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1949
1949年10月1号，中共正式宣布窃国成功，毛泽东在天安门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共夺权这几十年来，一直将1949年以前的中国称之为“旧社会”
那么，在当时占中国总人口九成以上的农民，按中共宣称的那样，他们是如何“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鄙人读过几本历史书，针对这个问题就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吧……
众所周知，中共是靠鼓动农民起家的（中共一直美其名曰“无产阶级革命”，其实，那跟封建社会张献忠李自成的流民造反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有必要看一下中国的农民在中共统治之后是如何“站”起来的，“站”起来后又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呢？
中共夺权以后，先搞土改。大多数农民有了自己的责任田。不过请注意，这块土地归“国有”（实质是党有），所以农民以前有的是给地主种地，只不过现在变成了给党种地。
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共的土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站”起来的？中共的土改跟中华民国在台湾搞的土改截然相反，中共的土改实质上就是暴民运动和大抢劫。我并不否认确实有一部分地主是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对这样一些人确实应该依法处理。但是中共用的却是人民专政的手段，将地主全家打的打，杀的杀，打为贱民的打为贱民。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踏上去滚上一滚”，这不啻是典型的暴民心态。在中共那些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党员的鼓动下，传统中国社会本来与世无争，“无论魏晋，而不知有汉”的淳朴农民都变成了一个个的暴民。当时很多地方斗地主都召开群众大会，把一帮子农民聚集起来，由队伍中的流氓无产者（多是中共安排的人）首先对地主发难，而后在一场惊心鼓动下的群情激奋之后，地主就惨了。轻则被游街示众，重则当场被处死。处死人的方法有很多。据丁抒先生的《阳谋》一书披露，当时有的批斗大会一结束，大人小孩子便一拥而上（很明显是被中共纵容的），拿着剪刀，剪地主一家人的耳朵和鼻子，直到将其折磨死。在中共的红色恐怖土改中，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牙牙学语的儿童，都难以逃脱中共的“人民战争”。知道了这些，我们也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有知识分子提出给土改中的很多人平反。
如果说对于某些剥削老百姓的地主而言，用上面的那些恐怖手段还多少有一点情理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对于另外一些所谓的“地主”，就不应该了……
在中共的狼奶教育下，今天的人一提到地主，马上想到的便是黄世仁那样的“党造”地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都有穷富之分。只要是靠自己的双手合法挣来的，那便是天经地义的财富。当然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是如此。由于那时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而在中共统治下，由于土地都收归党有，所以只有党才有权力将土地转卖给开发商），所以对于某些勤俭人家而言，能够买几十亩土地那是很正常的。久而久之，这种人的生活便会过得比一般人好。以所有正常人的眼光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更谈不上“剥削”。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一书中提到一位老汉，因为善于种地，所以在“旧中国”就发了家并买了了几十亩属于自己的土地。（后被中共打为地主，剥夺了财产）。
除了上面谈到的那种“地主”，还有一类就是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由于中国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在以前，很多读书人是生活在农村的。这些读书人他们自己并不种地，而是雇人种地。自己则在那里潜心治学。这又有什么剥削可言呢？正是由于这样一部分脱产知识分子的存在，所以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中国文化的香火总能传承下来。
可是中共夺权以后，连这样两种“地主”也不放过，这些人同样被共了产，革了命，打为了贱民。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了解到中共的土改其实就是红色恐怖。很多农民固然分到了一点东西，可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文化和伦理被中共破坏殆尽。农民们很多变成了只知道杀人和斗争的暴民，而中国农村那些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也被中共彻底挖去。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暴民运动以及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应该说，都是中共土改的一脉相承以及土改对中国文化基础破坏的结果。
经过了这种红色恐怖式和抢劫式的土改，确实有一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站”了起来。抛开中共土改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先不论，那“站”起来的农民又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呢？
从1957年开始，中共在毛的领导下开始走共产主义道路。而中国农民是很不愿意被共产的，但中共偏要消灭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私有性”，要逼着农民搞共产。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刚分到土地没几年的农民被迫交上了土地和财产。从此，中国农民的吃喝拉撒干等等一切社会活动便都处在了共产党的书记的领导之下。这确实比中国历朝历代任何一个暴君对老百姓的控制都要严密。
中共要大炼钢铁，老百姓就遭殃了。农民自己家里的铁锅铁锹便都被共了产，用来炼钢铁。中共共了老百姓的产还不满足，连祖宗后代的产也要共。由于搞土法炼钢缺乏燃料，中共便大肆砍伐那已经平安地生长了几个朝代的山林，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难以弥补的破坏。用彭德怀的话讲就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战天斗地的中共还嫌折腾不够，又搞起了大修水利。动辄几十万的民工被动员起来去修那根本就没有经过多少论证的水库。如果说，秦始皇当年修长城还多少起了点防御作用，隋炀帝当年修运河还多少方便了南北运输。而中共的大修水利，则纯粹就是劳民伤财，甚至还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和自然灾难。1975年河南舞阳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造成了十几万老百姓死亡。这个工程就是大修水利时的成果。
中共各级党委揣摩圣意，大放卫星。这下可把老百姓给坑苦了，因为农民的粮食产量并没有那么高，可交粮食时却是按高标准征收的。结果，农民的口粮便被中共的党官给收走了。
经过了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折腾，一方面耽误了农时生产，许多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另一方面，农民还得天天为党干活，天天到公共食堂喝清汤。以至于当时的老百姓抱怨说“蒋介石领导下生活苦，吃饭；毛泽东领导下生活好，喝粥”。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又搞起了“反右倾”。农村中胆敢有单干或者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均以反革命论处。据丁抒《人祸》一书披露，当时中共的很多干部闯进农民家里，逼着妇女交出粮食（男人们都去大炼钢铁、大修水利去了），妇女们根本就无粮食可交。那些中共干部便将妇女们衣服扒光，并用绳子拴住妇女的阴毛游街示众。诸如此类的事情，今天的人可能没几个人会想象得出来，不过还是在中共统治下的农民身上发生了。
经过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和公共食堂等一系列共产党暴政的折腾，中国农村终于爆发了为期三年，遍布全国，死亡三四千万的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饥荒。这是标准的“人祸”，而中共却恬不知耻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看来，几千万农民的命是小事，中共的面子是大事。
在毛统治中国的将近三十年中，中国农民被迫饿着肚皮，跟中共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其命运比沙皇时代的农奴悲惨多了。（毕竟农奴还能填饱肚子）。中国农民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最惨烈的时期。有人可能会觉得我有些夸张了，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据《人祸》披露，当时有的地方大修水利，党员监督着几十万民工。干活积极的，就赏一口酒喝，干活不积极的，就打，就让你下跪。要知道，当时的民工连肚子都填不饱。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景象。试问，这跟农奴又有什么区别？在当时中共的官员无所不管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事情绝对很普遍。毕竟，你能对这些流氓无产者出身而又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中共底层党员有什么自信呢？
纵观中共夺权后的中国农民命运，我们对农民的“站”起来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认识。中共先鼓动中国的淳朴农民搞起了血腥土改，使农民暂时“站”了起来。但中共的土改无异于杀人和抢劫，这不仅破坏了中国农村传统的道德伦理基础，还使农民一个个变成了像中共的流氓无产者那样的只知道斗争和杀人的暴民。同时，中共的土改也破坏了农村中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基础。之后的种种红色恐怖和群众专政运动以及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道德的每况愈下，应该说，都是中共土改深远的消极影响。而自从1949年“站”起来的农民呢？没过几年安稳日子便开始了中共统治下长达几十年的农奴生活。没有迁徙自由、生产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和住旅馆的自由都没有。邓小平时代以来，农民虽然被归还了一部分自由，但仍然没有摆脱农奴的身份。在共产党的暴政之下，他们被迫处在社会最底层，过着既没有财富更缺少社会尊严的生活。所以说，中共统治几十年来，农民被中共“赐予”的农奴身份形式上虽然有变化，但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化。今天中国大陆农民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
回顾中共统治以来的农民命运，我们发现，1949年以后，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以及中国农村的文化伦理基础被破坏殆尽，相应的，中国农民则更多的嬗变成了丧失伦理道德的暴民。他们变成了中共统治下没有多少自由的农奴罢了。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中共吹嘘的令农民 “站”起来的1949年以后。悲乎，喜乎？
（郭殇 民国一零一年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