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打虎” 连窝端(图)
【看中国2014年01月06日讯】十八大以来，中共反腐战役渐入高潮。随着近期大批老虎级别的官员落马，习近平反腐整风进入阶段性收网的关键时刻。从四川官场、政法系统、石油系统高官密集被查来看，中共反腐重点或许正落在整治一些已经形成固定利益藩篱的“官圈”上来。事实证明，中共内部近年来发生的重大贪腐案件多表现为窝案，贪腐链条化、集团化特征明显，这些官员以某种裙带关系结成小集体，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甚至独霸一方，成为腐蚀队伍、阻挠改革深化的最大障碍。因此，习近平如果要在反腐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势必需要向“官圈”现象开炮，并攻下如今最大的腐败势力。
官圈纵横催生腐败窝案
2013年12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经接受组织调查。李崇禧被认为是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最重要的心腹，在他之前，原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李东生，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原中石油集团总经理蒋洁敏已相继落马。加上此前落马的四川高层李春城、郭永祥等，一个以周永康为核心的“官圈”脉络正逐渐清晰。
而事实上，“官圈”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官场，最近几年发生的几起重大贪腐窝案就是最好的证明：2007年上海社保基金案，随着市劳动社会保障局长祝均一涉嫌违规使用社保基金落马，陆续牵出陈良宇、张荣坤、陆祺伟、吴明烈、王政、韩国璋、李松坚、王成明、孙路一、秦裕、王国雄、凌宝亨、吴鸿玫、韩方河、郁知非、殷国元、陈超贤、沈正娟、王维工等上海滩名流巨贾19人；2009年郴州连发腐败窝案，包括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原副市长雷渊利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落马，案件波及当地党政干部、商界人士158人；2010年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案贪污受贿20亿元落马，引起深圳官场地震，随后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锒铛入狱。最近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落马，在纪检部门的强大攻势下，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这些窝案均是一人落马，圈内人人自危，拔出萝卜带出更多泥。
中国式官圈文化
纵观这些贪腐窝案中的官圈，圈子的类别大致可以分为长期上下级圈，老乡圈、校友圈、洗钱圈、爱好圈（意指有相同爱好的圈子）等。如蒋洁敏所在的石油系统就兼具了“长期上下级圈”和“校友圈”两大特征：此番被查的四位中石油落马高管与蒋洁敏均有交集，其中多人更是在蒋洁敏执掌中石油任内升迁至高位。值得注意的是，原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副总经理李华林还与此前已接受调查的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陶玉春与四川省人大原副主任郭永祥一样，均曾任职胜利油田，蒋洁敏更是在胜利油田工作了20余年。除此之外，此次落马的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均毕业于西南石油大学。
另外，在官场中几乎每个贪官都有自己的“洗钱圈”，近些年落马的腐败官员中，大多与商贾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圈内商业谋取利益，商人再反哺于贪官，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于2013年6月4日被调查的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就被举报借助当地企业谋取不当利益，涉案企业大昌矿业集团也卷入调查。大昌矿业董事长吉立昌与倪关系是“称兄道弟”，而倪发科在大昌矿业也持有“暗股”。
除此之外，官场中的“老乡圈”、“家族圈”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在地方上尤为普遍。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而后在他的论文《中县干部》中梳理了当地的“政治家族”。在当地，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调查，在某县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他们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贪官们来说，进了圈子当然要懂得圈子的生存之道，概括起来就是：臭味相投，目标一致！比如玩女人，一些“公共情妇”往往就是圈子里的贪官们共用的；比如膜拜大师，前不久被查的王林大师就是被官员们追捧的“大师”之一，有人用“一边贪污腐败，一边烧香拜佛”来形象地解释贪官与“大师”的关系。或许官员追捧大师为假，通过大师提供的平台营造更大的圈子才是真。
官圈形成的根源
“圈子文化”说到底就是“利益文化”，一种在利益驱动下形成的文化，一种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结成的暂时的小团体。显然，官场“圈子文化”的形成并非偶然，也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分析中国官圈形成的原因其实很复杂，但概括下来也无外乎传统文化、制度缺陷、社会环境三种。
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包含的官本位思想、皇权思想、家长制作风等或多或少在影响着当代官场。过分强调人情、人缘，使人情、人缘异化为约束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也会导致不良“官圈”的形成乃至腐败现象的发生。
其次，相关制度不健全，尤其是官员晋升机制不完善是不健康“官圈”形成的制度根源。职务升迁“一把手”说了算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中国官场，一些官员不是靠德才兼备求得群众的认同、领导的赏识，而是想方设法钻进“小圈子”，靠领导人的权力荫护，靠“圈子”中人的举荐、捧场、疏通、撮合，为其官场升迁牵线搭桥、铺平道路的。这种政治上的投机是“小圈子”形成的主要因素。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官员过于追逐经济利益是不健康“官圈”形成的社会根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政治色彩淡化，经济色彩浓厚，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人际关系中的温情在减少，一些有钱有势的人众星捧月，得心应手，更多的无权少钱势单力薄的人事事维艰力难及，许多人感到孤立无援，这样就使人的心理需要形成反差，促使一些人加大寻求“知己”朋友的冲动。因此，一些官员注重逐利和社会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破官圈需从制度上刮骨疗伤
官圈的形成如此盘根错节，而想要破除它自然不是件简单的事。这从近年来中共虽一再强调反腐，但实际上越反越腐的现状便可看出。十八大后，习近平针对反腐不止一次的提出“将权力关进笼子”、“约束一把手权力”等理念。而纵观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果，从以往对单只“老虎”的“单打”，到对易腐领域、易腐行业中存在腐败的“一窝端”，中共反腐已呈现向腐败大规模、集团化作战趋势。回望中国千年的官场历史就会发现，即使反腐力度再大再周全，只要自上而下的权力安排体制没有变，官场就会有各种“潜规则”滋生的空间。
因此，想要彻底清除官场中的沉疴痼疾，还需从破官圈、改革权力运行机制入手，从“少数人授权”的迷圈中走出来，健全党内民主体制遏制潜规则横行的官场生态。具体来说，破官圈就必须明确在何为健康“官际关系”的基础上，消除上述官圈产生的三个根源，只有和当代中国的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渐进型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结合，以强化“一把手”的表率意识为突破口，加强行政伦理建设为基点，加强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方能推动健康“官际关系”的建立，减少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