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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怕大乱 清末言论报国的奇蹟(图)

作者:黄秀辉  2011-11-24 17:0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2

发动双十起义的文学社《大江报》,一篇短短的时评鼓吹革命不怕大乱,震惊朝廷,封报抓人,却振奋士气,成为推动起义的一声号角。


大陆描绘辛亥革命的连环画,辛亥革命前夕武汉《大江报》鼓动革命的言论。(网络图片)

在“言论报国”的壮烈故事中,有一张报纸创造了“二百三十个字推翻清政府”的奇迹。一九一一年的清朝政府摇摇欲坠,这时偏偏有些人不怕乱子大,要担当那“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群人就是以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代表的报人。

考之中国近现代报业史,“时评中兴”必定与社会政治改良互为因果。十九世纪末,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主编的《国闻报》,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创办的《湘报》等二十多家报刊,都是以刊登时评和杂文为主,利用言论空间鼓吹“变法”,推动了“百日维新”。二十世纪上半叶,更有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一大批报刊,“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储安平语),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去实践“言论报国”。

黄侃二百余字时评震撼江城

《大江报》是武汉地区颇有影响的革命派报刊,是文学社的机关报,文学社的社员都是新军的下级军官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同盟会会员黄侃从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报社为其设宴接风。席间,詹大悲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请黄侃为《大江报》写一篇时评,黄侃乘醉一挥而就,题目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全文只有二百三十个字: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形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这篇短文,情绪从沉痛悲愤转而慷慨激昂,行文跌宕起伏,一气呵成,读来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次日,此文署名“奇谈”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黄侃故得以脱险。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对于大清的统治是狠狠的一击,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当时的报人称赞说,“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大陆时评难写,深浅不易把握

继承报业先贤的论政传统,一直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人的追求。一九九七年鄢烈山在《南方周末》主持《时事纵横》版,一九九九年李方在《中国青年报》主持《青年话题》版,都曾经在报纸评论中领风气之先。到本世纪初,以《南方都市报》首辟时事评论版、而且每天两个版的规模为发端,国内媒体竞相设立时评版,一时引爆第三次“时评热”。

目前,在严格的媒体管制下,大陆媒体的时评还停留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和以古非今的阶段,谁也不敢直接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即使你说了,编辑也会给你砍掉;即使编辑保留了,到了主任和主编那里也留不下。我曾给《中国青年报》投过七篇时评,只发表了一篇,我问编辑是不是我写的还不到位,他告诉我:“不是你写得不好,是因为你写的太深了,对于个案不要直接深入到政治体制,而是要尽可能还原和关注事实真相,要有建设性意见,不要先入为主地加入情绪和立场,这样容易撕裂社会情绪......”

时评写作的深浅很难把握,就像一个风流贪官在纪委接受调查时的表白一样:我刚插进去,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毅然拔了出来。党性能战胜人性?我在写时评时,既然插进去了,就什么也想不到了,是绝对不会拔出来的。尽管时评难写,但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辛勤耕耘,“插进去”的稿子被报纸编辑“拔出来”后,他们再插进自己的博客和论坛中,得到无数的转播。

黎明前需要杂文表达政治幽默

与“时评热”相比,“杂文热”一直没有出现。我说的杂文,是指“纯杂文”,就是像鲁迅和韩寒写的那种杂文,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目前,刊登这种杂文的大陆媒体很少。以杂文命名的报刊只有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杂文报》与《杂文月刊》,吉林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杂文选刊》。杂文属于文学类,但我国的文学杂志是宣传“做鬼也幸福”的,其杂文栏目只刊登游山玩水和游龙戏凤的随笔。我国的报纸基本取消了副刊,只有《三晋都市报》副刊、《人民日报》大地副刊、《深圳特区报》等几家报纸还在刊登不痛不痒的杂文。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杂文。好的杂文,被誉为“匕首”或“投枪”,可以起到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作用。杂文很有市场,为什么韩寒的博客成为“中国第一博”?就因为他的博文是杂文体裁,很有“鲁迅味道”,胜过他自己的小说。对于这样的“笼子空间”,市场化媒体应该充分利用。如果杂文出了“导向问题”,媒体领导完全可以用“杂文是文学”来作为谢罪理由,何乐而不为呢。我预测,中国的杂文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其根据是:

一个国家要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需要四个条件:第一,是它走了很多弯路、回头路,有桥不走,摸著石头过河,历经苦难、浩劫和悲剧重演;第二,至少要经过两代人的创作才能产生优秀作品,如果时间太短,人们来不及醒悟和深刻反思荒谬;第三,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已经看到黎明,因为身在黑暗之中,人的政治幽默感被压制,只有在刚走出黑暗之时才会爆发。第四,这个国家的政府害怕言论自由并想方设法地限制言论自由。因为如果人们对现行的政治体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批评自由,并有独立司法和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就可以正当的抒发,而不需要太多的幽默。和抗议就会通过正常的渠道去表达,而用不着以政治幽默的方式表达。在不违宪、不违法的前提下,媒体可以使用的言说空间,远大于已经使用的言说空间。

(作者为大陆资深新闻工作者,现供职于文化传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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