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李静慧编译报道】《外交学者》网站7月27日发表作者A. Greer Meisels题为“中国能从苏联垮台中学到什么”(What China Learned from the Soviet Union’s Fall)一文。以下是译文:
为何追究苏联解体原因在北京仍是一个热门话题?
2012年07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其讲话中号召“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及反对僵化与停滞。这次讲话紧随(以总理温家宝为代表)其它要求中国继续改革的号召后发表。
(中国)为何越来越喧哗?
中国已为今年秋天18大上的历史性权力交接做好了准备。这引发一个问题,此次权力更替将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轨迹,对经济及其人民又有何影响?
即将上台的中国“第五代”领导人引起我对中共弹性的深思。不管怎样,虽然大多数共产弟兄国家已被历史唾弃,中共还未倒。事实上,截至今日,(不包括中国)世界只有四个残存的共产主义政权–北韩、越南、老挝和古巴。
可中共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中共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稳定高于一切,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但官方和非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境内的抗议事件持续倍增。问题就是,中共当下所讨论中国未来又将是什么呢。
中国的秘密是什么?
我不是个炼金术士,因此不能假设变成事实。中共善于适应,并不断调整其今日合法性的基础。这是从它的北方毗邻前苏联身上学到的最宝贵教训。
1991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府形式,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和苏联(特别是在东欧)的联盟在冷战中,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国家共同反对的邪恶主义。这也是其它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府,特别是中共用来加强其自身合法化的“模范”。所以,当苏联衰变导致彻底崩溃时,没有多少国家像中国这样予以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苏联是迄今为止,世界第一个,也是具有最长社会主义经验的国家。因此,其对中国自身的现代政治史和发展影响深刻。它曾是,且仍然是中共寻求生存,确定避免步其后尘的关键。
去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因此,这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来回头分析一下在这段动荡岁月及不久后,在中国出现一些不同派系的思想。审视许多新材料后,对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中国没有一个统一认识。三个主要观点似乎主宰中国对此问题的讨论。我将其称为“三宗罪”:“归罪于人”、“归罪于系统”和“归罪于西方”,似乎每个人都喜欢归咎于别人。
归罪于人
在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甚至到今天,许多中国人将苏联解体归咎于一个人,(他就是)戈尔巴乔夫。这种观点似乎在中国保守的左派中产生了最强烈的共鸣。在戈尔巴乔夫努力改革的高潮,有人说,“在中共和中国内激烈的思想斗争”将对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进行抵制。”当然,自1949年中共革命以来,几乎没有比定为“修正主义”更可怕的了。即使去年,“归罪于人”的思想仍很盛行。2011年3月1日,中国社科院(CASS)发布了一本新书,居安思危:苏联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得出结论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不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由当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的腐败。
腐败破坏性的影响在今天中国随处可见,中共总是不顾一切的喊着要坚决反腐,尽管从行动上不见得有所表示。
归罪于系统
更具自由和改革意识的人组成有影响力的第二阵营。他们看到促使其崩溃的原因是系统性的-不是社会主义模式本身的缺陷,而在于苏联在如何实施让出现了问题。这些人归咎于国内的原因,如经济停滞、管理不善、过度的教条主义和官僚僵化。这些问题当然不是纯粹的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结果,而是像扩散的癌细胞,遍布整个东欧和苏联。
人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归咎系统”的理念更吸引中国有改革意识的成员。有趣的是,胡锦涛最新的讲话也对这种危险提出警告。
归咎于西方
有别于以上两者,“归咎于西方”派似乎特别担心美国的政策和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个阵营的首要关切之一,是华盛顿将使用它的力量,加紧对中国施压,启动政权更迭。《人民日报》、《香港文汇报》的文章指出,中共惧怕西方“列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及显露的中共分裂迹象。(毫无疑问的一点,领导人思考的一个事情是最近围绕薄熙来发生的丑闻。)这些情绪及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抨击,经常出现在许多中国报纸的社论版面。
“苏联的今天将是我们的明天”
然而,比识别“三宗罪”更有意思的是确定其影响中共决策者和政策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
也许是中共最重要的教训是,当这么多人已经失去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信仰后,它如何成为一个可以变通的独裁政权?
我的问题是:中共即使可以这样做,又能维持多久呢?
(原文有删节,点击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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