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千上万找工作的大军，可能是引起西方和“剩余”世界之间爆发经济冷战的另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在西方，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是：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一个长期折磨发达国家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大学生、下岗工人和农民工都在等待一份工作，这是让我最揪心的事情。”
然而，揪心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冷战期间，洲际导弹的威胁让世界的领导人们在酣梦中惊醒，如今，工人们就业的希望一个接着一个地破灭，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这种由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今也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使这种恐惧感在民众中骤升。拜登向来是一个“先说再想”的人，他在2009年7月声称，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比预期的还糟”。
政府二号人物的讲话无疑让美国的失业率迅速上升，且上升的速度之快比任何行政部门或者华尔街人士所预计得都快。
美国以外的就业景象也好不到哪儿去。全球许多领导人都被拜登的话所困扰，这句话就是全球的衰退“比预期的还糟”，而且全球在就业方面遭到的重创前所未有。
根据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的说法，2009年是全球有史以来就业创造能力最糟糕的一年，甚至在2010年全球经济曙光乍现的情况下，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失业率仍然是两位数。
2010年春天，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了令人恐怖的20%，比利时的失业率也达到了11.6%。与此同时，欧洲地区的失业率为10%，有些国家稍微高些。
比如比利时（11.6%）、法国（10.1%）和希腊（12.1%）。波兰的失业率在2010年4月为12.3%，而且可能还会更高。土耳其的失业水平将近15%。
失业不但折磨着富有的国家，也折腾着穷困的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也达到了两位数。非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南非——的失业率约为25%。尽管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印度的失业率在2010年初超过了10%。
发展中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创造就业的压力会比中国还大。这一事实可能会让许多美国的法律制定者和公共媒体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些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导致工人的充分就业，并且这种情形总是与西方国家工人就业机会的丧失相随相伴。
然而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失业水平也已经非常之高，这让中国共产党感到就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举例而言，过去的10年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已经无法从国有企业里拿到工资。在1999年到2005年间，2100万工人在下岗的潮流中失去工作。
这使得无数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失去生活来源、医疗保障、住房和教育经费——这些原本都是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同时，金融危机导致军队大量解雇临时工。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有4100万人丢掉了工作。官方估计，中国农民工失业的数量亦十分庞大，达到了2000万人。
现在，尽管许多工人已经再次回到了中国经济的运行体系之内，然而，他们与美国和欧洲的工人一样地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而再次丢掉工作机会。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不仅把生产外包给成本更低的越南和柬埔寨，而且它们也更关心生产效率问题——技术的进步也会导致用工数量的减少。
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只会在未来使制造业就业机会丧失的情况变得更加恶化。这种情况与美国是多么的相近啊，然而，中国竟然有人对此很不理解。
在中国的失业工人中许多人拥有大学文凭——他们是一些刚大学毕业、希望得到高薪和好职位的人。
总体来说，尽管以中国的经济能力每年能够创造600万到800万的就业岗位，然而，每年新进入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约为1000万人。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在职的工人对工作条件和其他与之相关的问题感到越来越不满意。
因此，在中国，怨声载道的工人越来越多，其数量从2005年的8.7万人上升到2009年的12.7万人。2010年5月，本田公司的（一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一个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的事件，因为工人不满公司24%的提薪承诺。
一些西方跨国公司（以美国食品业巨头肯德基为例），不得不支付更多的工资，以平息中国工人的怒气。因为中国工人难以管理，并且不甘于低收入，也不愿在条件不佳的环境中工作。
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的国家之一，但是中国与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都面临着政策上类似的两难问题：怎样保证工人就业，以及让工人通过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获得利益，唯有如此才能维持国内的和平和稳定。
如果没有能够应对好这种挑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安定水平都会大幅提升。保护主义的策略将带来更高的风险，最终影响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水平，并将全世界推向经济冷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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