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同种的台湾:第三种选择

【看中国2014年01月06日讯】假设,你是一名电车司机。你驾驶电车,高速行驶在轨道上,突然发现,电车的刹车失灵了。在你的正前方,轨道上有五名工人正在作业,如果电车按照原定的轨道行驶,五名工人将会丧身车轮下。这时,你发现前方有另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名工人。

现在,你有了两种选择:一:按照原定的轨道行驶,撞死五个人。二:改变路线,驶入岔道。撞死一人从而救活五个人。

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他的公开课上虚构了上述道德命题。教授的命题,旨在揭示人类在虚拟的极端条件下的道德困局。这样的学术命题,可以商榷,可以探究,也可以“见仁见智”。

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三种选择,即:

你是一个电车司机,在电车即将撞死五人,或者撞死一人的情况下,你发现前方有另一条岔道,这第三条轨道上没有人甚至没有任何生物,而你,可以安全的拐进这条轨道上,你应该如何选择?

——争论停止了,题目简单化了。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既然能不伤人,当然选择第三条道路——毫无疑义。

现在,我们把这个命题再简化一下:如果在你的前方,一条轨道上有3000多万人,第二条轨道上五个人,而第三条岔道上没有人——选择的代价还是有一点的:如果驶入这第二、或第三条轨道,司机的脸,会遭受轻微的擦伤(不会流血也不会留疤,暂时会难看一阵子)

你该如何选择?

当然是选择第三条没有人的轨道了——这也叫问题吗?

是的,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

1959年,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果初步显现,严峻的粮食危机摆在新政权的面前。在这一年的庐山会议上,初定的议题是:“反冒进”,即纠正极左的错误倾向。然而,彭德怀的一封上书,触犯龙颜,反冒进即刻转舵为“反‘反冒进’”。彭德怀等人被打倒,左风不但未得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今天我们知道,60年代初的所谓的“大饥荒”,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没有苏联“逼债”,相反的,世界各国曾经试图伸出援手——这是当年摆在“伟大领袖”面前的道德难题:是选择压死彭德怀等少数人、或不压死人——还是,保住自己的脸面,不惜压死千万人?领袖的选择是:第一条轨道——他断然拒绝了所有外援,提前偿还苏联债务,而且在这一时期,大量的粮食出口,甚至无偿援助其他国家。这样做的后果是,亿万国民挣扎在饥谨中,3000多万人饿死。

领袖的面子保住了,这张脸红润如初,光洁如初。而且至今,还有人在这张脸上涂抹脂粉......

1991年,解秘的苏联克格勃档案显示,在斯大林主政时期,无辜死难的苏联公民人数,达4100万人。其中,为了掩盖大屠杀的历史真相,被灭口处决的克格勃特工,竟达2万多人。

即使在20世纪的70年代后期,在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组织,屠杀了200万——300万人。而柬埔寨的人口总数,只有700万。

能不能不杀人,或者少杀人,或者,少杀无辜的人?“伟大领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是:不能。

20世纪的极圈主义实践里,权势巨头们缔造了高大的权力神坛,拱卫在权力神坛旁边的,是圣洁无暇的道德理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个人服从集体,为人类的解放而献身”……神圣的理想总能够唤起狂热和激情,只是,当激情冷却,人们惊讶的发现,在高大的权力神坛里,道德的底线已经失守,基本的人性已经泯灭。当权力的神坛倒下时,人们幡然醒悟:在几十年的生存挣扎里,他们所需要的,不是破解高端的道德困局,而是寻找最基本的文明常识……

这类人造的两难悖论,最典型的,莫过于流行多年的“摸石头过河”。这一理论潜在的难题是:你是要摸着石头、循序渐进的安全过河,还是要激进的淌水淹死在河里?这样的争论热火朝天,激荡得水花四溅——旁边不远处,是人类现代化的、安全、迅捷、顺畅的康庄大桥。

为了阻宕中国改革的进程,权势集团和御用学者炮制了诸多的两难困局,他们说:苏联解体了,苏联成了“三流国家”;东欧政改了,东欧变成了“地狱”;伊拉克自由了,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利比亚的腐败独裁政权垮台了,利比亚人民“损失巨大”——你是要动荡混乱的民主,还是要和平稳定的腐败?

去你妈的!我不要乱像丛生的民主,也不要稳定的腐败专制,我要稳定的和平的民主与廉洁。它不但能够实现,而且它已经实现了,就在我们身边——同文同种的台湾,实现了和平稳定的社会转型,建立了有序廉洁,而且是真正稳定的民主体制。

这是新时期,海峡另一边的中国人做出的第三种选择。这一选择是无法掩盖的,也将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的选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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