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真可贵
十一月上旬,我等待的机会来了。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我听到卫生部要派医生到英国进修热带病,另一个是当时苏联派来中国的医生中,有一位出名的精神病科专家Rushinski。卫生部决定成立一个高级精神病医生进修班,抽调全国各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科讲师以上的医师来进修。
一天读过英文,我向毛说了我的要求。毛说:“你的意思是想去?”我说:“要是主席同意,我希望去。”毛详细询问了这两个班的性质和专业。然后说:“什么热带病,跟我毫无关系。要去的话,到北京医代办的精神病进修班去,进修以后,可能对我有好处。”
我说:“主席同意了,我同卫生部去讲。”毛又问:“你去了,我这
里的工作,由谁代替啊?”我说:“可以由一位卜大夫代替。”卜志强小我五岁,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毛说:“我不认识他。那么,你就远走高飞了?”我说以后还可以回来。我正要出去的时候,毛叫住了我说:“告诉傅连璋,我这里暂时不要人也可以,等以后再说。”
但傅借此机会指定卜大夫为毛的保健医生。卜立即迁进中南海,我于十一月中到进修班上课。自由真可贵!
我在进修班,班上布置的课程很紧凑。参加进修的一共十几个人,都是几个主要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大家相处得很融洽,也很愉快。每天复习完专业课程,夜里常常到两三点钟才能休息。
北京医院副院长计苏华医生跟我保证,等上完进修班后,他可以介绍我到新成立的神经外科工作。慎娴为了我脱离一组,十分高兴。她说:“我们又可以开始家庭生活了,太好了。”
慎娴的父母原本住在南京,到十一月中旬我们将他们接来北京,同我母亲、慎娴,和孩子住在一起。一九五六年南京的公安厅和民政厅知道我是毛的医生,恢复了两老的公民权。公安厅又看到他们年纪大了,将他们的地主帽子摘掉了,定为城市贫民。他们极为高兴,心情很愉快,特别在看到我们的两个孩子后,他们从内心中露出喜悦。
我仍保有南船坞宿舍,但家人很少去住。中央警卫局代局长罗道让原则上放我去北京医院进修,但不同意我脱离一组,不让我搬出中南海。毛以前换了三个医生。罗怕一旦放我走,毛需要我时,找不回来,可就成了大问题。他并且向中央保健局指出,决不可以调我到别处工作。
参加进修班的医生们都埋头于专业,对外界政治活动莫不关心。我也不例外。毛在此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进修班里也开了好几次这种批评会。我汲汲专业,没有去开会,几乎形同隔世。
一九五七年春,我仍在进修班研习专业。五一劳动节过去以后,五月四日我们正在讨论病例。李银桥来医院找我,他说:“主席请你去。他感冒了,不舒服。”我说:“卜志强大夫不是在吗?可以让他去看。我这里太忙。”
李说:“不行。你走了以后,卜大夫去过两次,主席对卜大夫不习惯。主席也请卜大夫去舞会玩过几次,但卜大夫太紧张,见到主席就会发抖。主席不喜欢他。主席现在没有医生。主席刚从广州回来。江青已经在苏联治完了病,住在广州。他们两人商量定了,还是要你回来。主席叫你,你怎么能不去。”
我说:“我去没有问题,可是我要请假才好离开,也应该向这里说明一下,否则会说我太随便了,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给人的印象太坏。”
李说:“这件事上面都知道了。汪东兴副部长到党校去了。王敬先副局长管警卫,我同他说了,他叫我自己来北京医院找人。车子都等在门口了。快走吧。”
我说:“这不行,我还得报告保健局和卫生部。”李说:“来不及了。主席睡醒后就叫我请你去。耽搁太久,让他等著可不好。你先去看他,完了以后,你再去告诉保健局和卫生部。”于是我带着检查身体的用具,同李到了一组。
我进到毛的卧室,毛正睡在床上。我看他精神似乎很疲乏,脸色也黄一些。他叫我坐在床边。护士给我泡了一碗茶。我向他问好。毛说:“不好了,感冒了。感冒有两个多月了,还有些咳嗽。二月二十七号演讲以后一直没有胃口,不想吃饭。”我要求检查一下身体,他同意了。我给他做过身体检查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症状。我向他建议服用一些化痰药,同时用一些帮助消化的药。毛说:“这些药都可以吃。你配好以后,交给卫士,告诉他们这些药的作用和服法。你就不必每次由你来给我吃药了。”我一面答应着,一面收拾检查用具。毛又说:“你再坐一会。”我又坐下来。
毛接着说:“那时那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啊。”我笑起来,他又说:
“你想远走高飞了。可是我这里没有人。这样吧,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还是由你照管我。平时我的事不多。有事时我找你。以前国民党有一位卫生部部长姓周,大约叫周颐春吧,记不清名字了,在德国专门研究兔子的卵巢,得了博士。你看,研究兔子卵巢可以得博士。你在我这里,空下来的时候,也可以研究一些什么。搞些小动物来,弄一间实验室,买些设备,不要公家出钱,我来出钱。”
但我觉得在中南海弄个小动物实验室这事绝对不可以。中南海里不准饲养--连猫狗都不准。卫生部和警卫局怕动物会将传染病传染给毛和其他领导。后来江青竟破例养了一只猴子,真是人人奔走相告,惊天动地。我觉得行不通。
我说:“不如有空时我多看看书。”毛沉吟了一下说:“这样也可以,不过没有实际操作,就不全面。先这样吧。你将我的事抓起来,有空的时候你自己安排。”
说好听点是君子协定,压根儿是毛主席的“意旨”。没有人敢反抗毛。他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我拒绝,往后就会再也找不着工作。慎娴也会被解职,无法生计。如果我不服从,会被逮捕,甚至批斗。
毛随后又讲:“我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党内发了一个通知,让大家讨论。叶子龙、李银桥他们都不赞成。这些人都不听我的话,我不干主席对我身体有好处。这些人想不通,大概是我不做主席,他们就没有油水可捞了。给国家主席当工作人员,脸上更光彩些吧。”
我感觉到毛这一次的病不单纯只是感冒。我离开的这六个月,政治局势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在医院里我可以对外面的政治起伏视若无睹,现在我又回到了毛的官闱世界中。卫士代我去医院收拾了我的东西。毛召见我的那晚,我就搬回了中南海船坞。我又重返一组,以后便再也没能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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