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内需=国民内虚

公款吃喝是个老掉牙的话题。边吃边研究着如何治理，吃和说，都很磨牙，多年来在不懈批评和不断治理的过程中，有些人真的老掉了牙。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本市政协会上“总结点评”委员们的大会发言，大篇幅谈及“三公消费”。他指出，最难（解决）的是公款吃喝，“大酒店的价格扭曲了，这是公款吃喝的价格，如果不是公款吃喝，酒店的餐饮价格绝不可能有这么高。公款吃喝就是扰乱市场经济！”

抨击公款吃喝“扰乱市场经济”，可谓出了点新意，这里，还有自身的“经验体会”做根据。王荣说“大酒店的餐饮价格很贵，自己目前的收入一顿饭也请不起”。这说法，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了，一般老百姓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市委书记的“经验之谈”，肯定会招来网民的讥讽和谩骂，网民们不会承认高官和他们属于一类人，他们坚信，高官的消费与自身的合法收入之间，没有什么关联。

若有实权官员出面叫穷，舆情反馈都将是消极和负面的，这一点，对每个网络意见观察者来说，都是简单的常识。或许，那位叫穷的官员真的比较廉洁，网民真的冤枉了他——既便如此，真正让他蒙冤的，说到底还是他的同僚或上级、手下。

公款吃喝“扰乱市场经济”，观点并不错。据早些时候的调查，中国餐饮业营业额中，大约百分之二十是公仆们“代表人民消费”的，这领导潮流、示范民间的公款消费，就难免抬高人均消费数与全民幸福程度，导致市场信息扭曲。

公款吃喝一旦减少则导致多家饭店关门，则成为餐饮业的大灾难，这样的地方在全国并不少见。酒店老板最怕失去公款消费客户，甚至有过餐饮老板以保护企业为由，集体上书反对遏制公款吃喝的现象。

高、中档酒店的财务特点为公费占很大比重，餐饮业龙头企业靠公款吃喝支撑，此类地区的共同特点即“民穷”，或者叫“官富民穷”。平心而论，深圳还是比较不错的地方，这里公款消费数额对餐饮业产生很大影响，而在许多地区，公款消费对餐饮企业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故而，网友戏言“腐败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公仆，是餐饮业的中流砥柱；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餐饮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必担心失去公款吃喝支撑后的餐饮业，要是那一天到来，老百姓的日子才真好过了，饭店的生意才会真正好起来，餐饮业GDP反映的就是健康发展、货真价实的国民经济。

在早我说过：“我们相当的一部分GDP是可耻和愚昧的，记录了耻辱、不智、虚伪和罪恶”。像公款吃喝，就产生不少GDP，可将其当作“可耻GDP”的典型例证。

“公款吃喝扰乱市场经济”是个小错误，就算是一种罪行，也无法追查。因此，抨击与追究公款吃喝还得讲政治、讲制度、讲法治。公款吃喝其实就是直接“喝血”，拿走的是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夺走公众医疗费、学费和居住空间，其性质，当属彻头彻尾的“公仆犯罪”。

公款吃喝拉动内需的理论也不错——以国民“内虚”为代价，确实拉动“公仆”的内需。

公款吃喝久禁不止，具有鲜明的标志意义：其一，连一张贪吃的嘴巴都管不住，其他的严管和吏治也皆成扯淡；其二，没有民主机制监督、制衡的权力系统，将“不透明财政”和“随意聚财用财”视为命根子，公款吃喝之所以成为“必需”，概因这一“权力福利”或“工作方式”，处在“反反腐”与“反民主”的阵地前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