在大堡分场带领14名“小劳教”烧木炭，最后只剩下3人，由于无力掩埋，林宪君亲手将数名小劳教的尸体扔进了河流冲走。

一次，一个小劳教趴在林宪君背上哭诉，希望临死前见妈妈一面，话头未完人已断气，几乎立即发出恶臭，原因是生前已经耗尽了人体的所有养分。

2013年5月，笔者在香港观看了谢贻卉导演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这部纪录片通过走访幸存者，还原了当年沙坪农场大堡少年劳教犯分部的饥饿史。

1957年末，四川省仿效苏联模式，对轻微违法和品行不良的未成年人实行劳动教养。次年五、六千名十几岁的孩子出现在峨边沙坪农场，最小者只有9岁。

这些孩子的任务是在海拔两千米的山地上开荒，自给自足。由于土地荒寒，“劳动教养”的前景破灭，开荒变成末日晚餐，死神随之降临。

据当事人透露，一共死去2600多名未成年劳教犯。荒谬的是，“小劳教”中有些是家长迷信苏联电影《教育的诗篇》，强烈要求把不听话的孩子送来由国家管教的。

饥饿降临之时，她们前来要求接回孩子却遭到拒绝，这些孩子以后全部饿死。1961年大堡作业区崩溃，濒死的孩子被战士背下山。

由于死人太多，沙坪农场场长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与在筑路支队涉嫌“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刑的铁流身处同一囚室。

铁流回忆，梁对此并无愧色，称身为共产党员和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天职，“饿死人与否与我何干?”

和成人一样，从死亡线上逃生的“小劳教”们并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场就业”，直到1970年代由于人满为患逐批遣返，从事底层劳役。

在无名右派和“小劳教”的尸骨上，沙坪农场转产种植了茶树，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迁至四川眉山。

在峨边县的政府网站上，找不到任何关于沙坪劳教营的记载。

2008年，《眉山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记者与沙坪劳教所党委书记、所长一起“重访沙坪”，该报道提到了“搬迁后异常寂寞的所部办公区的瓦片上，已经长满厚厚的绿色苔藓”，却只忙于记叙“三代劳教人”艰苦卓绝、“再创辉煌”的事迹，没有一个字提到比苔藓更卑微的劳教人员的血汗和性命。

该报道还透露，2008年的沙坪劳教所“是全国最大的劳动教养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劳动教养基地”，并且经营形式良好。

数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尸骨，或许终于为劳教营提供了足够的肥料。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宁的路上，火车坐了3天2夜，陆锦碧的脚肿了。这位长在红旗下的华东政法学院青年教师，因为响应系党支部号召提意见而戴上“右派”帽子，被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在西宁郊外的工厂里劳动改造，由于表现好三年后“摘帽”。

但这只是幻景。由于当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陆锦碧被重新“戴帽”，判处劳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连山下的八宝农场。

八宝农场建立于1957年，专门关押右派和其它劳教分子。

陆锦碧回忆，农场高峰时期有1万多人。农场紧邻祁连山下，海拔达到近3000米，严重缺氧，夏天沙尘暴，冬天气温接近零下30度。场区没有警卫，因为地处荒凉，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连山，有似当年红军西路军失败后的逃亡。

陆锦碧来到农场，看到20几个锯掉双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冻掉。

在山岗上，陆锦碧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前饥荒的后果。“乱石下面，一个坑接一个坑，每个坑里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尸骸，是一对下放干部夫妇、李富春和罗瑞卿秘书的坟墓。

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为下放而自杀的“戴帽”干部，“右派管理右派”，来到这里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质。

据原青海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劳动教养和反右派斗争》一文记载，三年饥荒中青海劳教人员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

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3年死亡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49000余人，占总数16万人的30%。杜甫笔下“古来白骨无人收”的青海湖，叠压了新的白骨。

由于没有食物，大量劳改劳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陆，自谋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陆锦碧在自制半导体中听到，幸存者在港台电台中讲述“十万爱国志士，困守祁连山下”。

陆锦碧在八宝农场期间，冬天雪太大，压垮了一座女劳教人员住的草棚子，棚子里的19人全部身亡。这些女劳教大多原是中学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运动中，她们因为所谓“跳黑灯舞会、贴面舞”被送至青海劳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宝农场被撤销，陆锦碧和难友们一路西迁，直至柴达木盆底边缘、昆仑山脚下的伊克高里农场，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盐碱，像镜子一样反光，碱蓬是少数仅有的绿色。农场原址是一处河南移民生产队，队员都在大饥荒中饿死和逃亡。

1969年，陆锦碧的妻子杨黎明带女儿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场的便车到了农场，又乘坐马车才到了分场，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当晚女儿就因为高山反应差点丧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黄麻根取暖，拉大车归来，让杨黎明想到了《伏尔加河上的纤夫》。

在这片或许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劳教营里，陆锦碧因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险些被处决，九死一生，文革之后才回到上海。

八宝农场或伊克高里远不是青海仅有的劳教营。据《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当时青海的劳改劳教农场共达32个，畜牧场23个。以青海湖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农场(下辖五个分场，管理5万犯人。

德令哈这个听来富于诗意的名字，当时却是严寒、沙尘暴和刑罚的同义词（有犯人被沙尘暴吹至失踪)。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马海农场;海北有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和八宝农场;海南有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文革学生领袖蒯大富、韩爱晶以后曾关押在此)、巴仓农场、吴堡湾农场、新哲农场;海东有甘都农场。

农场的总面积达到耕地总面积的23%，监狱系统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接近四分之一。

环绕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劳动营。由于中央“移民戍边”的意图，大量出身不好的农民和水库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视的“盲流”迁徙至此，构成庞大的罪人群体。

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回忆，青海一时成了“监狱”的代名词。《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记载，仅大跃进后的三年，青海就调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劳教人员从外地送来，分散在各个劳动营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当年的劳改局干部形容，整个青海省几乎成了一座大监狱。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区劳改劳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区。据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说：“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

遣送过程一直持续，陆锦碧在青海就担任了后来者的生产组长。到文革结束后遣送仍未终止，且犯人刑满后一律不许回上海。《上海监狱志》记载，1965年上海市第一劳改队整体搬迁至青海。

文革后期，打群架入狱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狱友一批坐闷罐子棚车被遣送到西宁服刑，户口也迁出上海，落户青海，陆锦碧担任他们的生产大队长。

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满，得益于公安部长赵苍璧“犯人哪来哪去”的讲话，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严打”中，落户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复，成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后，上海还向青海调犯2400余人。

2013年，笔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个商人曾经无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劳改劳教人员档案材料，笑蜀目击“装满了一个保险柜”。这些材料足够写出一本扎实的青海劳改史，但后来被有关部门没收了。

眼下关于青海劳动营的历史，只有《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这本不到200页的薄薄小书，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

2013年初，北京东北郊的一座养老院里，曾经的“右派”周培桐寂寞离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瘫痪卧床，身上插着一个尿导管，忍受一阵阵的抽筋和瘙痒。

周培桐原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生，因“小说反领导”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八宝农场运输队。

农场的水源来自于祁连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运水途中，水车翻倒压伤了周培桐的双腿，数十年后发病。

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烧锅炉，只有过短暂的婚姻，晚年和烧锅炉时的同伴相依为命，临终时孑然一身，在劳教生涯中的译著也没有机会出版。 

尾声

劳教制度在“肃反”、“反右”中面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应运而生和消失了难以计数的劳教(动)营。以上列举“五大劳教营”，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纲挈领，并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劳教营遍地。内蒙、宁夏、新疆等“老少边穷”地带，都是大宗流放的去处，其中也包括“革命圣地”延安。

在三年饥荒年代，这些地方无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饥饿，成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肃的会宁、四川的长寿湖、湖北的神农架、云南的大理。

此外，还包括像铁流所在的筑路支队和治淮支队、甘肃的引洮工地这样的“流动劳改营”，在饥饿和繁重的劳动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笔者见闻所及，在上海市劳改劳教系统下，即有以关押劳教犯人为主的白茅岭农场，1958年划归上海，直到1973年改为监狱劳改场所。

仅在1959至1964五年间，农场普查肺结核22877人次，累计发现2657例，查肠寄生虫人数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劳教容量可见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劳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属的另一个劳动基地是江苏北部，被犯人称为“苏北利亚”，比之于俄罗斯和苏联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亚。“苏北利亚”以近海的盐碱地为中心，建立了大丰农场等多个基地，从解放初就开始接收犯人，第一批即遣送犯人2515人。安徽治淮工地是劳改犯的另一大去处，根据《上海监狱志》记载，前后共有8万余名囚徒被遣送治淮。

“反右”之后，苏北劳改犯中增添了劳教的右派身影，还曾成立独立的右派支队，著有回忆录《苏北利亚》的于疆即是其中一份子。

“苏北利亚”官方名称为上海农场，直属上海市公安局，1955年又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大型劳改单位，关押上万名犯人。1981年9月撤销第一劳改总队建制，改为上海市第一劳动教养所，直到眼下才结束历史使命。

文革之前，新疆是劳改劳教分子遣送的另一大去处，仅上海市监狱系统即遣送6000人以上，包括数百名女犯。文革后仍调犯12000余人。

中国人民大学的“右派”学生甘粹在南疆的喀什农场度过了20个春秋，劳动营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住地窝子，开大沟排碱水种棉花，劳动无休无止。

三年饥荒期间甘粹目睹了附近一个劳动连队全部饿死，甘粹本人靠亲友接济和“耍死狗”幸存下来。

位于辽宁沈阳郊外的马三家教养院，是辽宁最大的劳教营，由数座劳教院组成，占地近3万亩。根据《院志》记载，从1957至1995年共劳教近10万人，其中女性1万余人。这本《院志》少有地记载了三年饥荒中的死亡情形：1960年10至12月共死亡近100人。2013年春天笔者来到这座劳教城时，仍感萧条肃杀，50余年堆积的历史坚冰尚未消融。

北京市劳改系统除了兴凯湖和清河两大延伸基地外，尚在本土拥有大兴团河和天堂河劳教农场，以及南口的劳改基地，一直使用到近来劳教制度废除。团河农场在大饥荒的后期，充当了右派分子濒死者救济站的任务，张元勋和谭天荣都曾转移到此地休养。

此外南口农场收容了文革前的“反动学生”，学者王学泰即曾在此劳改。文革后北京市还恢复了对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双河劳教农场的控制，直到最近撤销。

中国的劳改营制度传承于苏联，劳教则是本土独创，二者长期混同在一起，直到1980年代中期，劳教所才划归司法局。因而在数十年中，劳改营和劳教营难以区分，只有局部的差异。

可叹的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中被视为“神圣”的劳动，现实中成为不折不扣的惩罚，又加上了死亡的酵母。

劳教营沦为不折不扣的法外之地，直到近年，还在发生超强劳动和“大挂”“老虎凳”、“死人床”等丑闻，对外界则讳莫如深。真实只保留在历尽磨难的亲历者心中，和死亡与遗忘赛跑。

此番中央废除劳教，劳教营的喧嚣也归于沉寂，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它们的气息仍在，基因犹存。

苏联劳改营的创立者列宁曾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更真实的说法则是，忘记过去意味着重来。

夹边沟、兴凯湖、清河茶淀、峨边沙坪、青海湖…… 一系列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背后，是无数受难者的墓志。

如果我们握不住劳教营亡魂的青烟，至少记住这些地名，以免它们重来。

                                         （写于2013年年末）

注： 访谈人物：

司继才，2009年，2011年，西安;

张元勋，2010年、2012年，曲阜;

陈奉孝，2010，曲阜;

谭天荣，2010，青岛;

铁流，2009，2010，北京;

陆锦碧、杨黎明，2009--2013，上海

甘粹，2009--2012，北京;

王士才，2013，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