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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在中国

 2014-04-10 14:12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相声早在宋代就有,原来的名字叫“象生”或“像声”,是仿学口技滑稽表演的意思。《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里曾提到,薛宝钗见她哥哥薛蟠给她作揖赔情,就笑着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了!”明这种民间曲艺是源远流长的。但是,从帷幕里表演的“暗象生”发展成面对观众表演的“明相声”,却是近一百二十多年的事。见于记载,首先在北京地场上说单口相声的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的张三禄,接着是京剧丑角演员朱绍文(1829-1904),为生活所迫,改行说了相声。朱为了肚子不顾面子,整日在露天地演出。他在手里敲打的两块竹板上刻着两句诗“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发泄他的满腔愤怒。观众们随之都亲呢地管他叫穷不怕先生。就这样,“穷不怕”成了他的艺名。

他演出前,先用右手攥著一把白沙子往地上撒字,边撒边唱自编的“太平歌词“,等观众聚拢来围成一圈后,才正式表演。他有时学唱京剧,有时讲解字义,有时说笑话和单口相声。后来感到一个人说太单调,就和学生们互相问答,一捧一逗,逐渐演变成对口相声。传统相声中的《改行》、《大保镖》、《黄鹤楼》等,都是他的创作。他成了当时开始形成的相声三大流派中“朱派“的创始人。(另外两派是以阿彦涛为代表的“阿派“和以沈长福为代表的“沈派”。)当前北京的相声演员大部分是宗朱派的。

相声的特色

相声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把口技中的“杂学”、全堂八角鼓中的“逗哏”、评书中的“贯口”、莲花落中的“太平歌词”和滑稽二黄中的诙谐表演等等,加以吸收融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按照相声演员们习惯的说法,就是讲究“说”、“学”、“逗”、“唱”。

相声的“包袱”

相声里引人发笑的艺术语言叫“包袱”。它是相声演员沿用的术语,实际上它和笑料、噱头的意思完全一样。运用中有“系包袱”和“抖包袱”的过程。

一般说一段笑话,有一两个“包袱”就可以了。一段相声则至少得有四五个“包袱”,否则容易一温到底,影响演出效果。从笑话发展成相声的过程,是不断丰富内容、增加“包袱”的过程。如侯宝林整理、表演的《关公战秦琼》,有将近三千字,而原来的笑话仅有三百多字。传统相声中有不少曲目都是由小“垫话”铺衍成的。

相声的主要艺术手段就是逗笑。因此没有“包袱”就不成其为相声。笑,应该是有褒贬的笑,有爱憎的笑。要使笑者有所感奋,有所启发,有所醒悟,有所警惕。不能只是哈哈一笑,开开心而已。 说笑话贵在自然。应该做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写相声、说相声也是这样。除了要端正创作态度外,还需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不断探索“包袱”产生的规律,用自然、健康的笑声,去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包袱”应从相声中一些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中产生。它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运用精练、概括的语言,巧妙安排的结构和前后呼应的情节等各种手段,产生艺术上的效果。 “包袱”必须风趣而不粗俗,幽默而不油滑,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脱颖而出,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演员也要善于标新立异,不拘泥于老一套。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笑是一把火,它可以把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烧掉。”相声“包袱”的作用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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