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生
老邱44岁，从来没有出过国。2002年他出差，从青岛飞回北京，飞机在高空遇到猛烈气流，翅膀乱颤，急速下坠几百米，这让他患上了飞行恐惧症，心想，怎么能把命交给这么一坨儿钢铁。自那以后，他再没有坐过飞机，他爱上自驾游，开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学早年移居日本，总让他去日本玩，老邱说他喜欢日本，那里的生活精致细腻。他打听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邮轮置身大海好像比飞机更安全。他还喜欢足球，从1984年看过拉什的比赛之后，就是利物浦队的忠实球迷。“英国可能有很美的乡村景色吧。”他说，“不过，我还是害怕坐飞机，也许我能克服我的恐惧，真到有一天，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事情让我非坐飞机不可，我估计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线火车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开一个户头。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刚刚办理了香港移民，两人聊天，促发了老邱移民的念头。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需要坐飞机的地方暂时不予考虑，香港既然坐火车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办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个靠谱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绍一家地下钱庄，老邱在香港开户，回到大陆，往地下钱庄的一个大陆户头打人民币，地下钱庄同时往他的香港户头打港币，交易完毕，地下钱庄的大陆户头立刻注销，服务优良，收费合理，地下钱庄这样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进行。老邱赶上了一趟末班车，当时香港法律规定，在香港办理投资移民需要650万港元，可投资金融债券或房地产。很快，门槛就上升到1000万港元，不得投资房地产，必须买金融债券。老邱在北京有三处房产，卖掉一处，去香港买了一个40多平方米的单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楼，然后去律师楼签署文件。这个小小的办公间，买卖合同的文件足有10厘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记录着这块地从1893年以来的历次产权变迁，老邱要签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单。“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买卖参与到了历史当中，我看着合同里写着999年的权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记录的是100多年以来的产权，这让你非常踏实。”签约之后，老邱很快得到200万港元的租金收入，这个小单位他用不上，委托物业出租，租约7年。老邱喜欢香港的热闹繁华，那是有秩序的热闹繁华，这个长期租约带来的收入，让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处领取临时身份证，这个身份证要到7年之后才能换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证件，到那时才可领取香港护照。老邱说：“到入境处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个小时就办完手续，领到了身份证，之前我去咱们的出入境管理局，给我老婆、孩子办港澳通行证，就要去两次，我以为我能给我老婆代办通行证，到那里又被告知不可以，总之，我原来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准备就是去一次未必能办成事，至少要去两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产证。
老邱一家人可以随时去香港了，但他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像是买了一份保险，好像也没什么用，没准你还会骂，卖保险的人都是骗子，可你没一份保险还真不踏实。”老邱并不打算让儿子去香港上学，他参观各种国外教育展，想把儿子送美国去读高中。两年前，他给儿子办“小升初”，给北京海淀区三所中学的三个中间人各送出5万元现金：“现在谁还送礼啊，都是送现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后，没有人能保证说收了你的钱就能办成，办不成也不会退给你。”最终还是办成了一个，会吹小号的儿子以特长生身份进入了一所好中学，然后是分班，快班、慢班、实验班的名号把学生分出了等级。那些快班的学生说：“老师，您留的作业太少了，我们不够。”老邱在家长会上听到老师这样吹嘘，不免疑惑，学生不爱写作业，这几乎是天性，违背天性的事拿来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态。但让他下决心把孩子送走，是因为一次篮球赛。“有一回，我们几个家长带着各自的儿子聚会，一起打了场三对三篮球，结果这帮孩子的身体还不如我们这几个40多岁的人，跑不动。这一下我觉得坏了，学习好不好，在慢班还是快班，我可以忽视，但天天写作业，没时间玩，没时间锻炼身体，我觉得太可怕了。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能踢一场足球，每天都有时间玩。”那时老邱转了几个教育展，确定了一所美国的高中，每年的学费加生活费是5万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还好，去看了，就会被传染，就会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来谘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个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让我的孩子在一个没有那么强烈的等级观念、没有什么竞争压力的环境下读书。”
老邱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关村做生意，遵循游戏规则，没用几年就成为一个资产千万级别的小业主。他说：“我觉得，赚到钱只是我运气好，这钱来得快，我担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该捐款就捐款，该给员工的保障都给，让大家都过得好一点儿。可那种不安全感始终伴随着我，咱们的税收制度设计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没问题，一查你，你就有问题，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么吁求，他从经济上就能查出你的马脚”。
刘太太和罗太太
刘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国有投资银行工作，那里的雇员分成两类：“一类是我先生这样的，天天忙业务，另一类人不忙，就在公司里坐着，但有他们在，公司才会有业务。”我见到刘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刚从英国回来探亲的罗太太在北京蓝色港湾一家酒吧闲聊，两位太太坐在一起，说的话又琐碎又家常。
罗太太结婚那年已经34岁，她的丈夫是一个美国人，两人的手续要在民政部门的涉外婚姻登记处完成。登记那天，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问罗女士：“这是你第一次结婚吗？”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后，工作人员感叹一句：“这么大岁数还能找个外国人，还找了个不错的呀。”罗女士说她当时脑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岁了还能找到个不错的。随即意识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罗太太的闺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办结婚登记，闺蜜的那位美国丈夫年纪稍大，工作人员问：“你和他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你父母同意吗？”这位闺蜜已经30岁，不知道登记处的大姐为什么要这样问。罗太太带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办完登记手续，给工作人员送点儿喜糖，可几句问话之后，她那位略懂一点儿中文的美国丈夫对她说：“不要给他们糖，这袋糖我们带回去。”手续办完，罗太太及其闺蜜，连同她们的美国丈夫，两对新人在婚姻登记处门口合影，罗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没有送出去的喜糖。
说起8年前婚姻登记处的那一幕，罗太太问：“你说，哪种逻辑是正常的？婚姻登记处那几位大姐，她们以为嫁给一个外国人，就跟捡到个便宜似的，她们的处世逻辑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思维？是正常的想法？我们遇到自己合适的人，去登记结婚，觉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们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变成这样，原本我们是正常的，结果变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处世哲学，反而是社会的主流，这是让人别扭的地方。”
罗太太的孩子现在都7岁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国，这次是罗太太自己回国来玩。罗太太、刘太太凑在一起，说起孩子就有没完没了的话。罗太太说，到了伦敦，第一件事是给孩子找寄宿制学校，伦敦顶级的一个女子学校，校园里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顿公学联谊，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进入牛津、剑桥，一年的学费是3.3万英镑。刘太太听了就说，哎呀，我刚打听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学，初中每年的学费是24万元，高中每年是27万元，这还不包括食宿，每天还是要回家吃饭，这样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学，还不如送孩子去伦敦上一所顶级的寄宿学校呢。她接着算账：“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面，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贵的是1200日元，这都是那种纯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拉面啊，你再看看那个味千拉面的价格。在北京买房子，或者享受别的什么服务，那价格跟在国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国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东西绝对要好很多。”
罗太太的孩子出生时，办了一本中国护照，母亲是中国人，自然可以办理中国护照，可父亲是美国人，又去美国大使馆给孩子领了一本美国护照，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说，但小家伙有两本护照——那本空白的美国护照在中国没什么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国，必须去补办一张旅游证件，可这本美国护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这就是身份的吊诡处。刘太太对这些早有研究，她怀上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曾经详细探讨过这种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国，让他领一本美国护照再回来。可随即打听到，父母双方都是中国人，抱着一个拿了美国护照的孩子回来，在海关多半会被羞辱一番：孩子那个美国护照不予承认，还是要去办个旅游证才能入关。刘太太的一位闺蜜曾经遭遇这样的麻烦，生了个孩子领了个美国护照，却发现在中国生活，那护照还不如一个北京户口好使，于是又去办理北京户口。户籍管理者说，那边注销美国护照，这边才能上北京户口，她去把美国护照注销了，可这边的北京户口还没能办好。刘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办理准生证等手续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办，户口这些事本来就够麻烦，不愿意再加上护照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所以踏踏实实把第二个孩子在祖国大陆生下来，一儿一女，按部就班地开始办理移民香港的手续。说起孩子的身份问题，罗太太那边又燃起怒火：“我怀孕的时候，就为我们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谘询，到谘询处我就说，我和一个美国人结了婚，现在我怀孕了。那位警官没等我说完，就来了一句，你怀孕了去医院啊，找我们干嘛？我当时就急了，破口大骂。你说，我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良家妇女，只要跟咱们的政府部门、物业等服务部门打一回交道，我就能变成一个泼妇，这太他妈神奇了。”
刘太太的大女儿在北京一家俬立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8万多元，排队等着入园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儿园有一点点宗教背景，不接受赞助费，有班车，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条件的攀比。刘太太考察过好几家幼儿园，有些幼儿园硬件条件更为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闺女在那里呆上两年，就会变成一个“泼妇”。进了现在这个幼儿园，刘太太又担心自己的孩子未来和“主流社会”接不上轨：“现在这个幼儿园，总教育孩子，快乐是做正确事情的结果，快乐是要帮助别人。可有一次，我带着她在我们家楼下玩转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拣皮球，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这时候，旁边一个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个小孩子的奶奶就占住座位说，你去拣球，奶奶给你占着座儿。我就不愿意以后我的孩子要去跟别人抢座儿，我还得给他占座儿。我宁愿把他送到英国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剑桥，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时候那样子——上下学自己去，走几条马路就到学校，遇见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长去接，路上没那么多汽车，汽车知道避让行人，不用给老师送礼拍马屁，就这么简单。”
说话间，罗太太去了趟洗手间又转了回来，打量一下酒吧里消遣的一帮中年男子，小声说道：“听说现在国内又流行红酒加牛奶了？这种喝法真是新鲜啊，你要是在英国，听说国内流行红酒加牛奶，一定觉得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国内，边上真有人喝红酒加牛奶，你就有点儿抓狂。所以咱们还是保持一点儿距离好，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啊，可我真没听说哪里流行红酒加牛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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