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国家之义与自由之意(图)

共产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喜欢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比喻人民与国家（实际是代表国家的政权）的关系。

【看中国2014年04月23日讯】语言（词汇）与思维是外壳与内在的关系，从对关键词汇含义的理解，可窥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维状态。本篇文章是想辨析几个在中国极易引起思维混乱的词汇，这几个词汇是国家、自由。

导致我想写这篇文章的是五柳村网站刊出一篇“何清涟《虚拟血缘关系不产生社会凝聚力》引出的议论”，以及我在推特上与几位网友对自由与理性关系之探讨。

现代中文对“国家”的误解

先简单介绍我2011年9月载于VOA的那篇“虚拟血缘关系不产生社会凝聚力”的旧文主题。在中国的教育与宣传中，国家与政府（政权）经常混合使用，不少人总以为中国政府就是中国、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天然代表。每当有人批评政府腐败，尤其是在海外批评，总有一些人好用“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为忠孝”来辱骂批评者，针对上述现象，我写了“虚拟血缘关系不产生社会凝聚力”，文中提到共产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喜欢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比喻人民与国家（实际是代表国家的政权）的关系，中国那只由雷锋唱成经典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还有在80年代出现的“党啊，亲爱的妈妈”，都是用虚拟的母子血缘关系来借喻党与人民的关系，而且被赋予一种儿子对母亲之间的单向的不可背叛之含义，不管这位“母亲”做了多少不好的事情、犯了多少错，“子女”连批评的权利都没有，脱离、背叛都是违反“伦常”的。当年斯大林就以“苏联各族人民的父亲”自居，金日成与金正日父子两代都是“朝鲜人民的父亲”。其他独裁者也有类似爱好，比如卡扎菲就曾是“利比亚人民的好父亲”。

五柳村的讨论当中，多数赞成我的观点。但也有反对的，比如“思考题：【母】残暴不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宰了她，换个外国母亲？”还有“@三思柯南:"真正爱国的人不会嫌弃自己的祖国”。

这类人的问题在于混淆了“政权”与“国家”二者。如果在英文语境中，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谈清楚。英语中指涉国家的词主要有两个，即state与country，前者指国家（从政权层面上），后者指国家（指疆域意义上的，类于中国人常说的“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在英语世界里，人们只会说I love my country，即“我爱我的国家（或生我养我的土地）”，绝对不会说I love my state（我爱统治这个国家的政权）。如果有人要这样说，听者会很不理解。我当年在国内受国安全天候监视之时，有位深圳白领送了我一张美国影片光碟，说那就是我当时的处境。这张光碟的名字就是Enemy of state，中文译名“国家的敌人”，指的就是这个人成为了政权之敌，并非是country之敌。

我在推特上陈明state与country的不同，指出中共长期以来有意混淆国家与政权二者的关系，将中共政权等同于国家的天然代表，提倡爱国主义就包含着爱政府之意。不少网友甚是赞同。野罂粟@WilderMohn提供了两点见解，有利于消除中国人在国家一词上的误解之魅：“台湾解释的“国家”包括3要素：土地、人民和政府”，大陆对国家的解释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统治的工具，其中包括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我看大陆《宪法》上写：‘国家举办学校’，就乐了。按照大陆自己的解释，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在‘举办学校’，‘国家’是常用词，当有人说“爱国（家）”时，应该先想想爱的是哪个国家”。我回应说，台湾的国家概念是从中国古代“国有三宝，土地、政事、人民”衍生来的，比中共现在使用的“国家是暴力镇压机器）（源出列宁“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要好得多，因为如果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要中国人爱国，就是让人去爱这些镇压人民的机器。非常荒谬。

中国对“自由”的解释与英语的freedom,liberty

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谬解的一个概念。

4月15日及其后的讨论，涉及不少中国人对民主与自由的误解。滑翔戟@gliderhook回应我关于民主、自由与理性的分析时以康德为例，说康德定义自由是“人按自己制定的规则行事”。这就推论出民主制，促使人有权制定规则，而不只被动接受自己无法参与制定的规则。这就是“有区分”的好处，但中国人只会盯着“自由”定义，说康德太“狭隘”。

有网友认为，中国人能够好好理解“自由”。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的定义忘记一条前提，即在“群”（社会）“己”（个人）边界范围内，即法律基础上与自律之下的自由，总认为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骂人也是言论自由。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有感于凤姐（罗玉凤女士）声称要“放火烧了美国移民局”，写过一篇“美国言论自由的边界”（2013年8月），指出言论自由不是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法律规定，不可对他人使用威胁性的语言与恶意诽谤。

野罂粟@WilderMohn立刻查找资料，结果如下：“《辞源》里有‘自由’：谓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商务，4卷本，第3卷，第2583页，1992年，北京”。这条信息倒是可以帮助人认清中国人关于自由的看法，不仅来自于教育，也来自于包括被视为知识来源的辞典工具书。顺便说一声，文革及文革前，中国人关于自由主义的看法，主要来自于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这本小册子，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等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还是用英语来解释比较好。英语的自由有两个词，Freedom与liberty，但使用起来有不同的语境与对应关系。Freedom讲的即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与《辞源》解释相近，华府韩战纪念碑的著名铭文：Freedom is not free也是从这个层面谈的。

但是，如果人人都有追求自由且不受限制的权利，这个世界岂不乱套？因为人是经济人，从本性上来说都是尽最大可能追逐私利者。因此，对应于法律基础与自律之下的自由，英语中有liberty。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这本书中，阐释了自由和理性的关系，指出二者是一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

哈耶克认为自由对人类来说有两层意义：一是自由的能力、二是自由的权利。所谓“自由的能力”意指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接近freedom，即人人有追求自由的权利；“自由的权利”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即个人在生活中到底有多大的随意言行的权利，即liberty（在法律与自律双重限制下、有边界的自由），因此，所谓对自由的剥夺，只能解释为人对人的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能理解为自然力对人的选择自由的制约。这意思很清楚，政治层面上的“自由”是个人权利的大小和完善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指个人反抗和超越自然力对他限制的“能力”。

这种讨论对时下的中国人很有意义，至少参与讨论者明白了“《辞源》的解释那叫随意，不是自由”，“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那是猴类理解的自由”。

（原標題：何清涟：推事记趣：国家之义与自由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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