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腐败是政策性腐败

【看中国2014年04月11日讯】每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内部人”分肥或抢劫

那些认为腐败是改革必然代价的观点，并没有找到腐败与改革的根源，并非是改革与腐败是必然性的孪生或伴生物。这一点，没有任何足以说服的例证。即使如此，能够如中国这样，长时期、反复地改革与腐败紧密相连，重复付出腐败代价推动改革本身，无论是对于制度本身、或者社会不平等承受能力，都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为什么循环往复于这一轮回？一切归于体制本身的寻租基因并不为过。因为一是体制本身的含金量；二是“内部人”信任机制。这就导致中国从改革开始，每一次改革部署，都会自然孳生一个属于“这一次”的特殊利益群体或链条。比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先富起来”政策，即造就了官倒群体，计划内外价差，则是主要利益空间；1990年之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市场及国有企业改制蕴含的“价差”，包括控制上市公司指标，所形成的上市前后巨大泡沫，则成为基本的暴利空间，包括房地产的资源控制价格等等；2000年前后伴随奥运会设施建设，而进行全国房地产主题大跃进，与此相关的房地产业、金融业体制内外的转换过程，出现更深程度、更广泛的寻租空间。

每次改革拉满政策弓弦，政策密集夹带利益输送，社会及国家财富迅速向“内部人”集中。“内部人”横跨体制内外两界，他们深知政策风险幅度，掌握风险边界的底牌，懂得如何在暴利之间火中取栗地有效避险。他们是体制的“自己人”，由此构成中国特色的、“自己人”政策投机阶层，他们锁定政策趋向，一正一反、一明一暗，在政策启动时盘踞纵深，在政策效力进入市场化后即退隐而瞄准另一波政策机会，即时评估投机利润和博利风险，伺机进入并动物凶猛。

政策投机者必富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项投资，可以回避或不利用政策风险，如今这一点已经被冠冕堂皇地冠之于“制度红利”或“改革红利”，这是多么可怕的普遍现实！因为其自上而下充分肯定、强力推动政策投机的“合理性”。政策投机存在，则意味着改革必然腐败，投机取巧永远高于勤劳致富。

从1980年左右，到如今全面深化改革进程，重大的体制改革和政策集群式运动，至少不下于数次，而随之各种各样配套政策，更是不计其数。盘点这一过程的“政策红利”，即可给出一定比例的腐败规模。

这还不包括一些突发的偶然事件，而密集出台的应对政策，比如内部之汶川抗震救灾、外部之四万亿经济刺激。只要出台政策，“内部人”即闻风而动，迅速调整政策逐利策略，进行内外部渗透操纵。汶川大地震，笔者在《金融时报》撰写零成本减灾计划方案，地震区政府部门迅速与本人取得联系，表示该方案非常振奋，之后半月无消息，当地好心人方解释，所有与抗震救灾有关的财务和决策，当地政府已经不能插手，而我的计划或方案，自然会压扁其中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利益空间。地方政府既不能拒绝、也不可能拒绝与这一力量合作，每一层级盘根错节，则隐藏着牟利链条。

再比如四万亿投资，本人在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撰文四万亿次级投资危机，应建立金融减灾基金。在地方政府纷纷发愁四万亿钱从何来时，崭新的钞票，已经纷纷从各大银行的提款机吐出。而四万亿，其中有多少的“点数”，被化为其中的“佣金”或“合理”损耗等等，进行了财务挪移。

所以，改革开放的真正受益者，不是真正是中国特色市场里折腾的老百姓，而是与行政特权千丝万缕的特殊阶层。

谁在制造政策牟利机会

为了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然通过行政极权效用最大化这一路径。所以，作为政策投机者一部分的经济学家们，一方面处处嚷叫市场不平等或不公平，另一方面则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介入决策，以自身的建议成为政策而为荣。政府为了张扬行政极权，必然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建议，如此与经济学家们形成政策利益勾结。于是，经济学家成为政策投机暴利的始作俑者之一，而其中名声最大者，自然是政策投机利益最大获得者。

当政策驱动市场化成为“中国模式”之后，自上而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政策投机客。企业界参政议政，并不是为了承担多少企业责任，而是可以以此向政策投机利益阶层更近靠拢，或成为其中的一员，方便在某项政策出台时捷足先得。于是，就必须缴纳“门槛费”即通过腐败权利阶层，而获得成为“内部人”的资格。

在这一循环路径依赖下，无人不一边诅咒政策的反复无常，一边削尖脑袋投入政策的怀抱。而真正成为政策率先的受益人群体，则早已谙熟政策投机规则。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以官倒为例，即因为他们的父辈在权力中枢，是政策的制定者、甚至是政策的化身；到了本世纪初同样如此，如垄断领域改革开放、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政策放开等等，最大得益者同样如此，围绕权力中枢，结成成群结队的政策投机“内部人”特权利益集团。可以说，每一届政府、每一次重大的决策，伴随着数届政府“内部人”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极权博弈，同时控制本届政府的政策投机势力范围。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或决策咨询者，则必须要通过与“内部人”特权利益集团结为同谋或同党，狼狈为奸最后大家分肥。

这一循环路径愈发驾轻就熟，中国改革开放倘若不打破这一路径迷局，所谓腐败只能重复而且更为隐蔽和巧妙。

混合所有制需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最大的腐败，是政策性腐败。政策制造投机机会，投机机会创造行政寻租空间，然后寻租者与租赁者周围迅速形成“内部人”集群，形成腐败利益共同体。

在十八大三中全会及《决定》前后，同样也与以往一样，我们正在经历这一改革开放历史性的政策性腐败时机。混合所有制，包括城镇化运动，同样也是其中的政策腐败焦点。

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即政策投机者总是以政策概念积极倡导者的名义，而进行行政腐败利益大挪移。而后一点，与政策概念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偷换政策概念，目的是方便行政策腐败的自由度。

谁偷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这仅仅是一举例。

当国有企业鼓吹混合所有制进行自身“改革”时，会在国有企业作为迅速形成“内部人”集群，他们可以以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将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出让给“自己人”，如果政策允许，他们甚至想百分之百出让。就这一百分之四十九，所有操作已足够寻租空间。所以，假如真正解决、哪怕限制这一政策的腐败伴生品，至少应该迅速建立国有企业出让股权的对象是什么人，以及在本系统、本行业内公示这一“四十九股权”持有人的背景、包括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一旦查出，迅速禁止其多少年不得进入相关领域进入投融资活动。

比如在能源领域，“百分之四十九股权”民营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资源垄断即油源垄断，才是真正的死穴。换言之，国有企业并不缺少那百分之四十九的资本，而鼓吹混合所有制，恰恰是为了进行“内部人”政策投机利益大挪移。有很多地方，表面上的国有五十一控股，其实经营者全是由百分之四十九的民营企业来管理和运营，这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

资源垄断带来的坏处，已经不止一次地昭示着对市场的侵害程度，如国有企业将油源或油品批发权控制在手中，导致民营加油站只能通过腐败而获得油源保证。而民营油企为在与垄断企业加油站进行价格竞争中占据优势，只能通过油品做文章，从而使得民营加油站的油品得不到质量保证。民营油企明知道这是自杀行为，但不这样做就无以保证销售利润。如此长期下去，所有的人只知道民营油企的油品质量有问题，认准了是奸商，但没有人会去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此，劣行驱逐良行，恶行驱逐善行，此为中国式垄断的德性。

因此，混合所有制、特别是垄断领域的混合所有制，需从根本上解决，如在资源上游建立全民公共资源受益机制，在全民资源权益定价公开的前提下，向所有企业开放，形成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组合的市场竞争主体，此方为混合所有制的应有之义。否则，只能是形成新一轮政策投机“自己人”利益集团的孵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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