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以来，香港媒体开始浮现“港独”的字眼，这是回归北京十五年后冒出的一个新名词。对于这个名词，北京当权者极为愤怒，香港的民主运动者则感到百般委屈。
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生活方式确实迥然不同，在英国殖民地时期，香港居民纵然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但他们至少享有稳定的经济生活与民主环境。从一九五○到八○年代，在两岸三地中，香港享有的言论自由可以说是最高也最宽。在九七年回归之后，言论自由开始受到干涉。大量的内地居民涌入这小小城市，造成生活品质的急遽下降。
香港意识其实是殖民地生活的历史产物，香港人从未有参政权，却已经习惯文化自由的方式。由香港意识延伸出来的学术与文学，在一九九○年代便已蔚为风气。小说家黄碧云所写的《后殖民志》，便是强烈表达香港居民的危机意识。前行诗人梁秉钧（也斯）在他的作品中，早已形塑香港特殊的城市意识。年轻一辈的作家，包括董启章、韩丽珠也高度表现浓厚的在地意识。必须承认，意识从来就是决定存在。香港文学的蓬勃发展，正好反映了九七前后香港居民的心理结构。
一国两制的实施，显然没有争取到人心的回归。北京固然拥有香港的领土，却难以得到香港人的认同。其中最大关键，就在于生活安全感的永恒丧失。党国幽灵笼罩在小小的城市，使一国两制的精神荡然无存。今年年初，香港特首的选举，等于给当地居民上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政治课。虽然有三个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每个人都是由北京提名。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最大赢家不是香港人，而是北京的当权者。
二○○三年，北京企图通过香港基本法廿三条，结果激起五十万人的示威游行。基本法廿三条其实是内地的叛乱法，结果在群众的抗议下，终于暂时搁置。今年八月，北京又要推动国民教育，再次引发十二万人走上街头。对香港人来说，所谓国民教育，无异于变相的思想箝制。这些事实显示，北京不断要动摇一国两制的精神，反而加深了香港人的危机意识。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环境里，特区的市民可能会从一个被动的位置，逐步发展出主动的自治运动，而这种具有民主色彩的运动，就被国务院港澳办前副主任陈佐洱定调为“港独”。
追求言论自由与民主生活，是香港市民怀抱已久的愿望。每年八九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总是吸引大量群众参加。他们在维多利亚公园点燃的烛光，已经成为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有一部电影命名为《二○四六》，正是嘲讽北京“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回归只有十五年的香港，在政治体制上就遭到不断的改造与转化。北京想尽办法要干涉收编，根本不必等到五十年后。由于权力的支配日益增强，迫使香港居民不能不展开更蓬勃的民主运动。
在香港居民中，认同中国的人口每年都在降低。其中最大原因是，他们见证中国境内的人权条件逐年恶化。包括刘晓波被逮捕，陈光诚的被放逐，曹海波的被判刑，李旺阳的“被自杀”，都给香港带来极为鲜明的反面教材。如果追求民主，就必须被戴上“港独”的罪名，那么可以预期这样的罪名将成为政治勋章。港独如果升格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运动，北京当权者正好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作者为政大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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