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换名后，他终于不做记者了
【看中国2013年12月29日讯】主讲人：庞皎明 （前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
我12月16日刚离开财新(注：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财新网、《改革》等产品)，我现在和财新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讲话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因为没有太多的顾忌。
我离开财新可能或多或少也是跟报道《邵氏弃儿》有关系。所以我从微观的层面讲一讲，我对媒体的观察和自身的故事。
2007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做记者的时候的时候接触“邵氏弃儿”的爆料，但不能发表出来。当时我的名字是庞皎明，是我的本名。后来我因为批评性报道不得不离开《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上官敫铭，还在一直关注“邵氏弃儿”，但也因为环境的原因没能报出来。
我在南都待了三年，之后去了财新。当时财新刚从《财经》杂志独立出来进行创业。“邵氏弃儿”的稿子终于得以发表。这篇稿子对于财新而言，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是最好的一篇，没有之一。胡舒立（注：财新传媒总编辑）私底下也给了我一笔钱作为奖励。
但是，这这篇报道给我本人并没有带来好的影响，它给我带来有很大的打击，以及各种各样的压力。2011年5月9日，报道发表后，我马上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他们发现原来上官敫铭就是庞皎明。大概4个月后，我被有关部门勒令开除。我的一位朋友把这个消息隐讳地发在了微博上。很多人问我怎么会被开除了？但是我不好说明。
当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种很卑劣的手段，我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电脑都被入侵。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财新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有记者邮箱被入侵，其实是我的邮箱被入侵了。后来财新用比较智慧的方式让我换了一个名字。
我跟胡舒立说我想换一个谁都想不起来的名字。我当时起的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笔名叫“黄依梦”，胡舒立看了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依靠梦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姓黄是指“黄粱一梦”的意思。胡舒立感觉很悲凉，不让我起这个名字。讨论了之后，她认为“郑道”这个名字很大气，寓意“人间正道”，所以就用了“郑道”这个名字。
变成“郑道”的我又开始投入一线的采访，但是因为我做了几期封面报道，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我又被有关部门发现了，说不是让开除了这个人吗，怎么又出现了？
胡舒立比较巧妙，回应有关部门说，你们以为开除庞皎明那么容易？如果开除的话，万一他忍不住说出来，那可能是一个国际事件。因为我有国外的媒体朋友。所以当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事内部解决了。
之后因为环境的因素，我被彻底停职。不过还好，我专心学了一年英文，把英文水平提高了很多。到今年四月份，形势有所好转，我可以出来活动了，就开始全国各地的跑，做了不少选题，也写了很多稿子。
但是今年8月份抚顺大水，我去采访。因为报道的死亡人数与官方口径不一，有关方面注意到我，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说怎么这个人又出现了？这一次周刊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采取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报道，说“郑道”其实并不是“上官敫铭”也不是“庞皎明”，郑道是法制组的集体笔名。
当然这很智慧，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不爽，因为我辛辛苦苦的把“郑道”的名气做出来，现在又归零了，我觉得环境非常不好。
当然，我离职也是因为对时局比较悲观。我现在自由了，没有东家也没有职业，所以我现在说话可以不负责任。
互动嘉宾：肖世峰 （《潇湘晨报》深度调查部主任）
肖世锋：看到题目，我就认为我最合适的是“邵氏弃儿”的互动嘉宾，这是有一些渊源。
第一，庞皎明和我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我们都跟王老师（注：王克勤，曾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是亦师亦兄友的关系。
第二，他报道的“邵氏弃儿”事发地距离我的家乡11公里。
第三，“邵氏弃儿”的主稿发出以后的后续追踪报道不是庞老师做的，是他的同事赵何鹃做的。赵何鹃在河南采访期间本人承担了她的主要通讯员的工作，是财新的驻河南工作站负责人。我也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邵氏弃儿”的一些情况，你说的这个事件其实并不是在乡镇里面单独存在，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存在。
庞皎明：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现象。
肖世锋：如皎明说的，这几年，我们做深度报道，空间越来越小。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接到领导传来的指令，要求某个记者近期最好不要出去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部门转来的，，不知道皎明现在离开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庞皎明：其实我离开是一种开心的离开，并不是很悲观的离开，而且我觉得离开是因为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我们去探索也好，斗争也好，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方式，可能一条路走不通，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尝试。
肖世锋：就我个人对深度报道的理解，我认为我们急需多元化。《潇湘晨报》目前在我当深度部主任以后，在文化和财经方面做得更多一些。
不知道陈昌凤院长是怎么评判我对深度报道的未来发展趋势的解读的？
点评嘉宾：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陈昌凤：听了这么多精彩深入的关于深度报道的总结和感悟，我也从中学了很多东西。
刚才皎明说的这些情况我先要感叹一下，第一感叹是又一个优秀杰出的新闻人离开了媒体，尽管他说他还挺快乐，我觉得我们不快乐。
从去年开始，专业媒体人的接连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是给我们现在的新闻业加了一个注解，这个注解可能就是早上展江说的转移。
上个月，罗昌平离职，我在微博上看到了，但没想到官方会关注。一次我出国开会，在飞机上看到《China Daily》报道了此事，当时我就想这不单单是媒体界的事情，它是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怎么样能走的更远？
听了各位的讲述，我就在思考怎样让深度报道走得更远。我想说说这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专业性，无论技术怎么发展，任何领域的专业性都是必需的。新闻专业的保留在于这个社会的需要，这个社会需要一批有专业的敏感、专业的态度、专业的观点、专业的知识、专业的能力的人去做。所以不管平台呈现的终端是什么，专业的内容必须存在。
几个月前，我跟罗振宇(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人)有一次交流。我很佩服他，但当他宣布新闻业死亡时，我毫不犹豫地站在对立面跟他进行讨论。实际上，我知道自己有些强词夺理，旧东西被新东西更取代，这是一定的。
但我问到：《罗辑思维》信息源从哪来？你自己去采访了吗？那些谈话资料从哪来？难道不是专业新闻人提供的吗？诸如此类。我想说的是，无论怎么样，保持新闻业的专业性才能让我们走的更远。
第二，这些年的深度报有点像记者自娱自乐。我也有一种孤独感，觉得记者太重视自己的感觉了。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主任卢斌说到圈子，我很赞成。我们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眼界和心界都扩展。尤其是调查报道，在中国目前的种制度下，把公权力当成调查目标、对抗目标，确实是很难。
深度报道可以多面，一定不要让自己沉浸在孤独斗士的感觉之中。应该让自己的圈子能够突破一点，包括舆论阵地的转移。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动，改变自己的定位。
第三，关于深度报道形态的转移，《看天下》副主编陆晖说到一个信息流中间的节点。不得不承认，我们将来会渐渐地变成信息流中的节点。中国80年代出名记者，90年代出名媒体，20世纪以后可能什么都不出了，我们也不要再想着出名记者或者名媒体。
因为网络社会由节点和线段组成的，我们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节点就已经是一件很不起的事情。深度报道的平台不得不转移，但死掉的是纸，留下来的是报，报道还会在继续。但是深度报道的平台转移以后会怎么做呢？最近两年美国在推行一种叫专营化的网站，由一个明星记者带动一个团队来运作，以明星记者的关注点为核心。所以将来深度报道可以多元一点。
陈昌凤：最后，我想请教皎明，你刚才说现在自由了，但我认为其实是一种回避，你觉得你新的出路会在什么地方？
庞皎明：我有打算，但因为还没有尘埃落定，所以不方便说。我是离开了财新，但是我没有离开新闻业，我可能有一个过渡的时间，会写一些东西，想一想。我现在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感觉，我没有像王克勤老师那样鼓励这个时代要出现一个伟大的记者，我不需要做一个名记者，我的责任是要把信息传播出去，只要把信息流打通，言论自由当然是第一位的，具体我做这个工作是不是需要署名，这是放在后面考虑的，我现在没有成名的欲望。
所以我可能会比较扎实的做一些打破信息的垄断等事情，而且我以前经常被人说你不知道要保护你要费多大的力，我会欠很多人情。现在我的想法是保护更多的人，不需要别人来保护我。我走出这一步，以后我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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