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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港獨是如何浮現

2012-11-14 03:02 作者:陳芳明 桌面版 简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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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以來,香港媒體開始浮現「港獨」的字眼,這是回歸北京十五年後冒出的一個新名詞。對於這個名詞,北京當權者極為憤怒,香港的民主運動者則感到百般委屈。

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生活方式確實迥然不同,在英國殖民地時期,香港居民縱然沒有建立民主制度,但他們至少享有穩定的經濟生活與民主環境。從一九五○到八○年代,在兩岸三地中,香港享有的言論自由可以說是最高也最寬。在九七年回歸之後,言論自由開始受到干涉。大量的內地居民湧入這小小城市,造成生活品質的急遽下降。

香港意識其實是殖民地生活的歷史產物,香港人從未有參政權,卻已經習慣文化自由的方式。由香港意識延伸出來的學術與文學,在一九九○年代便已蔚為風氣。小說家黃碧雲所寫的《後殖民志》,便是強烈表達香港居民的危機意識。前行詩人梁秉鈞(也斯)在他的作品中,早已形塑香港特殊的城市意識。年輕一輩的作家,包括董啟章、韓麗珠也高度表現濃厚的在地意識。必須承認,意識從來就是決定存在。香港文學的蓬勃發展,正好反映了九七前後香港居民的心理結構。

一國兩制的實施,顯然沒有爭取到人心的回歸。北京固然擁有香港的領土,卻難以得到香港人的認同。其中最大關鍵,就在於生活安全感的永恆喪失。黨國幽靈籠罩在小小的城市,使一國兩制的精神蕩然無存。今年年初,香港特首的選舉,等於給當地居民上了一場刻骨銘心的政治課。雖然有三個候選人參加選舉,但每個人都是由北京提名。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最大贏家不是香港人,而是北京的當權者。

二○○三年,北京企圖通過香港基本法廿三條,結果激起五十萬人的示威遊行。基本法廿三條其實是內地的叛亂法,結果在群眾的抗議下,終於暫時擱置。今年八月,北京又要推動國民教育,再次引發十二萬人走上街頭。對香港人來說,所謂國民教育,無異於變相的思想箝制。這些事實顯示,北京不斷要動搖一國兩制的精神,反而加深了香港人的危機意識。生活在動盪不安的環境裡,特區的市民可能會從一個被動的位置,逐步發展出主動的自治運動,而這種具有民主色彩的運動,就被國務院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定調為「港獨」。

追求言論自由與民主生活,是香港市民懷抱已久的願望。每年八九天安門事件的紀念活動,總是吸引大量群眾參加。他們在維多利亞公園點燃的燭光,已經成為難以忘懷的歷史記憶。有一部電影命名為《二○四六》,正是嘲諷北京「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回歸只有十五年的香港,在政治體制上就遭到不斷的改造與轉化。北京想盡辦法要干涉收編,根本不必等到五十年後。由於權力的支配日益增強,迫使香港居民不能不展開更蓬勃的民主運動。

在香港居民中,認同中國的人口每年都在降低。其中最大原因是,他們見證中國境內的人權條件逐年惡化。包括劉曉波被逮捕,陳光誠的被放逐,曹海波的被判刑,李旺陽的「被自殺」,都給香港帶來極為鮮明的反面教材。如果追求民主,就必須被戴上「港獨」的罪名,那麼可以預期這樣的罪名將成為政治勛章。港獨如果升格成為沛然莫之能御的運動,北京當權者正好扮演了推手的角色。

(作者為政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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