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贾生》诗一首:“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讲述的是,汉文帝思念贾谊,将他从外任召回,向贾才子请教学问直至深夜。
这首《贾生》,本是李诗人为指陈晚唐时局的一种借题发挥,并非他本人对汉文帝有什么意见。但近代以来,有些人总要到处搜罗“证据”,以贬低中国传统社会为乐事,把古代君王都描绘成贪婪好色、不计民生,而只顾及自己屁股底下那张椅子的无耻之徒。于是这一句 “不问苍生问鬼神”,便被某些人解读为——汉文帝不关心社稷黎民。
事实果真如此吗?
国库充盈 汉家天子节俭自持
汉文帝刘恒甫一登位,便以半尺书函安抚并收复了南越王国,将一场经年战争消弭于无形。之后推动废除了由秦国商鞅“发明”而遗留下来的“连坐”恶法,并以大舜立“诽谤之木”为历史依据,开放言路,废除了从秦代延续的“诽谤罪”。在淳于缇禜为救父而上书之后,汉文帝借机废除了残人身体的“肉刑”。他还采纳晁错“轻徭薄役”的意见,把田租减为三十税一——农民要交的税只占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不到4%,在刘恒执政后期的十二年,农民甚至完全不交税。
刘恒“专务以德化民“(《史记.孝文本纪》)的“无为而治”,使大汉帝国在景帝继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因为太富裕,国库里的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粮食多的吃不完,国家粮仓里新粮压着陈粮,溢出仓外,都堆烂了。
身为“富的流油”的帝国之“元首”,汉文帝自己却并没有过奢华的生活。他原打算在骊山修建一座露台,召工匠计算,需要耗费一百金,文帝因为这笔钱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家产,而取消了这项计划,这便是史上知名的“惜百金之费,辍露台之役”(《贞观政要.卷六》)。当地民众听说此事,感念汉文帝对百姓的体恤,在露台地基附近,建了一座纪念他的祠堂——“民感之,为立祠,其地有露台故址。”(《临潼县志》)
汉文帝居天子之位二十三年,没有为自己栽花修园子、盖新房子,当然更不可能修什么大剧院,没给自己买豪华车,甚至连条宠物狗都没增加。发现有给百姓造成不方便的政策,就立即放弃。 ——“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史记.孝文本纪》)。
连他自己的阴宅——霸陵里的陪葬品,也只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只为节省,不增加百姓负担。——“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
文帝何以问鬼神?
这样的天子不关心社稷黎民吗?我们身处当今的社会环境,用现代人的思想状态,如何能真正了解古人呢?
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天地神明排序在战争之前,无论现代人如何评论,古人普遍深信“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此, 如果天子缺乏德行,就会使社稷遭受天降之灾,天子要下“罪己诏”——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检讨“。汉文帝自己就曾因连续两次日食而下诏罪己,并因此削减了自己的卫队和车马。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问鬼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且文帝的“问鬼神”也并非无端的心血来潮。贾谊回京入见时,正值文帝接受祭神的胙肉,文帝因有感于鬼神之事,才向贾谊询问。——“至,入见,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汉书.贾谊传》)
由此可知,古版的“不问苍生问鬼神”并无不妥。然而,当今的官僚们却创造了新版“不问苍生问鬼神”。
民生多艰 红朝官吏奢华无度
“马列教”号称绝对唯物,不信神佛。然而,农夫土地被侵占,屋主家园遭强拆,老者蜗居在井下,少儿受教于危楼……未曾见食民之粟的红朝官吏对此有丝毫动容,却常闻身居高位的“马列教”徒斥资巨万,求佳风水、谋好“前程”。
谷俊山的将军府
谷俊山占据风水宝地的“将军府”已然令人瞠目,薄熙来在大连星海广场建的华表则更是“蔚为奇观”。华表的前身,是舜的“诽谤之木”——立在大路旁,供万民给天子刻写意见的大木头,后来演变为汉白玉柱,为天子专有。京城华表通高9.57米,而薄当年在其辖地大连建的华表,高19.97米,为的就是风水学上讲的压“龙脉”,以实现其获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薄熙来在大连建的华表,高过北京华表10.4米
不过,无论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刘志军、刘铁男之流,还是谷俊山、徐才厚、李春城、蒋巨峰、衣俊卿之辈,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天命有常,惟有德者居之”,敬天重德者,身居陋室亦可使蓬荜生辉,逆天叛道者,占据宝地也难逃雷霆神谴。骄奢淫逸、残民以逞的“不问苍生”而“问鬼神”,却妄图得到鬼神的庇佑,岂非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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