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德强打人事件看公共舆论的撕裂(图)
韩德强说：“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是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当权者通过划定禁区的方式，企图避免争论，进而避免极端意见冲击统治合法性，然而三十年后再回首，吊诡之处显露无遗：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争论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成了滋生极端意见的根源。这个伤口非但没有随着时间自动愈合，反而成了民族肌体上的溃疡。
9月18日下午，在北京街头的一场游行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韩德强和一位白发老人发生争执。据事后韩德强自称，因该老者“咒骂毛主席”，韩两次动手扇老人耳光，老人也还击一次。
而事发次日，韩德强即在网上发文强硬表态称，“遇到造谣、诽谤、污蔑开国领袖，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给日本当汉奸的人，我忍无可忍，不能再忍!宁可为此被拘留，也不能让这等汉奸放肆、猖獗!”“今后如果在游行队伍中遇到这样的汉奸，该出手是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
以各地都市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对此“惊诧莫名”，几乎一面倒地指责韩德强为人师表，却用耳光代替辩论，戾气横生，不足为训。甚至正统官方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通过刊发文章或微博等形式表达反对意见。新华社的“中国网事”微博讽刺这种举动是“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要打得你说不出观点”。人民日报微博则不点名地批评称，当正义之声夹杂暴戾、“真理优越”变成拳头，我们都要自省：斯文扫地的羞辱、居高临下的嘲讽，只会导致分化对立、人人自危。另外还有88位八十岁以上老人在互联网上联名发表公开信，以激烈语言要求北航将韩德强停课、除名，并追究刑事责任。
从孔庆东口吐“三妈”到韩德强扇老人耳光，反映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狷狂化和粗鄙化倾向。这种倾向在他们的反对者中同样存在，此前富有争议的朝阳公园约架事件就反映出这一点。然而此次韩德强事件一出，同样属于毛左“乌有之乡”阵营的标志性人物，则几乎一面倒地表达挺韩立场，
张宏良声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时发表文章围攻爱国学者韩德强，公开与汉奸水军站在一起，配合美欧舆论妖魔化中国的现象，值得国人高度警惕”。左大培特意托人传话称，老头属于“没事找抽型”；老年人不要故意到对立面的队伍里去寻衅，文革中的很多武斗都是因为一方故意寻衅造成的；老年人不要倚老卖老。
除此之外，另一种挺韩方式是，象征性地承认打人不对，但紧接着大力强调被打者也有“过错”。这种思路以司马南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舆论不必聚焦“教授打人”》最为典型，该文声称“目前互联网上的一些舆论对中国开国领袖的抹黑、歪曲甚至造谣，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独立、尊严及世俗标准的基本底线”，而司马南提供的出路是“目前恐怕不是争论韩教授与老人谁对谁错的时候。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右翼势力及其背后的支持者”。这种刻意转移焦点的手法，被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斥为“习惯性拿爱国当耍流氓的庇护所”。
虽然毛左惯用的意识形态语言如“锄奸”、“扫除害人虫”等引发很多人的反感，乌有之乡曾经开列的“清算名单”也引发某些“新文革”的担忧，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动辄声称“锄奸”的毛左人物显示出现实的组织能力。不过，极端声音总是占据和他们人数比重不相称的地位，这并不排除左派通过暴力事件实现“同仇敌忾”，反而达到“巩固基本盘”的效果。
事实上，不同意见派别都已经看到，当今公共舆论的撕裂已经达到几乎无法对话、无法调和的程度。人民日报微博称“按圈子分野，按标签站队，暴露的是分化对垒，带来的是撕裂伤害。个性表达不是话语暴力，明辨是非不是对骂攻讦”。但随后，又习惯性地以语焉不详的抒情来结尾：“多元时代，能否以包容心存异求同、凝聚共识，是执政考题，也是公民答卷”。
相比之下，颇富争议的环球时报“单仁平”反而更加直截了当：“舆论中两派的激烈争斗在把他们各自都推向极端，使得他们双方的共识几乎成为零。”而开出的药方则是：“韩德强打人是错的，围殴吴法天也是错的，各地游行砸日本车是错的，什邡游行砸警车也是错的。把这四句话变成一句话，并成为公众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坚定共识，中国社会的真正理性建设或许就应从这句话开始。”
然而不管是人民日报的畅想曲，还是环球时报以“反暴力”强行划出损停点，都没有再向深处迈出一步：从历史到现实的撕裂和戾气又从何而来？
如果事关毛泽东只是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或许还有客观的余地。但实际上，在一部分左派眼中，毛泽东已经不是普通的历史人物，而是圣人，甚至是准宗教的图腾，在这种思维逻辑中，反对毛泽东就不仅是评价问题，而是亵渎神圣的问题。而以“敬老爱老”、“师道尊严”、“斯文扫地”等话语来立论，恐怕并没有看到问题所在。为了捍卫“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的名誉，信徒们是可以轻易跨越这些界限的。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三十年来这种领袖的卡里斯玛魅力还能死而不僵？答案或许存在于以中共“历史决议”为挡箭牌、阻遏历史研究的鸵鸟政策当中。但是，这一鸵鸟政策无法与时俱进，正在日益面对破产的风险。自由派要求彻底否定毛泽东，而极左派则对毛时代充满乡愁，官方正统所谓的“三七开”已经沦为机械的折中主义。当权者通过划定禁区的方式，企图避免争论，进而避免极端意见冲击统治合法性，然而三十年后再回首，吊诡之处显露无遗：对于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争论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成了滋生极端意见的根源。这个伤口非但没有随着时间自动愈合，反而成了民族肌体上的溃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