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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每周重复“亡党失政”的警句

郑恩宠:打掉政府公司化的怪胎

2014-02-08 23:50 作者:郑恩宠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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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2月08日讯】个人集权和党政不分造成中国普遍的政府公司化。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垄断一切,各级官员谋利最大化。中国政体一定要实行大部化减少机构、五级政府改为三级、省份增加一倍才合理。

二○一四年,习近平最头疼的内政问题是什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决定》中,涉及的改革三百项。官媒透露,至今启动了二十九项,但还处于方案的论证中。在“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全文中,尽管写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几字,却隐去了中国“政府公司化”的要害问题。近来央视新闻联播中,几乎每周要重复一下“亡党失政”的警句。

“政府公司化”导致政经一体

中共建政后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实行财政“统收统支”,一九五三至一九七八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权上收下放随政治运动而反覆无常。

一九八○年开始财政“分灶吃饭”,第一次使地方政府有财权和经济建设责任。一九八五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一九八八年引入包干制,地方政府财权再度扩大。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二年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从一五三○亿元增加一倍多至三八五五亿元。

随着地方政府财力扩大,中央财力的占比缩小。一九九三年底国务院发布《决定》(九四改革),实行分税制,结果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地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骂娘,乡级财政地动山摇,地方政府大面积破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弥补收入不足,就把手伸向了社会、企业、土地和公用事业,伸向了公民的私有财产,各级政府全面“公司化”。

政府不仅成为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也是为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形式之一是“苏南模式”,是“政府超强干预”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有的政府变成了“企业家政府”,比如长三角经济发达区,为保护当地财源,出现“保护经济人型政府”,一切行政手段都是为了维持当地政府的“公司化运营”。

表现其一,计划时代的政权结构原封不动保留下来,到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时代,为“政府公司化”提供了政治制度保障。

其二,“政府公司化”为各地所谓“经济奇迹”发挥重要作用,一开始就以经济主体所有者的身份,介入微观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三,中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改革,是各级“政府公司化”的一把金钥匙,使政府与经济紧捆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放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权力。

政治体制怪胎下全面腐败

造成中国各级政府全面“经济公司化”的成因是现行政治体制。首先是上级集权。虽然经分税制改革,经过了“省直管县”、“强县扩权”、“乡财县管”,但上级集权的格局未发生变化,上级政府仍是下级政府权力的来源。

二是个人集权。中共党政领导者在经济活动中起着说一不二的作用,建设项目安排、资金分配、人事安排都掌握在领导个人手中。

三是党政不分。赵紫阳领导的中共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六四”后,邓小平还称一个字不能改。但从现状看,各级政府只不过是中共运作权力的一个工具。

人们不得不反思,中共改革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是以“党天下”为前提,催生出过度“政府公司化”的怪胎。八十年代出现的党政军机关经商、办企业,“官倒”盛行一时,后虽经“明令禁止”,但谋自身利益的政府冲动从未停止。到九十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冲动再度被释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掩护下,在“征地拆迁”、“经营城市”、“推向市场”的伪装下,走向全面的腐败。

所谓“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作为资产加以经营,在有限增加公民福利的同时,实现各地政府利益最大化;所谓“推向市场”就是将一些本该由政府办的公益事业、学校、公立医院、幼儿园、公共交通、公园等推向市场。所谓“征地拆迁”,实质是各地政府缺钱。各级政府主要通过这三大举措,将自己变成了当地最大老板和牟利的机器。

下级政府为完成上级政府压下的经济指标,将指标层层加码,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把一切能动员的资源全部动员起来,去完成“政治化”的指标。

体制改革要实行:大部减级增省

各地政府“公司化”后,凡有利于增加税收和收费,提高官员收入、福利、减轻政府责任和工作量的决策,出台快、落实及时;而服务于社会、百姓有需要增加政府支出和操心费力的决策,就议而不决,不了了之。久而久之,人们对政府的任一项改革都持怀疑和警觉,就怕政府又以“改革”、“调整”、“完善”等名义,向自己口袋伸手。即便是执政党正确的政策,由于民众本能的防范,势必影响政府改革的速度与效率。

纵观中共政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三十五年的七次政府改革,无一例外失败。诸多原因之一,始终将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横向机构调整,而纵向减少政府层级的改革,却至今未摆上议事日程。

横向机构越改越多,仅中央:党、政、军、群、副部级以上的国企、大学、文化等事业等单位就多达三百个以上。王岐山惊呼:这些单位要巡视一遍就需十年,而按王的年龄只干一届中纪委书记就得退出。

目前中国的五级政府,若不减为各国通行的三级政府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规范、稳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五级政府,五级财政,中央各部委至少掌握了二九○以上的专项转移支付权力,从乡到县,再到市,从市到省再到北京,都在“跑部钱进”。中共政府无论横向或纵向,都无法受到有效的监督,体制性的腐败将导致“改朝换制”,很少有人会怀疑早晚这一天会到来。

解决中国问题关键之一是实行政府“大部、减级、增省”,“大部”是减少政府办事机构,设立大部制。“增省”是增加省级单位,将目前三十一个省级政府,增至六十五或七十个。“减级”是将五级政府减为三级政府体制。

目前,全球国土面积前十位的大国中,有八个是联邦制,只有二个实行单一制,其中之一是中国。人口前十位的大国中,有六个是联邦制,四个是单一制。即便是实行单一制,除中国之外都实行了地方自治,包括财税体制的地方自治。中国自古是单一制的大一统国家,行政、立法和税权都没下放,现今中国的政府体制还沿袭这一体系。当政者一再拒绝普世文明,以中共党文化来“代表”中华文化,用以抵抗海外的先进文化。

历史经验:中国模式不敌普世论

历史上的德国,曾经用德意志的特殊文化来抵抗英法普世文明。在十九世纪初,英法思想传入到德国,德国的政要、知识精英们用本国文化来抵抗英法的文明。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德国赶超英法,都是按这一德意志文化对抗英法文明的道路来设计和实行。当德国富强到超英法时,不到百年,就从四分五裂并落后的封建割据状态变为统一、强大的欧洲大国。然而,德国所走的是一条走向战争及无法持续的道路。二战后德国人痛定思痛,整个民族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将英法文明与德国自身基督路德新教传统融合,当代德国文明是成功综合了西方文明的各种异质元素。近年,欧洲经济低迷时,德国却一枝独秀。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二十世纪发生了土耳其革命,走上了一条全面欧化文明的道路,实行了政教分离,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但欠缺的是上层建立了西欧那样的文明制度,而底层依然是的穆斯林文化的天下。值得人们反思的是,文明与文化是有区别的。一国要走上现代化的的路,必须接受普世文明,但不可用普世文明来全面替代本国的文化传统。

在这方面台湾、韩国、新加坡是成功的,全面接受了普世文明,又没有消灭、替代本民族的文化,将外来的优秀文化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

当前,习近平虽不敢公开承认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几乎已经全面“经济公司化”,但这却是习近平最头痛的问题。何时才能啃下这根硬骨头?

当今中国思想界存在“两论”之争,一种是“普世论”,接受普世文明并将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海外先进文化相融合,走向现代化;另一种是“中国模式”或称“中国道路”论,即所谓的中共“理论、道路、体制”三自信。但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中国政府已经全面“公司化”的问题。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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