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乌鲁木齐的航班上，我身边坐了一位公务员模样的人。闲聊之间，说起了王立军事件。他问我，你是如何评价王立军的？我说我没有资格评价王立军，因为我们的新闻从来就缺少真相，一会儿把王立军捧到天上，一会儿又把王立军贬到地下。
他说，我给你讲讲王立军的小故事，让你从另一个方面了解这个王立军。
有一次王立军主持召开重庆市公安干警会议，讲话时话筒出了故障，办公室主任立即换上了一个新的。故障排除了，但王立军很不满意，他说你连话筒的正常使用都不能保障，怎么还有资格当办公室主任？他立即召秘书过来，让他安排人起草文件，免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并保证在散会时把免去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发下去。
还有一次召开重庆公安系统高层会议，王立军批评刑侦总队的队长，说以刑侦技术大楼名义建的楼房进度太慢，刑侦总队队长说没有钱。王立军说你多抓几个老板不就有钱了吗？只要人弄进来了，还怕他不拿钱来吗？批评过几个部下之后，王立军语气一转又说你们都要感谢共产党，要是在封建社会，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拉出去砍头。
我说，王立军也太过霸道了，这谁能保证麦克风永远不出故障，对这个办公室主任的免职，也不通过组织程序，说免就免了，也不容人家申辩？再说那有钱的老板能想抓就抓？也太不讲法律了。
那人说，王立军干的就是这黑吃黑的活儿。你听说过“双起”事件吧，就是王立军说的，今后，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记者和撰稿人，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这就叫“双起”。其实在这个事件背后，还掩盖着另外一个人的辛酸眼泪。那人原是《人民公安》的一个记者，曾写过为王立军歌功颂德的三篇内参，由此，王立军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王立军当了重庆市的公安局长之后，就想请这个人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这个人答应了。但他身边的人却劝他说：“你虽然写过王立军，但你并没与他真正共过事，王立军那么强势，你万一与他发生矛盾，你后悔都来不及。”可他不听，执意到了重庆。王立军让他担任重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他也真正地为王立军鞍前马后地忙乎。但“双起”事件发生后，王立军认为他的这个政治部副主任没能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一下子把他贬到下面一个区里当公安局副局长去了。这个人见自己的前途暗淡，便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回了北京。
那人讲完王立军的故事，见我沉默不语，就问：“这会儿你对王立军应该有一个浅显的认识了吧！”
我说：“王立军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很不好评判，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那就是王立军这个人像个‘彪子’。这是网上的评价，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这个‘彪’就是我们常说的‘二’！”
那人一听，哈哈笑道：“你说的对，王立军就是一个二杆子，他不仅让别人给他当枪使，他还很不幸地给别人当了枪使。”
我说，重庆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第二次“文革”的发源地，“红歌”像星星之火，在几个月内就烧遍全国。可这个发起唱红歌的地方，竟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如果说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那也太文雅了点儿；有人说是遗笑万年的的闹剧，似乎又太夸张了些。只是我不知道你刚才所讲的王立军故事里有多少真实的成份。
那人说：“请别问我身份，我只能告诉你，我所讲的故事是绝对真实的，没有一点儿夸张。”
我望着窗外变幻无穷的白云，心里想道：别人似乎没有必要去编造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去诽谤王立军的，这故事也许有些夸张，但基本事实还应该是有的。这也许才是王立军最真实的一面。当王立军被四名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护卫着出入各种场合，以共和国卫士的身份摆出‘黑社会老大’之谱的时候，他当时是否想到过，有一天他会躲进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