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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已把媒体逼回“甲骨文”时代(图)

2013-01-19 12:58 作者:黄秀辉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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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人长久积累的不满与怨愤的集中爆发。(网络图片)

“南周事件”发酵后,中宣部向全国媒体发出禁令,要求编辑记者“不得继续在网络上发言支持南方周末”,但媒体编辑们则是“道高一丈”。新闻大户网易网站用五条“今日焦点新闻”组成了“藏头诗”:南方周末加油。《新京报》网络版1月9日,头条为《我们还是在被动的位置》,曲线声援《南周》;第二条则是散文《南方的粥》,文章写道:“一碗热滚滚的砂锅粥,来自南方大地,……它似乎也有一颗勇敢的心,……告诉我们安慰和爱的力量。”《潇湘晨报》用四篇评论围住一巨幅广告,广告词为:拨打96360,订购除虫灭害服务,“杀光”为止。

媒体的隐曲表达是逼出来的。“南周事件”是中国媒体人长久积累的不满与怨愤的集中爆发,因为在中宣部的管制下,中国媒体已逼退到隐晦的“甲骨文”时代。

2010年“两会”期间,发生了湖北省长李鸿忠抢夺女记者录音笔事件,中宣部对此下令让媒体噤声。我不知此情,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电子信,质问他们“为什么哑巴了?”没想到编辑却很认真地给我回了一封信:“您说我们没有反映李鸿忠事,也是。不过也不尽然。因有明确禁令,不能违犯。但我们曲笔传达了。请您花多几秒时间回味下面这个漫画及小学生来信。”那幅漫画的标题是《新款录音笔:超级防抢》,画面是一只手握住一支带有钢刺的录音笔,录音笔的铁链子铐在那只手的手腕上;小学生来信的标题是《做错事就该道歉》。

面对中宣部多如牛毛的禁令,各媒体不得不在字里行间玩起了文字游戏,用双关、隐喻、联想等手法,隐曲地来传递可怜的真实信息,以求得良心上的安慰。7∙23动车惨案第二天,中宣部就下令,要求媒体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报导主题,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对事故原因不要挖掘,死伤数字以权威部门发布为准,不要做反思和评论等等。7月29日,遇难者“头七”当天,中宣部下达了第三道禁令:监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境内外舆情趋于复杂,各媒体、网站要迅速降温,除正面报导和权威部门发布的动态消息外,不再做任何报导,不发任何评论。这道禁令致使上百家报刊连夜撤稿改版。但是,7月30日这天,多家报刊依然刊发了已经编辑好的版面,或以“甲骨文”的方式与中宣部博弈:

《厦门商报》头版用火车头穿插巨大的“恸”字,配以著名学者易中天写的悼诗“同车的你”,读来催人泪下。电影人程青松在微博上评价道:“我听到的是号角声”。

《新京报》头版头条是一条气象新闻:“七日雨未绝,一日两预警”。执行总编辑王跃春在微博上公开而自豪地承认这是借气象指桑骂槐。

上海《青年报》头版开天窗抗议,只放了一张温家宝鞠躬的照片,以及出事动车D301和D3115两个编号,最下边则是一行小字:2011年7月23日20:34。独特的版式胜过千言万语。

上海《东方早报》也罕见地以纯文字、大幅留白、变换字体大小的方式,摘录温家宝答记者问:“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救人。铁道部是否做到,要实事求是回答”。

中国媒体不但已经被逼退到“甲骨文”的时代,也被逼成“梁上君子”,被逼到“躲猫猫”的游戏中,被逼得用诗歌、天气预报、广告、漫画、字号、天窗来代替新闻。

然而,在1月4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提问发言人华春莹:“《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宣传部删改,是否有悖于中方提倡的新闻自由?”华称“不了解具体情况,这也不属于外交事务……但在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华春莹的谎言欺骗了世界。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专访时披露:“2003年初萨斯(SARS)盛行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多达30多条,甚至对头版等重要版面稿件内容、排版位置及标题字型大小、图片的规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确规定。”“直接由官员打电话去报社某一个负责人,单线跟他联系。然后指示他们必须这样做这样做,不准说他们是谁指示的,这是谁下令的,反正你们就执行。……所有人事任免、去留都操作在他手中,他们就利用利益的槓杆来进行调控,秘而不宣,但是非常的有效。”

中共的新闻审查制度是由体制决定的。《南风窗》总编朱学东在《京华时报总编朱德付离职启示录》中说:“近十年间无数的天才的报人折戟沉沙,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心怀理想的报人,最终如不是投靠招安,投身‘体制内’的怀抱,洗白‘体制外’的身份,无外乎三个宿命:或身首异处,马革裹尸;或偏安一方,潦倒终身;再或是佯狂装傻,架鹰走狗!”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市场化媒体负担沉重,不仅要养活报业集团,而且顶着“党”的管制、打压,还担负起了拉动中国社会运动、拉动中国迈向公民社会的历史重任,包括启蒙民主思想、诠释普世价值、推动法治、普及公民意识等等,可谓戴铐前行。

在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有良知的媒体人,既勇且智,他们洞晓“红线”和“底线”,充分利用现实中的疏漏和缝隙,尽可能地披露真相,说真话,承担媒体的责任。但是,中国毕竟是“党天下”,有良知的媒体人不断遭到整肃,而且愈演愈烈。2011年,中宣部发布新闻报导十条禁令,舆论空前收紧。

中国的一部分媒体完全属于“党”,它们只对“党”负责。但是,大部分媒体是双轨制,它们在经济上靠市场,因此要对社会、读者负责,否则办不下去;但同时,它们在政治上,又受“党”的宣传部门的领导和管控,如其有人事任免权、决策舆论导向、布置宣传任务、进行新闻审查等等。一些媒体人自嘲:下半身在市场,上半身在体制。

正是这一部分媒体人对新闻自由有更强烈的要求,对中宣部的管控更反感,内心有更强烈的抵制情绪。此次南周事件,正是媒体人要求新闻自由、反抗当局管制媒体的体现,他们不接受永远用“甲骨文”的方式报导新闻、表达意见。因此这是一场媒体人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看中国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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