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人，是否有勇气选择没有墙的生活？（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6年01月26日讯】听说美剧《越狱》进入回归季，那个不知死因的米帅，带着他略显臃肿的身板和水涨船高的身价，即将复活。
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弟弟为了救哥哥，通过不断与魔鬼结盟多次越狱，并收集证据以求脱罪。其实，无论身处牢房，还是成功逃脱，他们始终笼罩在一个巨大的监狱中。
以二十年前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为拐点，监狱题材成了一种独特的影像题材，并创下两座山峰。因为有那些经典桥段的记忆植入，近来网络远征军大热之时，翻墙与越狱以某种时间错位，拼凑出诸多黑色幽默——
场景之一：有人越狱来自首，有人翻墙去爱国；
场景之二：翻墙远征自由人，然后兴高采烈返回监狱；
场景之三：我们今天誓死捍卫的，是日后你们享有翻墙的权利。
果然，“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古典诗意中的画面，在今天看来有着另一番政治喻意。这场网络运动无疑是一种集体狂欢，通过情绪的暗示和传染，使得追随者沉浸于一种宗教般的胜利气氛中而难以自拔。
有些旁观者由此看到了绝望，有些旁观者则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一
同样是宣扬爱国主义，梦工厂电影《最后的城堡》有着另一种诠释。
这座由城堡改建而来的军事监狱，迎来了重量级犯人——参加过海湾战争并有显赫战功的三星将领欧文。典狱长温特上校素以严酷的铁腕政策而著称，起初，他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囚犯将军颇为崇敬，可是随着欧文不断对监管方法表达对抗，尊敬变成了不满，直至升级为公开的敌意。
上校开始使用一切方式打击将军，成功将欧文塑造成囚犯中的领袖，并引导众人跟随他完成一个新的使命：控制这个监狱，解除温特的指挥权。这些昔日的军人、如今的犯人，抱着重新回到战场的觉悟，在精密组织和绝密行动中完成作战准备。
这部电影的主题不是越狱，仅仅只是争夺控制权，起事者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维护军人的尊严。影片无处不见寓意，将军搬运石头的情节让人想起《老人与海》
囚犯们一直在修一堵石墙，他们谓之“城堡”。这帮业余工人的消极怠工，始终让工程拖拉而劣质，是自暴自弃的心理投影。将军却使这一切发生逆转，犯人们垒墙竟然垒出了感情，就像垒纪念碑似的把自己名字刻在上面，并把它当作心中的城堡。
同样是主旋律，题材关乎征途，只是表达各异，这或许跟导演有很大关系。
我特想知道，网络远征的原始动力来自何方，纯粹是自发？还是意识形态？甚或商业力量？在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演技需要经得更广泛的目光检阅。
二
“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身为画家，高尔泰寥寥数笔，即以画作般的场景令孤寂刻透纸背，脑中烙印，过目难忘。
在甘肃的夹边沟劳改农场，他度过了青春年岁中最黄金的一段。散文《沙枣》这样回忆，有次出工，他发现远处的沙丘上有颗沙枣树，熬到收工，独自掉队，偷偷溜去采摘。他没有逃走的念头，后来拼死追回农场。
这篇回忆录中，他说自己像一头孤狼，在集体中听人摆布，早已没有了自我，而此刻忽然孤身一人，竟然觉得有自由之感。可是，他毕竟要回到那列长长的饥饿队伍中去。文尾十字收笔，令人拍案。
无巧不成书，高尔泰的这句话激活了作家胡洪侠的一段特殊记忆——
1983年，胡洪侠与大他20岁的李晓岚，主动投向监狱。那是一个文学年代，身边熙来攘往的人，有的在写诗，有的在写报告文学，有的在学西方意识流，他们俩喊着叫着要写长篇小说。于是找到一个好地方——监狱，“见不着认识的人，没什么干扰，自由得很。”
数十年后，读到高尔泰的文章，胡洪侠“弃书长叹，想狂歌，想醉酒”。他撰文回忆，“狱中的日子，安静，寂寞。有时候实在难耐，悄悄回城看一场各路走穴明星拼凑而成的文艺晚会，然后连夜再赶回去，仿佛越狱的人无处可逃，只好又回狱中自首。”
这种在监狱采风的经历，仅是作协会员的特权，并非人人都有，也仅是一种场域的模拟，难以形成刻骨心迹。至于瓦尔登湖之外的梭罗，则开创了另类突破。
梭罗视个人独立自由如生命，却以六年不交投票税而主动“追求”监狱。他不仅公开宣称自己不愿意纳税，而且认为“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是监狱”。他被传唤，很欢乐地入监服刑。“当我站在牢房里，打量着牢固的石壁，那石壁足有二、三尺厚，铁木结构的门有一尺厚，还有那滤光的铁栅欗。我不由地对当局的愚昧颇有感悟。”
这种“追赶监狱”，显然跟网络远征军截然相反，也区别于墙里人的反向操作。梭罗提出的公民不服从，本人从未致力于完成统一而完整的理论架构，但经甘地等人获得光大。
一般来说，公民不服从是指：个人或群体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非暴力、故意、公开违反与自己的政治、道德或宗教信念不符的恶法，并自愿接受因此导致的制裁。这有别于革命。
上述方式，并非一致，程度有别，但都在尝试体验那堵有形或无形的墙。
三
墙的存在，总能提供诸多超越想象的现实存在。
《打铁记》做过这样的类比——“为什么香港人可以在大陆随便呆，大陆人只能在香港呆七天？”“监狱里的犯人想要出去肯定有限制，外面的人想进监狱体验就随便了。”
回溯所有关于监狱的影像，《肖申克的救赎》以其独特地位至今难以超越。全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场域，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
囚居半个世纪的老布获得假释，他选择自杀身亡，因为他习惯了监狱的一切，而假释却是面对一个更大的牢笼，一个他完全适应不了、手足无措的现实社会。换言之，监狱更像是一种被形象化的“体制”。
正如瑞德在其中的经典台词：“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
警备森严的肖申克是一个具有寓意的象征，如同我们在现实中经常遭遇的一种冷酷的权威的代表。当我们懵懂无知的时候，开始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的训练、效仿和暗示，向着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一点点进发。渐渐地，我们拥有了统一的节奏和频率，自己对此却一无所知。
什么是体制化？很明显，它包括某种规制、习惯、意识和氛围，是一种人的心理依赖，或者说，是人在特定体制下形成的心理依赖。
“人总是社会动物。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强大，不是因为他本人强大，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强大。拆散他的社会纽带，他自然就弱了。”刘仲敬说。
村上春树有着相近的翻译——每个人或多或少必须面对一堵高墙，这高墙名叫体制。“体制本该庇护我们，但有时候体制不再受制于人，然后它开始残杀我们，甚至让我们冷血地、有效地、系统地残杀别人。”
其实，那些习惯于静默的旁观者，与那些热钟于翻墙的狂欢者，并无根据区别，他们与导演共同构成了这个强大的体制，是高墙的搬运工与建设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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