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进入撞墙期

【看中国2013年11月12日讯】20几年来，高速成长的中国经济，缔造了傲世数据，“中国崛起”、“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行话随之传播全球；但近年似乎进入了撞墙期，长期仰赖的成长模式遇到瓶颈，总体经济结构亟需转型。

中国崛起，需要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财源一方面来自税收，另一方面是外汇积累；两者皆由快速成长的发展模式所促动。在1994年以前，中央依靠地方征税上缴，地方大，中央小，尾大不掉（政治学上所谓的“代理人难题”）；1994年税改，区分“国税”与“地税”，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国税局，从此中央掌控大块税收。另一项主要财力指标是外汇储备。中国目前有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存底，高达3兆多美元，其中1兆多购买美国国债。积累外汇存底需要畅旺的出口贸易。那么，促进出口制造业的资本、技术、市场，从哪里来？

从“小打小闹”开始

故事要从广东起头。1980年代，趁著广东开放外资的机会，港商首先进入，带动加工贸易，打开一个对外开放的“缺口”，把原先“沉闷的经济”搅动起来，进而不断蔓延扩大。台资也乘此势头进入深圳和东莞，把资本、技术和市场带进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力和厂房成本，使“夕阳工业”获得第二春，并在企业规模上大举扩张。当时看似“小打小闹”的劳力密集产业，例如制衣、制鞋、箱包、家具、塑胶等等，利用“来料加工”的“制度创新”（中国式OEM），享有免税优惠而遍地开花，地方干部当起土地房产与劳动力（外来民工）的掮客，大赚工缴费、土地批租费与管理费，中国政府则赚到外汇。

回头看，摸石过河的广东模式或许是一场意外，不过，1990年代的政策则是有意地循威权发展的思路进行。1989年天安门镇压之后，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市场经济发展受挫，却在港台商云集的广东模式中找到灵感。1992年，中国政府决定扩大外向型政策，启动沿海发展战略，开放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并经由“加工出口工业化”策略，压低工资与其他要素价格，吸引外商投资，推动出口创汇。1994年，北京将人民币大幅贬值以利出口，同时取消汇率双轨制。短短几年，中国摆脱了以往经常面临的入超，从一个“外汇短缺国家”，蜕变为“外贸盈余国家”（参见图表）；整个1980年代，仍有7个年头外贸呈现赤字；1993年也是入超；从1994年起出口畅旺。

出超加上不断涌入的外国资金，推高了外汇储备，1986年只有20余亿美元，1991年上升到200余亿美元；随着加工出口模式的成熟，在最近十年飙速累积外汇，2010年已超过2兆美元。如此巨资使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大肆采购物资、并购公司，以致其国际经济行为在南美和非洲被指为“新殖民主义”。

“加工出口模式”面临耗竭

加工出口模式快速散播到整个东部沿海地带。1990年代中后期，制造业外资开始向北部署（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近年来则进一步内移或外迁。广东在出口创汇上至今仍占重要地位；近年，面对逐年调升的工资、以及劳动与环保标准的提高，高剥削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走到了尽头，几年来发生不少恶意关厂。从台商的角度，今天中国沿海的劳力总成本即将追上台湾。富士康将制造重心移到内陆，也寻求在印尼设厂，深圳龙华的厂区则裁员数十万人，人去楼空景观荒芜；而指标性的制鞋大厂裕元则逐年削减生产线，外移到东南亚，同时关闭内陆厂房。裕元这两年在中国的生产比率，由38%降低到25%，越南厂的产量已经超过中国。这个趋势使得专家大胆预测：“中国沿海10年内加工厂会消失。”

在长三角地区，我们也观察到类似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官方政策的驱动下，一些劳力密集台资厂将制造基地往内地移动，有些尝试建立品牌，开拓内销市场。这些台资企业兼采代工厂、发包贸易商、电子商务、房地产商等多角化经营，以转换谋利方式。但是，从外销转做内销，“困难度不下十倍”，资金周转、打品牌、设铺货点、回收帐款、打点政商关系，跟陆资厂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每个环节都布满陷阱。相形之下，“做外销好比安逸的行业”。

2011年的统计显示，尽管中国近年仍有大规模出超，净出口对GDP的增长率不仅没有贡献，而且是负数；相较之下，资本形成促成4.4%的GDP增长，消费则贡献5.3%。也就是，中国经济的成长仍然大幅仰赖资本投入，尤其是政府的基础建设，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比例）是48.5％，而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是29.4%（2011年）；消费率只有38.4%（2010年），远低于世界平均值。可见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极为突出：高资本积累率与高储蓄率（除了民间储蓄，还包括高比例的国营企业与政府储蓄）。“中国梦”的现实写照是国家之梦，而非个别国民：大众消费被国家资本积累严重排挤。

根据消费力定价

欧美消费市场疲软，节节升高的要素价格，连同海外竞争者的兴起，使加工出口成长模式遇到了瓶颈；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即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从2011-2015年）转而强调内需与消费，调高一般贸易的比重，并增强进口。但一般市民、劳动大众因为薪资所得不高，购买力有限。近年沿海地区的工资，虽然以每年成长10-15%，却仅够补回过去20年因通膨损失的购买力，几乎跟不上飙涨的物价。东莞小餐馆的价位，和台湾的热炒店相当；上海市内最便宜的牛肉拉面（在面上铺了两小块薄切如纸的牛肉）一碗相当台币4、50元，酒吧一小瓶进口啤酒台币200多元。沿海地区一般作业员民工，正常工时外每个月加班100小时，薪资约莫台币一万五。这样的物价，谁在消费？物价飞涨的部分原因来自庞大贸易顺差，出口赚取的外汇被强制转换成人民币（中国仍不允许自由兑换），增加了货币供给而导致通膨压力。对比工薪阶级的购买力不足，上层阶级的炫富消费，不禁使人们感叹：“在中国，不是看成本定价，而是依照消费力定价，你卖他便宜，反而是瞧不起他。”

在这个国家，炫耀性消费蓬勃发展，而大众消费却成长迟缓。巨大的反差，让仇官和仇富的妒恨心境，有了孕育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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