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兼说批判被变异
质疑《解放战争启示录》（下）
摘要: 中国共产党变异举例、实证等一切批判，以恶意的、居心叵测的臆测批判颠覆中华传统，再造了中共极权专制需要的人的喉舌眼耳身，颠覆中华五千年是非、善恶、正邪的标准，让活在中国大陆的人跟道儒佛历史传统断了根，被共产党教唆着干前所未有的坏事。
这是我质疑《解放战争启示录》的第三篇文章。共产党三年的掳掠叛乱，通过中共中宣部操控政治园丁（教师、干事、评论员、记者）等党的宣传“喉舌”，用斗争哲学的政治宣传画眉、搽粉、涂口红，说成“解放战争”，干匪帮一般不干的坏事：曲解事实，臆造历史。
说中共暴乱夺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再造中国人，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将革命（暴乱）进行到底”。为达此目的，就必须让中国人思想怪异：认猴子为祖宗、视神通为迷信等，所以就有了胡乱批判：丑化春秋的孔子，美化黄巢、李自成、红军的流窜等，人脑被电脑似地编了“恨礼教，爱中共”的感知神经、理智趋向、情感喜恶、意念志向，人一批批被再造成为“斗为乐”的思想战士：一听谁说共产党不好，如同听人骂娘；批判谁，不针对观点，见女人骂寡妇，见男人说太监，非礼“利剑”刺人心窝。《乌有之乡》与“红歌”都说这类话。
批判不求真理只为斗争，变异了古希腊由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接力承传的理性批判传统――经验辩证，明辨矛盾，归纳定义，准确判断，演绎推理，抽象论证，心系美德，敬畏神灵，万念归一――的启智明慧的沉思方法，被德国马克思、俄国列宁、中国鲁迅等人引导偏离了“小心求证，敬畏上帝”的思想航向：马克思说“他就在地狱入口”，列宁不讲道理和声嘶力竭地批判科学家马赫等，鲁迅竭尽冷嘲热讽，中国人在大陆学校就这样学习带着马、列、鲁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文字及其精神。领悟文字和精神，各人不同，有深有浅有正有邪，可通过崇拜毛泽东跳“忠字舞”和学“语录”趋同了。
趋同后扬恶弃善：唱“花篮的花儿香”，忘了中共贩卖鸦片的邪恶；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国军被看成不抗日的武装。史家、作家、作者、记者、教师持续宣传中共红军匪帮的政治口号，习惯了做中共的政治传销员，至今大多数人还在一枕黄粱的梦境中。人信了中共，就选择了被专制：被中共朝秦暮楚、颠三倒四的运动训练后，耳朵、眼睛都给了中共，听不得讲孔子好，看不进说鲁迅坏的文章，一听“礼教”就想到“吃人”，一听“革命者流血”就想到“国民劣根性”， 恨给了“礼教”爱给了“中共”，党成了爹妈成了老大，人一碰上中共、政府、军警等政治事物，一听批斗、关押，心就中邪似的爱恨不由自主跟党走了。
中共所说全面1947年至1949年之间的“解放战争”，其实只是引进苏联马列主义斗争哲学的政治宣传，先党云人云，后人云亦云，历史这样被篡改，人这样被再造。中共喉舌说历史，不能够像中国编年史与纪传史那样客观纪实（最初是当时、当朝纪实，哪怕被杀头，即便被阉割；后来转为隔代修史，正本清源，比如清朝为明朝冤案正名）。如果秉笔直书中国汉唐到明清、民国的历史，中共暴政统治将比秦朝还短暂。所以中共篡改历史延续其统治。
中共完全根据主观需要，随意评述和批判历史事实。比如考古在某地发现了石器和猴骨，史家就是记下这两件事；或者先记下来，后说自己的一家之言，比如“太史公曰”。中共史家郭沫若等则把自己当成比皇帝还有权的神，直接先评判这是什么猿人、古人、今人，而后就推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等生产方式，不合乎这些评判的史实就剔除或隐匿。
中共史家大嘴最雷人，却都在说党话。中华民国1947年宪法第138条明文规定军队国家化：“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中共公然拒绝退出军队，所以退出国民制宪会议而打内战。王树增不考证中华民国宪法，却“考证”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上面写有“一视同仁”分地给“国民党军队服役”的人。这样考证可以说美国的军队是民主党的。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论原始社会的组织，加入印第安人部落氏族长久生活。王树增，还有更有名的何新，这两个大文革时代的红卫兵讲历史，把党史书上和中共的宣传话语当真的讹传。
中共山寨国这个共工氏新酋邦，说历史就是批判史实，“党喉舌”说谎话给“党耳朵”听，制造“党心脏”。王树增说“共产党为老百姓具体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完全就是“党喉舌”之语，跟录音一样纯属宣传。
我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起初跟农民说话，全是王树增这种宣传话语，中老年农民在公共场所任我说，对面而过时用一种怜悯的神情瞅我一、两眼。后来在一个只有两人车水的场所，一位中年农民跟我说：报上书上说的是假的，共产党来农村依靠的都是二流子，工作队带着枪支持他们，搞什么运动你敢不参加，不跟他喊口号，除非你不想活了。我由此被惊醒。
知晓共产党建立的是山寨国，军队支持二流子逼本分农民干坏事后，再来看淮海战役。王树增所说“国民党的行军日志”、“被围住的国民党集团军”、“共产党的部队”，这三个词组把国共跟军队关系说成一样。可是王在演讲中又说国军服从的是长官不是国民党，这说明国民党没有“党指挥枪”的军队。民国也没有规定国民党一党专政（领导）的宪法。台湾民进党陈水扁当总统，一样统领民国军队，军队和国家都不属于党。“党喉舌”无视这些事实。
现在我们渐渐清楚了：中华民国政府军队内部有蒋、李、唐、阎、黄等各系，像南宋的岳家军、韩家军等，军队由将军、元帅带，作风不同，却都是国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列邪教为灵魂的外国组织，要“解放全人类”而再造“把一切献给党”的新人，必须有党的军队。共产党不仅有不属于国家的军队，就连它掌控的地区的人民，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属于它的。
由此可知：江苏、河南、山东，约590万老百姓推小车、挑担子走小路连夜支前，是不由自主。所谓“解放战争的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是撒了60多年的欺世谎言。所以才有现在“党员贪污受贿的现象屡屡发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非遗忘了，而是从来就没存在过。暴乱胜利主要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和蒋中正对中共太宽恕，跟什么“人民选择”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本分人是被迫，二流子或许是选择。
王树增所说国民党被俘副官“提的箱子里都是金条”，共产党的干部鲁瑞在扑克牌背后用钢笔留言：“我是淮海人，我要在淮海战役中贡献自己的一切。”这种随便举例，根本不是实证，更不是铁证。“都是金条”的提箱有多少，比例？鲁瑞的留言有无雷锋日记之嫌？
王树增从毛泽东为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居然推论出：毛亲自到郏县身当时的县长筹粮，还想象出毛说了：我把郟县拿下，你给我弄三天的粮食。天，郏县在河南，毛泽东在陕北流窜，怎么能够亲自去郏县筹粮？这个王树增，跟何新一样真敢说。不知道是把共匪的哪位将领的事，移花接木给了毛泽东。不过王树增说郟县筹粮，不经意地披露了中共1947年到1949年三年暴乱的残酷掠夺性：为夺一县城，共军吃光这个县，百姓吃观音土。这验证了在中国传天主教的比利时神父1952年在《内在的敌人》一书中说的话：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人，不是人，是活阎罗。可以说，中共从没为劳动人民打过仗。常识告诉我们：劳动人民靠劳动吃饭，不靠打仗活。中共战争是掠夺，是大陆青天变红天。
中共红历史、红党史，凡评判话语，诸如土地革命、长征、解放战争等，都不是历史事实。总之，中共史家写史如同写小说，却离经叛道教人背离学斯文、敬天地、奉圣贤的礼教天命传统，以马列斗争哲学的“人民”、“革命”等政治名词隐瞒真相、曲解史实。比如孟良崮战役。共军驱赶周围数县的地主、国军家人的亲属，裸体上山消耗国军的子弹，共军躲在后面推进阵地。这样的真相一直被隐瞒着，到底被隐瞒了多少，还不知道。曲解史实就是蓄意和恶意批判历史上一切盖棺定论的人和事，比如孔孟圣贤，嬴政暴君。中共史（作）家敢于不考证，凭着大胆和随意举例（甚至虚构）把中华五千年是非、善恶、正邪完全颠覆。
这样做的后果是：让现在7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跟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断了根，思想、情感和意志全陷在党文化的泥潭里。中华五千年，和平岁月不争斗。没有国教，所以没有思想和信仰的异端或异教审判，举国倡导善良，中国父子、师生、师徒，纯善即真即美。从炎黄到清朝，历朝都主要以德（礼）治国，官民都在家庭和行业中修行，只是越来越不修了。
批判的审判之风，源于西方中世纪，成为信徒、教徒的公民，有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什么话只要法律没限制都可以说，所以尼采敢喊“上帝死了”的口号，批判基督教。这种心不正的不善批判居心叵测，即假即恶即丑：法西斯党、纳粹党、共产党，所干坏事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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