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重创外交 许多国家烧起反政府战火(图)

超越国界的文革
　　
中国文革发生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这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上层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取代苏联，北京应该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泽东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的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首要任务：宣传毛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中国派出的使节、专家，首要任务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发行到海外。据新华社1967年11月24日报导，文革一年，中国已经出版25种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红场斗“苏修”　学生被赶走
　　
要革命，就要同修正主义做斗争。1967年发生的“红场事件”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在文革开始以前，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关系曾经最密切的社会主义盟友彻底决裂。
　　
1967年1月，一批中国在法国和芬兰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文革，途经苏联首都莫斯科。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批准和支持下，他们到红场的列宁墓去与“苏修”做斗争。他们在列宁墓前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赞颂苏联已经清算过的暴君斯大林。
　　
这种做法既是对苏联的公开挑衅，也违反了在红场列宁墓不得大声喧哗的规定。苏联警察因此强行将中国留学生带离红场，送往飞机场和火车站，驱逐出境。
　　
中国大使馆为他们每个人戴上大红花，称赞他们是反修英雄。这些留学生还在火车站大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苏联领导人的口号。
　　
周恩来则发电报慰问这些留学生，并且通过中国外交部向苏联表示强烈抗议，说“苏联人民一定会起来造修正主义头子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粉碎修正主义的统治。”

接线员拒接苏联高层电话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急于通过中苏热线电话与毛泽东直接商讨结束冲突问题。但是中方接线员竟对他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当场挂断了电话，使中苏两国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通上电话。
　　
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却表扬这个接线生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使馆汽车压毛像　车被烧毁人挨斗
　　
在苏联的卫星国蒙古，中方人员散发毛泽东像和著作，利用华侨学校师生向华侨和蒙古人宣传毛泽东思想。蒙古政府因此宣布驱逐三位学校老师出境。
　　
在中国外交部的指示和鼓励下，中方人员不顾蒙古方面的劝阻，坚持在火车站为这三个教师送行时朗读毛泽东的语录，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唱《国际歌》，结果与蒙古警方人员发生冲突。
　　
此后不久，蒙古驻华大使馆的一辆汽车在北京友谊商店门口无意中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海报，车上的蒙古大使夫人和两个蒙古外交官躲进友谊商店，在场的中国人把司机揪下车，当场烧毁了这辆汽车。
　　
中国政府向蒙古提出强烈抗议，说这是猖狂的反华行径，并且宣布把这个司机驱逐出境。这个司机在回国途中经过内蒙的二连浩特时又被揪下火车“批斗”了一顿。

境外造神　重创外交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中国不惜牺牲国与国关系，其中许多国家在文革前与中国关系很密切。
　　
1967年，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缅甸政府下令禁止佩戴毛泽东像章和毛的著作，开除有关的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
　　
1967年6月，缅甸因此发生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都受到冲击，造成十几个华侨和一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国在北京组织了20多万人的示威游行，经毛泽东同意，人们喊出了打倒缅甸领导人奈温的口号。中缅关系彻底恶化。

结怨友邦　被指颠覆
　　
在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斯里兰卡，中国外交人员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斯里兰卡政府的警惕，禁止毛泽东的画像和著作进入斯里兰卡，并且在1967年8月在一艘中国船上搜出准备偷运进入斯里兰卡的一箱毛泽东像章。斯里兰卡政府向中国提出交涉，中国却指责斯里兰卡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
　　
1970年10月，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时，在大使馆门前挂出大标语写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无异于在一个民主国家鼓吹暴力革命。斯里兰卡政府对此非常不满。
　　
在与中国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国外交官和外援专家的组织和鼓动下发生了一些“造反”行动，迫使西哈努克为首的柬埔寨政府驱逐了两个中国专家，并且限制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禁止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的像章。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毛主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问中国，要求中国不在柬埔寨宣传文革。但是周恩来却要求西哈努克“允许柬埔寨华侨有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
　　
西哈努克表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
　　
美国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说：“西哈努克就曾经要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来是周恩来再三做了解释以后，他才没有这样做。”

报纸反华=国家反华
　　
巴基斯坦是中国最忠实的盟友之一。1970年，巴基斯坦两家报纸在报导台湾消息时把台湾称为国家。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国内报告说“巴基斯坦报刊反华”，建议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进一步上纲，把“巴基斯坦报刊反华”说成是“巴基斯坦反华”，而且对巴基斯坦提出“强烈抗议”。
　　
巴基斯坦外长解释说，那是报纸的说法，政府无法控制，但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代办傲慢地拒绝接受他的解释。于是，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指示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紧急约见中国总理周恩来。
　　
这位大使见到周恩来之后，马上拿出一本文革时最时髦的《毛主席语录》，读了一段话：“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然后他对周恩来说，印度攻击巴基斯坦的对华政策，中国应该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令事先并不知情的周恩来十分尴尬。

惹祸到非洲　外交官被逐
　　
在同中国十分友好的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中方专家在1967年把文革带到一个援建的纺织厂。他们在工地上竖起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放毛泽东的语录歌和文革歌曲，抓走资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宣传“造反有理”，鼓动他们对坦桑尼亚政府造反。
　　
程映红教授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1968年亲自到北京，当面要毛泽东和周恩来解释一些中国的援外工人和专家在坦桑尼亚煽动坦桑尼亚工人向政府造反的情况。非洲很多国家都把中国的外交官驱逐走了，或者采取措施，把两国关系降温、降级。这些都说明文革给中国和这些传统上友好国家的关系带来打击。

支持外国反政府武装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文革期间加强了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后就一直在东南亚大力扶植和支持共产党人进行武装斗争，输出革命。
　　
1965年8月，中国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了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长篇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其中说道：“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
　　
当时的中共认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国主义势力最薄弱的地区。中国可以以东南亚和亚洲地区为中心，先把红旗插到亚非拉，然后插遍全球。
　　
为此，中共曾经直接支持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新加坡、柬埔寨、老挝、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的共产党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组织从事反政府暴力活动。

邓小平先劝打后劝和
　　
中国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马来亚共产党的反政府暴力活动。1961年，马来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的和平进程。
　　
但是中共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由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出面，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配合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因此延长了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购买军火，并且于1969年1月在中国的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汉语方言进行广播。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马共与政府和解，这个电台撤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劝说马共与政府和解的人就是当年劝说马共坚持武装斗争的邓小平。

出人出钱放虎归山
　　
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国家相邻的省份中有一些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国家的人属于同一个民族。毛泽东和中共明确地告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可以到中国的这些少数民族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
　　
1970年，毛泽东接见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时就提出让老挝共产党到云南的老挝族中去征兵。毛泽东说：“可以到广西一带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他还说，当年李宗仁和白崇喜的部队就有这些少数民族，很能打仗。
　　
中国在文革前曾经保证不公开支持缅甸共产党，不允许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露面。到了文革，所有禁忌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在中国公开活动，在中国报刊上发表文章，煽动推翻缅甸政府。
　　
毛泽东还批准在中国居住了17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派出部队护送他们进入缅甸境内的安全地带，而且在途中曾经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
　　
中国还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一些军事顾问，与缅共游击队并肩作战。文革期间，有大约两千名在云南的知青进入缅甸参加了缅共游击队，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他乡的战场上。

香港烽火急
　　
狂热的中国人在文革初期还要同帝国主义做斗争。当时最大的一场“反帝反殖”斗争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次事件是香港左派暴动直接引起的。
　　
1967年5月6日，香港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工人罢工，并且同警察发生冲突。香港左派乘势采用文革方式张贴大字报，进行抗议示威。港英当局派出警察强力镇压。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还在北京、广州等地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声讨港英当局，支持香港左派。一场香港的劳资冲突演变成一场中国政府同港英当局的冲突。
　　
文革初期，一些广州的红卫兵就潜入香港，秘密制造手榴弹等武器，准备与港英当局进行暴力对抗。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香港左派在香港使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包括进行暗杀活动。
　　
1967年7月8日，在香港与中国大陆接壤的沙头角，中国民兵越界进入香港一侧，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中国边防部队也参加了战斗。结果有5名香港警察被打死。同日，香港市中心发生暴力示威，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
　　
港英当局则以更强硬的武力手段对付左派，并且查封三家左派报纸，逮捕几十名报社工作人员。中国外交部立即提出紧急照会，要求港英当局在48小时之内撤销停刊令，释放被捕人员。港英当局加以拒绝。

火烧代办处周恩来道歉
　　
结果，北京一批红卫兵在8月22日冲进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殴打英国外交官和家属，焚烧了9辆汽车、代办处大楼和英国代办的官邸。第二天的《人民日报》报导说：“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举行了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并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当时并不想强行收回香港，而是要继续利用香港与外界保持联系。因此，左派暴动实际上干扰了毛泽东对香港的设想。在当年12月，周恩来下令停止抗争，这次“反英抗暴斗争”以中方退让告终。
　　
期间，一共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伤，被捕的人将近5000人。周恩来后来说：“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但是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来才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表示道歉。

如此“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在1967年，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冲击的还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
　　
根据中国出版的外交史，在1967年前后一年里，在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48个国家里，有将近30个由于中国宣传文革而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结果，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三十多个减少到6个。就连一贯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北韩都曾经与中国发生分歧。
　　
德拉瓦州立大学教授程映红博士说：“北韩处于中苏之间，不愿意明确地表现出袒护中共的立场。当时的红卫兵和激进左派就认为他们是所谓的‘朝修’，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看到这种宣传文革和毛泽东思想的方式效果很差，只好出面制止。
　　
程映红教授说：“到了1969年以后，特别是发生了冲击和烧毁英国代办处这个事件以后，毛亲笔写下了对外宣传要注意策略，要有针对性，不要强加于人。他特别针对在对外商品广告上印上他的头像，印他的画，送给别人‘小红书’，以及他的头像，他特别针对这些东西写道：这些东西都不妥，要取消。这就说明他原来是知道的，原来至少是默许的。”

唯一坚定盟国──买来的？
　　
当时，中国对这种外交困境的解释是，这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结果。唯一一个同中国坚定地站在一起的是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的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国当时的极左思潮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极为吻合，中国也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阿尔巴尼亚艺术家甚至把毛泽东1961年11月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写成歌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成为当时少见的“外国流行歌曲”。
　　
不过，1971年中国和美国改善关系之后，阿尔巴尼亚表示非常不满，说中国“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程映红教授说：“中美关系解冻对于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阿尔巴尼亚很明显就认为，中国向国际帝国主义妥协了。毛泽东死了以后，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他们认为中共‘变修’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

秘鲁毛派武装反邓袭击中国使馆
　　
至此，中阿分歧公开化，两国的盟友关系彻底破裂。
　　
还有一个“反目为仇”的事例也与文革有关。在1967年到1968年文革期间，秘鲁共产党的反政府武装“光辉道路”的创建人古兹曼在北京受训，极其崇拜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鲁后，古兹曼分裂了秘鲁共产党，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光辉道路”派的领导人。
　　
1979年，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联手逮捕“四人帮”，“光辉道路”派在秘鲁首都利马街头张贴出反对邓小平的标语。在中国审判“四人帮”时，“光辉道路”游击队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国大使官邸和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以示抗议。

停止输出革命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采取务实的做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式放弃对各国共产党反政府暴力活动的支持，中共的输出革命才算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