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二）
【看中国2013年12月31日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有一个深刻的“毛泽东情结”。
在我出生的小山村里，村民用上电灯之前，村口就安上两个高音喇叭，宣传毛泽东思想。每隔几日，乡电影队来放映一场电影，进行革命教育。这是中国乡村和工业化的最早接触，不过，这初级阶段的工业化，不是用来普及科学和文化，而是普及个人崇拜。这种早期的启蒙教育，在一个人的心里打下的烙印，也许一生都无法消除。
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是70年代末。但是，毛氏教育的阴影，并未淡化。毛泽东诗词是教材的必背内容，毛的老三篇，仍然是学习的重点。小时候，我因为记性好，能背诵一本毛泽东诗词，着实牛了一把。我经常被点名到台上去，背诵毛诗词，台下一群学生，包括老师，必恭必敬的聆听——多年之后，当我终于知道什么是新文化，什么是旧学，什么是诗歌的时候，我的孩子已经在蹒跚学步了。
我们几代人的教育，就是陷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你十几年教育所学到的知识，不是你思想成长的一个台阶。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地牢。只有从这样的地牢里跳出来，你才能站在常识和理性的地平线上。而很多人，终身未能完成这样的自拔。
毛泽东是谁？翻开毛泽东时代的一页历史，或者，过来人可以翻开这一页历史的记忆，就可以知道：毛泽东，是核心，是导师，是舵手，是灯塔，是旗帜，是天才，是顶峰，是救星，是太阳；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
旧时的皇帝，受到的吹捧常常是一句：皇恩浩荡。但是毛泽东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毛泽东选集》发行近4亿册，这还只是国家统一发行本的数据。《毛泽东语录》这本“红宝书”，发行50亿册，译成30多种语言。当时世界的总人口，是35亿。1966年——1970年间，仅印刷毛著的纸张，用去65万吨。
除了毛著之外，还有毛像章。在我出生的贫寒农家，当年至少有上百枚毛像章。此外，毛画像、毛塑像、毛瓷像更是家家必备的。在城市里，毛雕像和毛语录牌坊通常是最高建筑。那时候的街头没有商业广告，不过处处是政治广告——当然，代言人只有一个。
今天的左派朋友，声称热爱领袖。其实，你们“爱”得远远不够。当年的人们是怎样热爱的呢——要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晨祝，晚祷，跳忠字舞，唱语录歌。那时候的文盲率很高，但是有几个字大家是一定要认识的：“毛主席万岁”。那时候外语教学被取消了，但有一句是很多人学过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
当时毛泽东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每当最高指示发布的时候，人们要敲锣打鼓的庆祝。
与权力的神化同步的，是权力的庸俗化、无赖化。
1955年，毛泽东亲自定性，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专案小组”，胡风夫妇同时被逮捕。到案件终结时，共2100多人遭到清查。自此，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拉开序幕。（林蕴晖. 《1949-1976年的中国：凯歌行进的时期》. 人民出版社.）
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随后公然食言，而且宣称：这是阳谋。50多万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本来已经噤若寒蝉的中国知识界，受到了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清洗。
1959年，大跃进的恶果初步显现。但是在“反冒进”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整肃彭德怀，把反冒进变成了“反‘反冒进’”——“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毛式的翻云覆雨的后果是：其后的大饥荒，3000多万公民非正常死亡……
前文我们设问：如果权力挣脱了文化的约束，却没有受到来自制度的约束时，后果会怎样？当权力无限膨胀，掌控了全部的社会资源时后果会怎样？当这样的权力市俗化、流氓化之后，后果又怎样？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一步步的给出了答案。
1966年，毛泽东悍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共党内孱弱的民主体系，瞬间坍塌。毛泽东不惜中断正常的社会经济建设，把整个国家拖入腥风血雨之中。
“与人斗，其乐无穷！”
今天的文革研究者，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现象是：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中国的民间，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反社会反文化的力量？
对这个问题，长期潜伏的反智主义的暗流是一个答案，极端权力对社会的裹胁是一个答案。
中国民族曾经是幸运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权势者不择手段的权斗的同时，却小心翼翼的不把宫廷的权斗扩展到民间。从刘邦曹操武则天到朱元璋甚至慈禧，他们都克制着不把宫廷政治蔓延到社会。因为，当整个社会参与权斗的时候，后果是灾难性的。
但是，这点责任感，毛泽东是没有的。或者说，他是没有意识到的。
于是，毛泽东的文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宫廷的权斗政治与世俗沉渣的第一次大联欢。在无限神化的神圣的权力舞台上，一场庸俗化、市侩化的表演拉开了大幕。
台下，是无数理解的期待的狂热眼神......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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