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学界和考古界的研究表明，日本国土上出现最早的文字其历史年代对应于中国的东汉末期，也就是公元300年左右。这种在日本国土上最早出现的文字是汉字，是由中国学习引进的。据史籍记载，公元三世纪末，王仁从百济（今韩国境内）渡海到日本，献《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这是日本使用文字的开始。在日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汉字石碑也属于这一年代。
历史学界把文字记载的历史称为“信史”，在此之前的时代被称为“传说时代”。中国的“信史”要从中国的甲骨文时代算起，这样算来，当中国拥有了两千多年的信史之后，日本的“信史”才借助于中国的汉字刚刚开始。
《中庸》字被日本的皇族拿去作为族名，“大和民族”便由此而来。（网络图片）
比较一下今天最原始的非洲部落居民的文化形式，可以想象1800年前的日本人的文化状态。在第一次与早已经诞生了《诗经》、《春秋》、《易经》、《礼记》、《史记》、《汉书》等传世经典的辉煌的中国文化接触，没有文字历史的日本人肯定充满了震惊、惶惑与欣喜。在1800年前的历史环境中，两个文明差距如此之大的国家之间的往来肯定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上国，一个是穷居海隅、朦胧无知的蛮荒小邦，海岛小国对于雄踞于亚洲大陆上的中央帝国的那种发自心底的崇拜，恐怕怎么形容都不过分。于是，中华文明中代表核心价值两个字“中和”的“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字，被日本的皇族拿去作为族名，“大和民族”便由此而来。当然，“中”字他们是不敢拿的，因为“天下之中”属于亚洲大陆上的中央帝国。中央帝国最优美的服装“吴服”也被拿去做了国服，这就是所谓的“和服”（事实上，在日本国内，至今“和服”都被称为“吴服”）。就连今日被视为日本国粹的“忍者”也来自大陆上的中央帝国，乃江浙一带的马戏团东渡海峡，在日本定居下来，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忍者”文化。
在一个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华”两个字在日本就意味着先进、优美、宏大、合理，代表着最高的价值，是日本国从上到下唯一的学习和模仿对象。理所当然的，由汉字的引进所必然伴随的“中华思想”的引进成为引导日本人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光明途径。这并不是否认日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历史，作为日本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中华文明及中华思想都是客体，日本民族自身的发展才是日本文化的主体。这有点像今日的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思想文化的源头在欧洲，但是美国人却又在欧洲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历史的细节告诉我们，直到中国的明代中叶，中华文化和思想依然是日本人崇拜和学习的唯一外来文化。从皇室到大名，从文臣到武将，那种阅读中华典籍的痴迷，那种聆听中华上音的沉醉，在日本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屡有记载和表现。直到现代，这种崇拜中华文化的现象在日本的上流社会仍然得到很高的推重。日本现代的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本名叫福田定一，因为崇拜中国汉代的司马迁，所以给自己取的笔名为“司马辽太郎”，意思是“比司马迁差得很远的太郎”。2009年我去日本访问时拜访的日本著名右翼人物冈崎久彦（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政治顾问）家的客厅正中，悬挂的是中国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诸葛亮的《出师表》。
那么，在日本学者话语中的“中华思想”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6点：1、代表上天意志的尊严感；2、居于“天下之中”的道德优越感；3、优美的文明系统；4、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5、天人合一的完整政治结构；6、不容置疑的文明同化力量和拯救能力。
近两千年以来，日本人都是生活在这种“中华思想”的阴影之下，甚至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基于中华文化而产生的次文化系统，面对中华文化始终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感。但是，当西方开创出了工业文明，并且这种新兴的工业文明在与古老的农业文明的碰撞中显示出不可阻挡的压倒性的巨大优势之后，始终处在自卑状态下的日本人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文明取向，把自己原有的从属于中华文明的次文化系统全面转向西方的工业文明，并迅速发展出从属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次文化系统。
《脸背后的中国》节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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