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國界的文革
中國文革發生在中蘇關係破裂之後。這時的毛澤東和中共上層一些人認為，中國應該取代蘇聯，北京應該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澤東才是世界革命的領袖。
1966年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的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要謙虛謹慎，還要當仁不讓。」
首要任務：宣傳毛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作為駐外使領館的主要任務。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說：中國派出的使節、專家，首要任務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
1966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把《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詩詞》翻譯成幾十種文字發行到海外。據新華社1967年11月24日報導，文革一年，中國已經出版25種外文毛主席著作，共460多萬冊，發行到全世界148個國家和地區。」
紅場斗「蘇修」 學生被趕走
要革命，就要同修正主義做鬥爭。1967年發生的「紅場事件」帶有濃厚的文革色彩。在文革開始以前，中國和蘇聯這兩個關係曾經最密切的社會主義盟友徹底決裂。
1967年1月，一批中國在法國和芬蘭的留學生回國參加文革，途經蘇聯首都莫斯科。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批准和支持下，他們到紅場的列寧墓去與「蘇修」做鬥爭。他們在列寧墓前高聲朗讀毛澤東的語錄，讚頌蘇聯已經清算過的暴君斯大林。
這種做法既是對蘇聯的公開挑釁，也違反了在紅場列寧墓不得大聲喧嘩的規定。蘇聯警察因此強行將中國留學生帶離紅場，送往飛機場和火車站，驅逐出境。
中國大使館為他們每個人戴上大紅花，稱讚他們是反修英雄。這些留學生還在火車站大聲朗讀毛澤東的語錄，高唱《國際歌》，高呼打倒蘇聯領導人的口號。
周恩來則發電報慰問這些留學生，並且通過中國外交部向蘇聯表示強烈抗議，說「蘇聯人民一定會起來造修正主義頭子的反，罷他們的官，奪他們的權，粉碎修正主義的統治。」
接線員拒接蘇聯高層電話
1969年3月，中國和蘇聯發生邊境武裝衝突。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急於通過中蘇熱線電話與毛澤東直接商討結束衝突問題。但是中方接線員竟對他說，「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麼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當場挂斷了電話，使中蘇兩國領導人幾個月以後才通上電話。
但是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康生卻表揚這個接線生罵得好，政治水平高。
使館汽車壓毛像 車被燒燬人挨斗
在蘇聯的衛星國蒙古，中方人員散發毛澤東像和著作，利用華僑學校師生向華僑和蒙古人宣傳毛澤東思想。蒙古政府因此宣布驅逐三位學校老師出境。
在中國外交部的指示和鼓勵下，中方人員不顧蒙古方面的勸阻，堅持在火車站為這三個教師送行時朗讀毛澤東的語錄，喊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唱《國際歌》，結果與蒙古警方人員發生衝突。
此後不久，蒙古駐華大使館的一輛汽車在北京友誼商店門口無意中壓上一張掉在地上的印有毛澤東頭像的海報，車上的蒙古大使夫人和兩個蒙古外交官躲進友誼商店，在場的中國人把司機揪下車，當場燒燬了這輛汽車。
中國政府向蒙古提出強烈抗議，說這是猖狂的反華行徑，並且宣布把這個司機驅逐出境。這個司機在回國途中經過內蒙的二連浩特時又被揪下火車「批鬥」了一頓。
境外造神 重創外交
為了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文革，中國不惜犧牲國與國關係，其中許多國家在文革前與中國關係很密切。
1967年，中國在緬甸的大使館和新華社分社在華僑中大力宣傳文革，鼓勵華僑學生帶著毛澤東的像章和《毛主席語錄》上學。緬甸政府下令禁止佩戴毛澤東像章和毛的著作，開除有關的華僑學生，關閉華僑學校。
1967年6月，緬甸因此發生反華騷亂，華僑學校、新華社和中國大使館都受到衝擊，造成十幾個華僑和一名中國專家死亡。中國在北京組織了20多萬人的示威遊行，經毛澤東同意，人們喊出了打倒緬甸領導人奈溫的口號。中緬關係徹底惡化。
結怨友邦 被指顛覆
在與中國關係密切的斯里蘭卡，中國外交人員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引起斯里蘭卡政府的警惕，禁止毛澤東的畫像和著作進入斯里蘭卡，並且在1967年8月在一艘中國船上搜出準備偷運進入斯里蘭卡的一箱毛澤東像章。斯里蘭卡政府向中國提出交涉，中國卻指責斯里蘭卡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
1970年10月，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舉辦國慶招待會時，在大使館門前挂出大標語寫著：「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無異於在一個民主國家鼓吹暴力革命。斯里蘭卡政府對此非常不滿。
在與中國非常友好的柬埔寨，在中國外交官和外援專家的組織和鼓動下發生了一些「造反」行動，迫使西哈努克為首的柬埔寨政府驅逐了兩個中國專家，並且限制華僑學校教授毛澤東思想，禁止散發《毛主席語錄》和毛澤東的像章。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發表公開信說：「崇敬毛主席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權利」。
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訪問中國，要求中國不在柬埔寨宣傳文革。但是周恩來卻要求西哈努克「允許柬埔寨華僑有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
西哈努克表示，這等於「授權我們的中國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間進行顛覆活動」。
美國德拉瓦州立大學教授程映紅說：「西哈努克就曾經要下令召回駐北京大使。後來是周恩來再三做瞭解釋以後，他才沒有這樣做。」
報紙反華=國家反華
巴基斯坦是中國最忠實的盟友之一。1970年，巴基斯坦兩家報紙在報導臺灣消息時把臺灣稱為國家。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向國內報告說「巴基斯坦報刊反華」，建議外交部提出抗議。中國外交部進一步上綱，把「巴基斯坦報刊反華」說成是「巴基斯坦反華」，而且對巴基斯坦提出「強烈抗議」。
巴基斯坦外長解釋說，那是報紙的說法，政府無法控制，但是並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但是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代辦傲慢地拒絕接受他的解釋。於是，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指示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緊急約見中國總理周恩來。
這位大使見到周恩來之後，馬上拿出一本文革時最時髦的《毛主席語錄》，讀了一段話：「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然後他對周恩來說，印度攻擊巴基斯坦的對華政策，中國應該明白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做法令事先並不知情的周恩來十分尷尬。
惹禍到非洲 外交官被逐
在同中國十分友好的非洲國家坦尚尼亞，中方專家在1967年把文革帶到一個援建的紡織廠。他們在工地上豎起毛澤東的畫像和語錄牌，放毛澤東的語錄歌和文革歌曲，抓走資派，組織「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尚尼亞工人中宣傳「造反有理」，鼓動他們對坦尚尼亞政府造反。
程映紅教授說：「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1968年親自到北京，當面要毛澤東和周恩來解釋一些中國的援外工人和專家在坦尚尼亞煽動坦尚尼亞工人向政府造反的情況。非洲很多國家都把中國的外交官驅逐走了，或者採取措施，把兩國關係降溫、降級。這些都說明文革給中國和這些傳統上友好國家的關係帶來打擊。
支持外國反政府武裝
不僅如此，中國還在文革期間加強了對各國共產黨反政府暴力活動的支持。中共從1949年建政以後就一直在東南亞大力扶植和支持共產黨人進行武裝鬥爭，輸出革命。
1965年8月，中國以林彪的名義發表了紀念抗戰勝利20週年的長篇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其中說道：「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鬥爭當成自己的共產主義責任。」
當時的中共認為，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帝國主義勢力最薄弱的地區。中國可以以東南亞和亞洲地區為中心，先把紅旗插到亞非拉，然後插遍全球。
為此，中共曾經直接支持馬來西亞、泰國、緬甸、新加坡、柬埔寨、寮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斯里蘭卡、秘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和墨西哥等國的共產黨以及非洲一些國家的組織從事反政府暴力活動。
鄧小平先勸打後勸和
中國在文革前一直扶植和支持馬來亞共產黨的反政府暴力活動。1961年，馬來亞共產黨決定放棄武裝鬥爭，準備以合法政黨身份加入國內的和平進程。
但是中共將馬共領導人陳平等人召到北京，由當時的中共總書記鄧小平親自出面，要求馬共堅持武裝鬥爭，配合以越南戰場為中心的東南亞「革命高潮」的到來。
馬來亞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因此延長了二十多年。在這期間，中共向馬共提供資金購買軍火，並且於1969年1月在中國的湖南省益陽市建立了「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臺」，用馬來語、泰語、英語和一些漢語方言進行廣播。
1981年，在中共的敦促下，馬共與政府和解，這個電臺撤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勸說馬共與政府和解的人就是當年勸說馬共堅持武裝鬥爭的鄧小平。
出人出錢放虎歸山
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國家相鄰的省份中有一些少數民族與東南亞國家的人屬於同一個民族。毛澤東和中共明確地告訴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人，可以到中國的這些少數民族中招兵買馬，擴大隊伍。
1970年，毛澤東接見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黎筍時就提出讓寮國共產黨到雲南的寮國族中去徵兵。毛澤東說：「可以到廣西一帶招一些壯族人，到雲南招一些傣族人。」他還說，當年李宗仁和白崇喜的部隊就有這些少數民族，很能打仗。
中國在文革前曾經保證不公開支持緬甸共產黨，不允許緬共領導人在中國公開露面。到了文革，所有禁忌都被打破。緬共領導人在中國公開活動，在中國報刊上發表文章，煽動推翻緬甸政府。
毛澤東還批准在中國居住了17年的大批緬共成員回緬甸開展武裝鬥爭。中國派出部隊護送他們進入緬甸境內的安全地帶，而且在途中曾經與緬甸政府軍發生過戰鬥。
中國還向緬甸共產黨派出一些軍事顧問，與緬共游擊隊併肩作戰。文革期間，有大約兩千名在雲南的知青進入緬甸參加了緬共游擊隊，其中有一千多人死在他鄉的戰場上。
香港烽火急
狂熱的中國人在文革初期還要同帝國主義做鬥爭。當時最大的一場「反帝反殖」鬥爭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這次事件是香港左派暴動直接引起的。
1967年5月6日，香港一家工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罷工，並且同警察發生衝突。香港左派乘勢採用文革方式張貼大字報，進行抗議示威。港英當局派出警察強力鎮壓。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抗議，還在北京、廣州等地組織大規模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聲討港英當局，支持香港左派。一場香港的勞資衝突演變成一場中國政府同港英當局的衝突。
文革初期，一些廣州的紅衛兵就潛入香港，秘密製造手榴彈等武器，準備與港英當局進行暴力對抗。在中國政府的鼓勵下，香港左派在香港使用暴力手段進行鬥爭，包括進行暗殺活動。
1967年7月8日，在香港與中國大陸接壤的沙頭角，中國民兵越界進入香港一側，與香港警察發生衝突，中國邊防部隊也參加了戰鬥。結果有5名香港警察被打死。同日，香港市中心發生暴力示威，有人向警察投擲炸彈。
港英當局則以更強硬的武力手段對付左派，並且查封三家左派報紙，逮捕幾十名報社工作人員。中國外交部立即提出緊急照會，要求港英當局在48小時之內撤銷停刊令，釋放被捕人員。港英當局加以拒絕。
火燒代辦處周恩來道歉
結果，北京一批紅衛兵在8月22日衝進英國駐北京代辦處，毆打英國外交官和家屬，焚燒了9輛汽車、代辦處大樓和英國代辦的官邸。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報導說：「首都紅衛兵和革命群眾一萬多人......舉行了聲討帝國主義反華罪行大會，並激於義憤，對英國駐華代辦處採取了強烈的行動。」
然而毛澤東當時並不想強行收回香港，而是要繼續利用香港與外界保持聯繫。因此，左派暴動實際上干擾了毛澤東對香港的設想。在當年12月，周恩來下令停止抗爭，這次「反英抗暴鬥爭」以中方退讓告終。
期間，一共有50多人死亡，800多人受傷，被捕的人將近5000人。周恩來後來說：「由於鬥爭的不斷升級，已升到騎虎難下，難以控制的地步，使我們自己很被動。」但是直到1971年3月2日，周恩來才就「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對英國公開表示道歉。
如此「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在1967年，由於種種原因受到衝擊的還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
根據中國出版的外交史，在1967年前後一年裡，在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48個國家裡，有將近30個由於中國宣傳文革而同中國發生外交糾紛。結果，中國駐外領事館由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三十多個減少到6個。就連一貫同中國關係密切的北韓都曾經與中國發生分歧。
德拉瓦州立大學教授程映紅博士說：「北韓處於中蘇之間，不願意明確地表現出袒護中共的立場。當時的紅衛兵和激進左派就認為他們是所謂的‘朝修’，是修正主義。」
毛澤東看到這種宣傳文革和毛澤東思想的方式效果很差，只好出面制止。
程映紅教授說：「到了1969年以後，特別是發生了衝擊和燒燬英國代辦處這個事件以後，毛親筆寫下了對外宣傳要注意策略，要有針對性，不要強加於人。他特別針對在對外商品廣告上印上他的頭像，印他的畫，送給別人‘小紅書’，以及他的頭像，他特別針對這些東西寫道：這些東西都不妥，要取消。這就說明他原來是知道的，原來至少是默許的。」
唯一堅定盟國──買來的？
當時，中國對這種外交困境的解釋是，這是「帝、修、反反華大合唱」的結果。唯一一個同中國堅定地站在一起的是人口只有兩百多萬的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
中國當時的極左思潮與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極為吻合，中國也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阿爾巴尼亞藝術家甚至把毛澤東1961年11月給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譜寫成歌曲《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成為當時少見的「外國流行歌曲」。
不過，1971年中國和美國改善關係之後，阿爾巴尼亞表示非常不滿，說中國「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
程映紅教授說：「中美關係解凍對於阿爾巴尼亞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阿爾巴尼亞很明顯就認為，中國向國際帝國主義妥協了。毛澤東死了以後，四人幫被抓起來以後，他們認為中共‘變修’已經變得非常明顯了。」
秘魯毛派武裝反鄧襲擊中國使館
至此，中阿分歧公開化，兩國的盟友關係徹底破裂。
還有一個「反目為仇」的事例也與文革有關。在1967年到1968年文革期間，秘魯共產黨的反政府武裝「光輝道路」的創建人古茲曼在北京受訓，極其崇拜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回到秘魯後，古茲曼分裂了秘魯共產黨，成為用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光輝道路」派的領導人。
1979年，華國鋒、汪東興和葉劍英聯手逮捕「四人幫」，「光輝道路」派在秘魯首都利馬街頭張貼出反對鄧小平的標語。在中國審判「四人幫」時，「光輝道路」游擊隊用手榴彈襲擊了中國大使官邸和中國大使館文化處，以示抗議。
停止輸出革命
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採取務實的做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正式放棄對各國共產黨反政府暴力活動的支持，中共的輸出革命才算劃上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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