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卿相”邵夫子：安贫乐道 两次拒官(图)

【看中国2013年09月20日讯】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许多读书人，无论出身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经纶济世之才得以施展，成为了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争分夺秒，以勤补拙，“用力多者收功远”，成为了一代名相。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这样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与范仲淹、司马光们不同的是，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一、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这一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最力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劝学诗》曰：“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四十二年的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如唐宋八大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代六家均为他所发现启用，包拯、晏殊、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仁宗时期，可谓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十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后，读书更加努力。为了专心学习，他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闭门谢客，海量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冷不烤火，热不挥扇，晚上靠靠，囫囵一觉，第二天又接着苦读，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图景和常态。

当时的百源是远离繁华、偏于一隅的冷清之地。而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他幽居于背山面水的苏门山下，过着异常清苦的生活，砥节励行，读书破万卷，如此数年，学业果然大进。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邵雍溯黄河、越汾水，考察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用脚丈量古人文化的跨度，探索他们思想的源头。经过数年艰苦的游历，邵雍眼界大开，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他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作为有志于整理国故、传承儒家经典的邵雍，他在学术道路上最幸运的是，游历归来后，遇到了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布裘蔬食，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易学大师李之才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不亦乐乎。李之才惊异于邵雍的好学和博学，主动提出把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倒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钻研《易经》。十分难得的是，邵雍师从李之才后，不仅尽得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作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享誉当时，名垂后世。

二、德才兼备 内圣外王

邵雍的一生，与洛阳(今河南洛阳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有利于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发展自己的学问。早在亲庆历年间(1041—1048年)，三十出头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辟地筑屋，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正是这一重大选择，使邵雍这位当初名声不显的学者，通过广交朋友，博采众长，更好地充实了自己的学问体系，同时，也获得了更多博学鸿儒的认可，学术思想广泛传播。

定居洛阳之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读书耕种，平和淡定，讲学交友，不亦乐乎。

邵雍不单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休休有容。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坚决的反对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不仅为他赢得了学生们的钦佩，也赢得了朋友们的特别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一介儒生，一贫如洗，甚至在年龄上都比他们小了一大截，但这些声振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杖屦往还，高山流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而且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三十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士大夫们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不是金钱，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不是钻石。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士大夫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小车，由书童牵着，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特别熟悉，一听到邵雍车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一旦接到邵雍进门，儿童和厮役们都奔走相告说：“我家先生来了！”欢快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常常会拿邵雍作比喻，说：“毋为不善，恐邵先生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远道而来的理学家程颢，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三、终生不仕的白衣卿相

年轻时的邵雍，也曾像范仲淹、司马光们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这一“敲门砖”，投身仕途，进军科场。及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洞悉草木之情、古今之变，深谙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尤其是大通物理、性命之说后，如同凤凰实现涅槃，修行者得到彻悟，一夜之间改变了初衷，从此归隐于田园山水间，读书著作，安贫乐道，不问仕宦。

邵雍非但不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于朝廷的免考授官——这种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都一一拒绝。嘉祐六年(1061年)，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宋仁宗早知其名其学，立即授予邵雍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好友富弼知道邵雍经济拮据，希望官员身份和待遇能改变一下他的生活状况，劝他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意思是挂个名，可以光吃空饷不履职，一来顺了朝廷纳才招贤之意，二来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邵雍是磊落奇伟的真君子，决不做这种无功受禄、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断然拒绝了富弼的好意。

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启用人才，在科举一途之外，还要求各地大力荐举逸士，不拘一格降人才。御使中丞吕诲、三司使吴充等人，联合推荐邵雍。宋神宗接受他们的推荐，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但倔强的邵雍又推辞了。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三道诏书给邵雍，要求他接受朝廷的任命。邵雍看到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他还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白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唯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

邵雍两次拒官，是他潜心学问不求宦达的表现，是他安贫乐道不求荣贵的表现。《宋史·邵雍传》说他：“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足见其人品德行的高贵。温柔敦厚、从容旷达的邵雍，得到过上至国君大臣的青睐，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却超然物外，终生不仕，就这一点来说，邵雍邵夫子，真是千百年难得一遇的“白衣卿相”啊！

熙宁十年(1077年)，讲学著作一生、朋友门生遍天下的邵雍，在洛阳的“安乐窝”因病去世，享年67岁。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旷世大儒们侍汤弄药，早晚陪伴，如同对待自己的师长。其他文朋诗侣和近邻交好，时时存问，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邵雍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还出钱出力，为他操办后事，他们那种朴素而深厚的情谊，堪与日月同辉。同时，朝廷追赠邵雍为秘书省著作郎，赐谥号“康节”，后封“新安伯”，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很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